南朝文學

西晉以來，高門世族不僅壟斷經濟和政治，同時也壟斷文化。東晉渡江之後，南北政權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局面。劉宋初年開始，江南地區的農業、手工業都有很大發展，商業和城市隨之興盛。物力富饒，為高門世族優遊於文藝之林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

文化素養是門第的標誌和點綴。東晉時代表示高雅的玄理清談，在南朝流風未沫，但上層社會的注意力卻更多地轉到詩文創作上。世族以一門能文、“文才相繼”（《南史·王筠傳》）而自豪。掌握最高統治權的帝王，因為並非出身望族，竭力追蹤風氣，除了自己從事文學活動以外，又倡導獎勵，不遺餘力。南朝不止一次出現帝王和文人爭勝以至嫉妒文人的事例，正可以說明他們對文學的重視。《南史·文學傳》說：“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鍾嶸《詩品序》說：“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這都可以說明當時上層社會重視文學創作和文壇的繁榮情況。

南朝文學的根本缺陷，是在作品中幾乎看不到對於社會矛盾和人民生活的反映，也較少看到作家在政治上失意的牢騷。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政治形勢的動蕩、作家生活的優裕和思想的消沉。南朝170年間，王朝四易；一代之中，統治階級內部的爭鬥殘殺也十分驚人。政治上的動亂和迫害，可以使作家激憤，也可以使作家放蕩或者韜晦。謝靈運桀驁不馴，招致殺身之禍；江淹晚年“才盡”，未必與齊明帝的猜忌殘忍無關。南朝文士大多選擇后一條道路。同時，他們幾乎全是世族子弟、在職官僚，膏粱紈絝的生活和門閥制度的種種約束，又造成了他們和廣闊的社會處於隔絕狀態，精神狀態空虛萎靡乃至低下。這樣，他們當然難於寫出內容充實的作品。綜觀這一時代的文學，描寫自然景物、男女愛情、朋友交誼的作品中不乏感情真摯和語言清新的佳作，但大量出現於詩文集中的是那些飲宴、應酬、詠物的作品，等而下之的就是艷體詩。這種現象還禍延樂府民歌。今存的南朝樂府民歌十之八九是情歌，儘管坦率而健康，但比起漢樂府和北朝樂府來，反映的社會生活面要狹窄得多，其原因也應當是搜錄整理者摒棄了怨刺之音，只收錄那些可以滿足上層人士聲色之娛的作品。

創作活動受到空前的重視，作品的社會功能又日見其廣，高門世族的自我標榜、互相欣賞，寒士的進取仕進，都離不開文學。為了掩飾內容的貧乏，作家們就在形式上銳意潛心，力求精美。自晉代以來，士族的生活情趣和審美標準偏重於辭藻華美、聲律和諧、隸事精當、屬對工切這些形式方面。《文心雕龍·明詩》說：“晉世群才，稍入輕綺。”輕可以指內容的單薄空虛，綺應當指形式上雕文織采、側艷華麗。這種輕綺之風，從陸機、潘岳發端，到南朝已成為文學的時代風貌。

詩歌和駢文是南朝文學的兩種主要形式。劉宋前期，最為突出的作家是鮑照。他的樂府詩風格強勁奔放，充滿了憤懣不平，大異於南朝的其他作品。謝靈運是優秀的詩人，胎息於玄言詩母體中的山水詩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出現，一掃東晉詩壇上窒息沉悶的空氣。這一題材同時也進入駢文，產生過不少精緻清新的作品。刻意追求形式美、鋪陳辭藻、羅列典故的作風在謝靈運和顏延之的作品中有所發展，開啟了“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詩品序》）的風氣。降及齊梁，山水的題材擴展而及於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物象。梁代又出現了宮體詩，在藝術上更加講究調聲選色、數典屬對，加之詩歌格律逐漸成型，所以作品就更加規整工麗。比較突出的作家有謝、沈約、江淹、何遜、吳均，他們的優秀作品，雖然不脫藻繪，卻給人以新鮮明麗的感受。駢文和賦的發展與詩歌相應，但由於文的應用範圍比詩歌廣大，除了詩歌中常見的題材以外，還可以看到家國之悲、窮通之感和對世態的諷刺。梁代後期以迄陳代，文風中的不良傾向變本加厲，詩文作家僅徐陵和陰鏗還有一些比較好的作品。

文學批評在南朝時代有充分的發展。隨著文學創作的繁榮，對於文學體制的辨析和文學性質的探討更加系統和深入。文筆之辨反映了當時對文學創作的認識和要求，永明聲律論總結了漢語聲韻在韻文中構成美感的運用規律，對當時的新體詩和後世律詩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文學批評史上劃時代的巨著，系統完整，論述嚴密，全面地討論了文學創作中各方面的問題。鍾嶸的《詩品》則是一部重要的詩論專著，對五言詩的思想藝術標準、作家的流派和具體評價，都有許多精闢的意見。

南朝小說可以分為軼事和志怪兩類。軼事 小說的代表為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記錄了東漢至宋初高士名流的言行，雋美生動，不僅具有藝術價值，而且具有史料價值。志怪小說有劉義慶《幽明錄》、劉敬叔《苑》和吳均的《續齊諧記》。

南朝文學擺脫了哲學和倫理學的束縛而獨立發展，文化傳統的繼承、審美能力的提高、藝術技巧的積累以及創作中的各種問題的理論探索，都是這一時期文學繁榮的重要因素。形式的成熟雖然不能彌補內容的貧乏，但這種成熟又是文學發展史上一個不可缺少的階段，它為光輝燦爛的唐代文學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唐代許多有見識的作家尖銳地批判這一時期的創作傾向，同時又充分肯定一些優秀作家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