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葦

阿累，原名朱宗仁。1909 年1月7日出生於江蘇省漣水縣王集鄉的一個書香門第。祖父朱同壽，光緒丙子科舉人，選授靖江縣訓導。父親朱際雲，清廩貢生，對地方教育事業有很大建樹。

阿累從縣立小學畢業后，先後求學於金陵大學附屬中學、上海立達學院、同文書院，1930年6月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

1931 年“九一八”后，參加反帝大同盟。次年，參加“左翼劇聯”。8月，受中共派遣考進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一個中午，阿累在內山書店偶然遇見魯迅先生，這“一面”成了他一生中永恆的瞬間。

1933年，阿累因參加和領導賣票工人罷工而被捕，解往南京。1935年，由鄉賢鄭賓出面，請同鄉、國民黨要人顧祝同將阿累保釋。後來阿累赴馬來西亞，在吉隆坡尊孔學校教書，又因參加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被驅逐出境。1936年8月阿累回到上海，從事左翼文藝活動，同歐陽山主編《小說家》，和艾思奇辦《大家看》、《少年叢書》，為徐邁進選編國內外短篇小說 20餘冊。

1936年10月，文壇巨匠魯迅逝世，阿累與巴金、靳以、黃源、陳白塵、以群等組成治喪辦事處，參加籌備葬儀。他以“阿累”筆名，深情地寫下紀念魯迅的文章《一面》，又翻譯了史沫特萊的《魯迅是一把劍》。

皖南事變后，阿累到津浦路新四軍二師所在地參加抗日民主根據地工作，后調任蘇北新四軍政治部宣傳科長、《江淮日報》主編，不久，調任淮海行署秘書長。1943年3月，調任漣水縣縣長，兼任敵工部長和漣水中學 (當時叫淮海第一中學) 校長。這時，他叫朱一葦。1945年5月，他南渡浙西，任天北專署專員。不久，他又回到蘇南。他熟練掌握英語、日語，精通文學、歷史、哲學。他是作家、革命家、教育家。不平凡的革命經歷，練就了他的詼諧與樂觀。

他的一隻眼睛天生有些斜視，結髮妻子後來離他而去，他樂呵呵地調侃道：“我看她比我眼力還差，看不出我今後要當官，她能享福。其實像我這樣的眼睛，一點兒也不妨礙當官兒。”

1986年10月，為紀念魯迅逝世50周年，阿累以病重之軀寫下文章《回憶與紀念》。1987年1月8日，他走完 78 歲的人生歷程，在長沙病逝。

1936年為紀念魯迅逝世，阿累於10月寫了回憶性的文章《一面》，最初發表於黎烈文主編的《中流》半月刊，后被編入蘇教版初一下學期、人教版六年級上學期的語文課本第19課中和七年級下學期的語文課本第二課中。

阿累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1932年8月考進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作者寫作本文的原因：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逝世，舉國上下，人們用各種方式表達沉痛的悼念。阿累和魯迅僅見過“一面”，但魯迅的外貌和言行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於是能從小見大，表現出魯迅熱愛勞動人民和關懷進步青年的高尚品格，而阿累作為青年一代，期望踏著魯迅的足印繼續前進。

文章內容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車公司當賣票的。

一天中午，我趕到虹口公園去接班，天空正飛著牛毛細雨，六路車早班的最後一趟還沒回來——還要等半個鐘頭的樣子。心裡想：到內山書店去吧，在那裡躲一會兒雨，順便歇歇也好。因為接連一個禮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車上搖晃十一個鐘頭，已經使我困軟得象一團棉花了。

店裡空蕩蕩沒有一個顧客，只有店後面長檯子旁邊有兩個人用日本話在談笑。他們說得很快，聽不清說些什麼。有時忽然一陣大笑，像孩子一樣的天真。那笑聲里，彷彿帶著一點“非日本”的什麼東西；我向裡面望了一下——陰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個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國人，穿一件牙黃的長衫，嘴裡咬著一枝煙嘴，跟著那火光的一亮一亮，騰起一陣一陣煙霧。

我把帆布袋，夾剪，票板放在一個角落的地板上，開始翻南面一排社會科學雜書。翻了一會，覺得沒有什麼適意的，就踱到北面。

門外，細雨煙似地被秋風扭著卷著，不分方向地亂飛。店裡冷得象地窖一樣，冷氣從褲管里向上鑽。忽然，我看見架上橫排著一列中文的《毀滅》。《毀滅》？我記得一本什麼雜誌上介紹過，說是一本好書。看一下那書脊，赫然印著“魯迅譯”三個字，我便像得到了保證似地，立刻從書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後記（我讀魯迅先生的書，一向是這麼讀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開了：書沒有切邊。一個矮小而結實的日本中年人——內山老闆走了過來。 “先生，這本書多少錢？”對於同情中國的內山老闆，我總是帶著敬愛和感激叫“先生”的，雖然並沒有什麼根據。

他殷勤地點頭，嘴裡“Ha,ha,”著，接過書翻了翻底頁： “一塊四。”一杯冒著熱氣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著一身黃卡嘰布的工人制服，嵌著“ ConductorX X”藍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後腦勺上，平素看慣了西裝同胞的嘴臉，現在忽然受著這樣的優遇，簡直有點窘了起來。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個“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裡面只剩一塊多錢，那是我和一個同住的失業工友那幾天的飯費。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紅了臉說： “貴了。”

他沒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揚著眉毛，一半正經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書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張灰綠色厚布紋紙的封面： “哪裡貴？你看這紙……”

很厚的洋紙，印得很清楚，相當厚的一大本書。摸在手裡，有一種怪舒服的感覺。

“你買一本吧，這書是很好的。”

我真躊躇起來了；飯是不能不吃的，然而書也太好了，買一本放在床頭，交班回來，帶著那種軟綿綿的疲倦躺著看這麼幾十頁，該多好！我摩挲著那本書，捨不得丟開，也不說買，不買。

內山老闆大概這時看出點什麼苗頭，就笑著回頭對裡面說了一句日本話，原先和內山說話的那個老人咬著煙嘴走了出來。

他的面孔是黃裡帶白，瘦得教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髮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著。鬍鬚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

“你要買這本書？”他看了我一眼。那種正直而好心腸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親的撫摩，嚴肅和慈愛交綜著的撫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說。

他從架上扳下一本書來，版式紙張和《毀滅》一模一樣，只是厚一點點，封面上印著兩個八分體的字：《鐵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遞給我，小袖管緊包在腕子上： “你買這本書吧——這本比那一本好。”他是誰？對這樣一個平日被人輕視的工人那樣誠懇的勸告？我一進門的時候原就有點疑惑；現在更加疑惑了，雖然猜不出是誰，但自己斷定：一定是一個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價：一元八角！

“先生，我買不起，我的錢不夠……”我的話低得自己都聽不見了，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我低了頭——頭腦里轟隆轟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臉。我只聽見一個聲音在問我：

“一塊錢你有沒有？一塊錢！”

“有！”我抬起頭，頓時恢復了勇氣。

“我賣給你，兩本，一塊錢。”

什麼？我很驚異地望著他：黃裡帶白的臉，瘦得教人擔心；頭上直豎著寸把長的頭髮；牙黃羽紗的長衫；隸體“一”字似的鬍鬚；左手裡捏著一枝黃色煙嘴，安煙的一頭已經熏黑了。這時，我忽然記起哪本雜誌上的一段訪問記——

“哦！您，您就是——”

我結結巴巴的，歡喜得快要跳起來了。一定是他！不會錯，一定是他！那個名字在我的心裡亂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沒有把它蹦出來。

他微笑，默認地點了點頭，好像我心裡想就要說的，他已經統統知道了一樣。

這一來不會錯了，正是他！站在前進行列最前面的我們的同志，朋友，父親和師傅！憎惡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時光完全交給了我們，越老越頑強的戰士！我又仔細地看他的臉——瘦！我們這位寶貴的戰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給沒有休息的艱苦工作毀壞了。他帶著獎勵似的微笑，對我說明： “這書（指著《鐵流》）本來可以不要錢的，但是是曹先生的書，現在只收你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你的。”我費力地從里衫的袋裡（公司為防止我們“揩油”，衣衫上一隻袋都沒有縫）掏出那塊帶著體溫的銀元，放到他的手裡——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陣酸，像要哭出來。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書塞進帆布袋，背起便走出書店的門。

這事現在已經隔了四年；在這四年裡，我歷盡艱苦，受盡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緊了牙，哼都不哼一聲。就是在我被人隨意辱罵、踢打……的時候，我總是昂著頭。我對自己說：

“魯迅先生是同我們一起的！”

這樣我就更加堅強起來。

現在，先生是死了！我們不願恣情地悲痛，這還不是我們恣情悲痛的時候；我們也不願計算我們的損失，這是難於計算的；前面是一條路，先生沒有走完就倒下了，我們只有踏著他的血的足印，繼續前進。

在前進中，我不能自已，寫下了上面的話。

一九三六年十月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