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正世

《管子》是一部記錄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齊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學派的言行事迹的書籍。大約成書於戰國(前475～前221)時代至秦漢時期。劉向編定《管子》時共86篇﹐今本實存76篇﹐其餘10篇僅存目錄。

管仲（公元前723年-約公元前645年）漢族，名夷吾，字仲，又稱敬仲，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潁上(今安徽潁上)人。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后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被稱為“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管仲的言論見於《國語 齊語》，另有《管子》一書傳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

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毋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故賞必足以使，威必足以勝，然後下從。

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跡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儘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

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古時想要匡正當世調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國家的政情，調查國家的事務，了解人民的習俗，查明治亂根源與得失所在，然後著手進行。這樣，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貫徹。

大概人民不團結，國家不安定，過失不在君主，就在下邊。假如君主不講求治國原則而倒行逆施，刑殺不堅持依理行事，重收賦稅，枯竭民財，急征徭役，疲睏民力，那麼民財枯竭就不免發生侵奪；民力疲睏就不免怠情輕慢。人民已經到了侵奪、惰慢的地步，再用刑法來懲罰，那就是刑罰越重，禍亂越起。人民陷入勞苦和窮困，就無視禁令和刑罪了，這就叫作過失在於君主。過在君主而君主不改，萬民就無法依靠他安身立命了。如果君主對人民輕刑，寬政，薄稅而緩徵徭役，人民卻放縱行私而不聽從節制，取巧行詐，以力相爭，那麼過失就在下邊了。過在下邊，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糾正，那麼暴亂分子就不能制止，邪亂之事就不會停息。暴人不制服，邪亂不停息，則統治人民的君主，其勢力將受到損害，而權威日見下降。

所以，作為君主、最重要的是一個“勝”字。所謂勝，法度能成立，政令能貫徹，就叫做“勝”。由於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貫徹，群臣就守法盡職，百官也有法可依。“法度總是不利於惡人滋長的”，萬民會由此敦厚誠樸，安心農業而節儉勤勞。這樣，賞與罰就一定能夠起到推動與剋制的作用，然後下面就能服從統治了。

古時之所謂英明君主，並非僅只一人。他們立賞有薄有厚，行禁有輕重，做法不一定相同，但並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隨著時勢的發展而變化，依據人們風氣而行動的。人民急躁而行為邪僻，立賞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重。故聖人設厚賞不能算作過分，行重禁不能算作暴皮。賞薄則人們不以為利，禁輕則惡人無所恐懼。設立人們不以為利的輕賞，想要役使人們做事，則不肯儘力；規定人們不以為懼的輕禁，想要禁止人們作惡，則惡人不會平息。於是，頒布法令，人民也不會聽從了。所以，賞不足以令人激勵，士民就不會為君主出力；刑不足以使人畏懼，壞人就輕於違法犯禁。人民，畏於刑殺然後才能服從，得到好處然後才能聽用，被治理然後才走正路，安居樂業然後才平靜無事。如果盜賊不能鎮壓，邪亂不能禁止，強者劫持弱者，多數欺侮少數，這是天下所最憂慮、百姓所最害怕的。憂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們對君主就絕望了。

國家最大的利益莫過於安定，最大的危險莫過於動亂。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正因為他們能為天下興利除害。他們的所作所為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標是一致的。人民是貪利而性行急躁的，如果刑罰太輕，罪過不得舉發，這就是助長淫亂而有利於邪僻的行為。看起來有愛民之心，實際上正好是傷害人民。這兩者是不可不認真考慮的。

盜賊不能鎮壓，良民就生活不安；法禁不能建立，惡人就大量出現。所以行事最要緊的是解決當前急務，治國最可貴的是掌握緩急適中。管理過急則人民困迫，困迫則無所適從，無所適從則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管理過緩則人民放縱，放縱則淫邪，淫邪則行私，行私則背公，背公就難以使用了。所以，一個國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就是因為沒有得到這個“適中”。不得適中，措施就很難推行。所以治民的“適中”政策，是不可不認真體察的。所謂聖人，就是懂得治亂規律，深悉人事終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求有利於人民就完了。所以他確立這個“適中”政策的時候，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於今天，而是隨著時勢和國人風氣的發展而變化的。

統治人民的方法，莫貴於“勝”。只有保持這種“勝”，君主的一套制度才能確立；君主制度確立了，然後下面才可以服從；下面服從，教化才能夠開展而有成效。如果人民不是思想和行動都服從，就不可能用禮義的各種規則來教化他們。這一點是統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認真體察的。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