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塔·錫克

奧塔·錫克(Ota Sik，1919.9.11—22, 2004.8.22) 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經濟學家。奧塔·錫克1919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參與《資本論》捷文版的翻譯，曾為蘇聯模式的篤信者。

錫克·奧塔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經濟學家，1919年生於捷克斯洛伐克普里森市。錫克1932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1936—1940年參加反法西斯抵抗運動，1940年被德國佔領軍逮捕，關入集中營，二戰結束時，獲釋放。1947—1952年在布拉格政治社會科學大學學習，並參加了馬克思《資本論》捷文版的翻譯工作（1951—1952年）。1952—1958年擔任捷共中央黨校教授。1958年當選為捷共候補中央委員，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1962年任捷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併當選為捷共中央委員。1963—1968年任捷經濟改革委員會主席和政府副總理兼經濟部部長（1968年4月至9月）。1968年8月21日蘇軍侵捷時，錫克正在國外訪問，因無法回國而流亡瑞士。后在瑞士聖·加倫經濟社會大學任比較經濟學教授。

錫克是較早分析批判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弊病、較早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模式理論的經濟學家之一，有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經濟改革之父或設計師之稱。他的經濟理論的特點在於：一方面全面地審查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偏離，“批判”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簡單化、教條化的理解及其對實踐的危害。另一方面，他又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中有待於進一步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中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是不符合未來社會發展要求的，但它決不會被蘇聯式的計劃體制模式所代替；對於工業發達國家來說必須探索一條非資本主義的，也非蘇聯式的道路，即第三條道路。

捷克著名經濟學家奧塔·錫克曾專門探討過對壟斷者徵收壟斷利潤稅的問題。奧塔·錫克在區分微觀壟斷與宏觀壟斷這對概念的基礎上，提出壟斷利潤率是宏觀壟斷的決定性標誌，而國

民經濟利潤率又是核實壟斷利潤率的一個決定性的標準。凡是根據不斷核實利潤率確定某企業連續三年在利潤率方面超過上限的情況下，壟斷利潤稅（或壟斷稅）就自動發揮作用。壟斷利潤稅的職能就是在若干年內使壟斷利潤率降到國民經濟利潤率的水平，一旦降到國民經濟利潤率水平，徵收就自動停止。因此，比起強行分拆壟斷者、對壟斷者實行嚴格的政府管制等做法，壟斷利潤稅不失為一種較好的解決辦法，因為這種手段在處罰了壟斷結構下的壟斷行為的同時，仍保持了由生產技術特點所要求的大規模生產組織的優越性。

計劃性市場經濟模式，亦稱“錫克模式”，該模式是由前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總結提出的。錫克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的微觀平衡應由市場機制來解決，只有宏觀經濟平衡才應由政府制定有約束力的國民收入分配計劃來實現。錫克提出的“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模式

的全部細節在他的著作《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一書中展開。作為捷克經濟改革設計師的錫克先後發表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貨幣關係》和《社會主義的計劃與市場》。他在分析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弊端之後，描述了一種被稱為“社會主義的計劃性市場經濟”模式。

錫克打破了“計劃必須直接控制生產”的信條，指出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必要性，並從理論上作了深入論證。在《第三條道路》中，他指出：“單靠市場或單靠沒有市場的國民經濟計劃都不能保證經濟的有效和符合社會長遠利益的發展。”（O.錫克：《第三條道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頁）錫克認為，計劃和市場有機結合意味著兩者的相互滲透。一方面，市場信息應成為計劃制定的依據和執行的標準；另一方面，計劃不僅要為市場規定方向，而且還要對市場施加影響，以克服市場的盲目性。他區分了國民經濟中的微觀平衡與宏觀平衡后指出，微觀平衡是指產品的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的平衡，這些平衡應由市場價格機制來解決；宏觀平衡是指國民經濟各部門，首先是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平衡，須通過有約束力的國民收入分配計劃來實現。錫克認為，通過對國民收入分配過程的有計劃控制，國家便可實現總供求的大體平衡，這樣既能保持經濟運行的計劃性，限制市場的自發性，克服宏觀上的紊亂現象，又能使價格機制的作用得到充分自由的發揮，從而形成有效的社會主義計劃性市場經濟。

錫克模式的主要原則：

第一，客觀經濟分配計劃，這是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

第二，企業的獨立性。企業是作為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商品生產者出現在市場上，它們根據市場上的價格情況自行作出生產和投資的決策，參加競爭。這裡就有一個所有制的問題。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把國家所有制看成是所有制的最高形式，並把國有化看成是社會主義經濟走向成熟的表現。毫無疑問，國家所有制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相聯繫的，隨著那種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矛盾，這種觀念也動搖了。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建立了自治社會主義的模式，從而奠定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的實踐基礎。之後，許多經濟學家從理論上論證了社會所有制的客觀必然性（例如愛·卡德爾、弗·布魯斯、本·沃德等）。錫克在一九八一年訪華期間說，他傾向於社會所有制，也即集體所有制。他指出，有的國家的經濟之所以出現困難，其癥結不在於社會所有制，而在於取消了宏觀經濟分配計劃，排斥了社會對企業必要的干預。

第三，市場的完善化。毫無疑問，社會主義經濟中必須引入真正的市場機制。但是絕不能照搬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的市場機制。錫克指出，市場仍有很大的局限性：1.市場今天不是，過去也從來不是一個完善的市場，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後期，它表現出由於壟斷而造成的嚴重不平等的缺點；2.市場本身不能說明市場的未來發展，市場反映的只是在過去的生產和分配基礎上出現的需求結構。對此，錫克提出市場機制完善化的兩大對策：反壟斷和加強市場透明度。錫克高度重視買方市場的重要性，指出這是市場機制發揮積極作用的一個必要條件，錫克設想了幾種反壟斷的措施。對於加強市場的透明度，錫克指出，社會主義企業的經營活動已不成為秘密，銀行在社會簿記方面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同時預測工作也應成為減少市場盲目性的一個重要手段。

作為理論模式，錫克的設想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一致的，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特別是關於企業獨立性與所有制問題和宏觀經濟分配計劃問題。一九七二年，錫克在西德出版了他著名的《第三條道路》一書。在這本書里，錫克指出，集中化的經濟體制一個必然的後果是政治上的專制，僅僅從個人崇拜上找原因而不分析體制的內在弊病，是簡單化的做法，無助於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

錫克的主要理論貢獻在於對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的理論分析。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是社會主義經濟改革中的重大問題。錫克在此問題的理論建樹對於1960年代的東歐經濟改革起了推動作用。

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

錫克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發展的有目的的性質，首先是通過經

濟活動（生產、交換、分配等活動）的計劃化來保證的。錫克指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兩個特點：一是作為社會全體成員基本利益一致的表現的全部經濟活動是通過全社會的計劃加以控制和管理的，二是可以預測出主要經濟活動的基本有聯繫，從而也就有條件使計劃和隨之而來的實際經濟活動基本上達到協調。錫克對斯大林的所謂“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提出了批評，認為這對社會主義計劃的看法過於簡單化。他指出了社會主義計劃的一些基本規律：

⒈社會生產必須保證使用價值（具有一定具體效用的物質財富）的不斷擴大和發展，不僅從質上滿足存在於社會之中的需求，而且通過新產品不斷引起新的需求，從而保證社會不斷提高消費水平(使用價值進化規律）。

⒉社會生產的發展必須保證各個種類的使用價值總是按照經濟比例進行生產。這就是說，現有的使用價值的生產量必須同對於這種使用價值的需求（由分配過程所決定）相適應（比例性規律）。

⒊社會生產的發展必須保證在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充分利用並擴大社會的一切生產資源的情況下生產使用價值（節約時間規律）。

⒋社會生產最終必須為非生產消費及其增長服務，而不應當為生產而生產。這也決定了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的具體比例（再生產規律）。

錫克把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計劃性的特殊本質作了如下概括：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計劃性，就是在整個國民經濟的範圍內，在考慮到一切基本的、內在的經濟聯繫的條件下，對各種經濟活動的發展作出某種全社會的、有目的的規定，並且要做到使計劃中的經濟活動同這種活動的未來的實際發展始終保持一致。

社會主義市場關係的必要性

社會主義經濟並不能保證具體耗費的勞動就是與社會必要勞動。造成這一現象有以下兩個原因。

1、信息問題

在不斷變動的經濟條件下很難認識所有具體的經濟聯繫以及受這種聯繫制約的具體勞動形式。社會主義經濟在信息收集、傳輸和處理上存在許多困難。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⑴ 社會生產的內部聯繫十分複雜，當需要決定以什麼方式、多長時間等生產什麼樣的使用價值時，必須了解生產的各種技術問題，分工和勞動協作的可能性，通過生產要素的其他可能的結合而取代某些使用價值的消費和生產的可能性。而一個中央機關不可能對這一切進行面面俱到的管理。

⑵ 各個管理機關之間的聯繫不可能很完善，它們會在獲得信息、相互聯繫、信息分類和信息傳輸等方面遇到困難。

⑶信息處理上較為原始，社會主義生產的組織必然會遇到許多困難。

2、利益問題

錫克認為，一定的利益矛盾作為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某種特徵仍然存在，這些矛盾成為了實現社會必要勞動耗費的障礙。這些矛盾在生產力發展的當前無法克服。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具體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的矛盾。行政管理體制下的計劃指標體制把管理部門的注意力集中在生產發展的數量方面，而忽視了生產的質的內容和使用價值的發展。在舊的行政管理體制下，每個企業會集中力量完成或超額完成年度計劃任務(總產值、商品產值、凈產值、按勞動力計算的總產值），並且避開一切可能危及計劃完成或給計劃完成帶來困難的活動，也就是避開技術革新、改進產品和生產新產品等。由於企業不可能僅僅依靠中央計劃來作出最佳生產決策，因此必須創造各種經濟條件，以便使企業對最佳的生產決策產生足夠的興趣。由於在現存的勞動和消費條件下生產者和消費者還存在著客觀上相對立的利益，所以企業的決策必須不斷地和直接地通過消費得到修正。如果沒有一定的、特殊的經濟關係對人們發生影響，那麼一方面會出現盡量花費少量簡單易行的勞動而不去繼續發展勞動（從數量上和質量上）的傾向，另一方面會出現儘可能消費和追求更新的、更好的和不斷變化的使用價值的傾向。而社會主義商品貨幣關係使作為生產者的利益和作為消費者的利益不斷相互反應，並直接相互平衡，因而有助於達到某種社會必要的勞動耗費。社會主義商品關係是解決具體耗費的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之間矛盾的必要形式。

市場之所以不能被取代不僅是因為在技術上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困難，而且還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企業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利益矛盾。沒有市場，就不能保證企業有社會所需要的微觀生產結構，企業就不能靈活地根據需求的變化進行生產、積極主動地改進質量和生產新產品、最經濟地利用生產要素、最大困難地提高生產率和最有效地進行投資等。沒有市場，不僅自發的機制將消失，而且計劃和監督結構也不可能弄清具體的需求，不可能最有效和最靈活地組織生產，從而也就不可能具體地反映社會利益和保證社會利益的實現。

市場的局限性

錫克在肯定市場關係在社會主義經濟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時，指出了市場的局限性。

第一、市場從來就不是完善的市場。在資本主義發展後期，市場的壟斷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和其他的缺陷。

第二、市場本身並不能單獨說明市場未來的發展。市場所反映的只是在過去的生產和分配基礎上出現的需求結構，市場不能說明將來的生產結構、生產方法、生產費用、生產價格、貿易情況以及需求結構等。

第三、市場本身不能防止那些經常出現的、對社會再生產有很大危害的干擾，特別是對宏觀經濟再生產的干擾。

第四、今天的市場已不能單獨影響社會某些重要需求的發展以及迫使生產結構作相應的改變。自發的市場具有下列傾向：重複產生現有的生產和消費結構，造成不必要的浪費，而其他的社會需要如教育、文化、醫療、市政建設和環境保護等則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

社會主義計劃與市場的結合

錫克強調，在長期形成的勞動性質和勞動分工的條件下，沒有市場就不能保證高度有效的經濟發展。然而生產結構的改變服從於社會的需要和利益則要求對經濟發展實行宏觀經濟的有計劃調節，包括對市場發展的有計劃地施加影響。只有計劃和市場的結合，才能保證經濟的有效發展。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市場將繼續作為一個不可替代的衡量經濟有效發展的尺度，作為一種迫使社會進行有效生產的機制，作為糾正計劃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缺點的因素而繼續發揮作用。

錫克認為，計劃與市場的結合意味著對市場自發性的限制，意味著社會有意識地對宏觀發展進行調節。社會可以通過計劃影響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通過國家的經濟政策（首先是收入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需求發展，通過反壟斷政策來調整市場的範圍、基本結構、發展速度以及它對社會經濟的作用，使之有利於生產者和非生產者的長遠利益。

針對經濟中存在的兩類不平衡即微觀不平衡和宏觀不平衡，錫克指出了計劃和市場的不同功能。微觀不平衡是指在消費品生產和生產資料生產各部類內部，有些產品生產過剩，有些產品生產不足。這種不平衡是由於需求結構的變化引起的，因而在市場上很快會得到反映並可以通過市場機製得到克服。宏觀不平衡是指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之間的不協調，即生產資料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消費資料的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的不協調引起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主要是由於收入分配的變化引起的。這種不平衡只能通過宏觀收入分配計劃，通過改變宏觀收入分配比例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來解決。錫克認為，在微觀經濟領域，社會主義依靠市場可以比依靠指令性計劃更好地實現微觀平衡，而在宏觀經濟領域，社會主義必須通過宏觀收入分配計劃來避免宏觀的紊亂。

錫克作為經濟學家直接參與了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經濟改革計劃的設計。以錫克為首的經濟改革委員會曾提出了經濟改革的構想：以方向性計劃取代指令性計劃，企業對生產和投資有更大的決策權；逐步向市場機制過渡；企業職工的收入與市場上實現的經營成果發生聯繫。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改革中道夭折，錫克失去了將其改革構想付諸實踐的機會。雖然如此，錫克關於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主張在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史上具有永恆的價值。

東歐經濟學家對於經濟改革的理論探索應當說是東歐經濟改革的先聲，他們的思想在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他們在蘇聯模式被視為唯一可行的經濟模式的環境下，對於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提出了挑戰，指出了中央計劃經濟的內在弊端，並開始探討對蘇聯式計劃經濟進行改革的可能性。他們的思想猶如一股清風，為僵化和教條的東歐思想界帶來了新的氣息，促進了思想的解放，推動了東歐的經濟改革。迄今為止，研究比較經濟體制和轉軌經濟的學者仍可從他們的著作中感受他們思想中的犀利和睿智。

奧塔·錫克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撰寫了大量著作。

他的主要著作有：

⒈ 《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1958年）

⒉ 《經濟-利益-政治》（1962年）

⒊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和貨幣關係問題》（1962年）

⒋ 《社會主義的計劃和市場》（1965年）

⒌ 《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改革》（1969年）

⒍ 《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1971年）和《第三條道路》（1972年）

東歐關於社會主義改革理論被介紹到中國來，其中又以三個人的理論最為

中國人關註：一是蘭格、二是布魯斯、三是奧塔·錫克。蘭格——布魯斯——錫克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在公有制的基礎上通過價格機制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其理念型模式是強調由計劃中心通過不斷地調節價格來實現這一點。其現實型模式是在實行物質刺激制度（包括勞動者的獎金制和經營者的承包制）的基礎上，通過向生產單位放權（放權到極端就是實行生產單位的工人自治），讓其根據由市場形成的價格自主決定投入和產出。這極大地緩解了計劃中心的信息和決策負擔，通過市場形成的價格信號來指揮生產單位和家庭的供求，能避免集權模式中的資源誤置和各種失衡現象，有助於實現既定資源的優化配置。1981年3-4月，奧塔·錫克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來訪來華訪問，在北京和上海作了7次報告，介紹捷克的經濟改革和“布拉格之春”的始末。並同中國經濟學家進行了討論。

奧塔·錫克的理論認為，蘇聯式體制的主要特徵是採取行政管理方法，下達命令性計劃指標、對物資統一分配、在計劃經濟中排斥市場機制。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條件下計劃和市場相結合的理論，並根據這個理論提出了捷克經濟改革方案。計劃性市場經濟模式，亦稱“錫克模式”。他的這些思想對中國經濟學界和中央決策層探索改革的目標模式，起了直接的啟示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