黥刑

qíng xíng

黥刑又叫墨刑，就是在犯罪人的臉上刺字，然後塗上墨炭，表示犯罪的標誌，以後再也擦洗不掉。如秦末農民起義英雄之一的英布，曾因觸犯秦律被處以黥刑。因此《史記》中稱他為“黥布”，他的傳記就叫《黥布列傳》。中國古代在罪犯面部或額上刺刻后並塗以墨的刑罰（見五刑）。墨刑起源很早，甲骨卜辭中就有記載，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幹》中考證，卜辭中□字就是墨刑的會意字。

早在中國周代的五刑中，就出現了黥面刑，當時稱之為墨刑，施行的方法是在人的臉上或身體的其他部位刺字，然後塗上墨或別的顏料，使所刺的字成為永久性的記號。同劓、宮、刖、殺相比，墨刑顯然是最輕微的。但是，這種刑罰也要傷及皮肉甚至筋骨，而且施加於身體的明顯部位，無法掩飾，不僅給人造成肉體的痛苦，同時使人蒙受巨大的精神羞辱。

最初，墨刑的施行方法是用刀刻人的皮膚，然後在刻痕上塗墨。《尚書·呂刑》篇中“墨辟疑赦”一句后，孔安傳云：“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周禮。司刑》一節中“墨罪五百”一句話，鄭玄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窒瘡孔，令變色也。”《禮記·文王世子》篇注云，墨刑和劓、刖等刑一樣，“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國語·魯語》也曾說：“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墨刑為小刑，當是使用鑽或鑿為刑具。其它各書述及墨刑時都是說用刀刻。這些說明，墨刑在最初規定為刑罰的時候，施行時用刀，而不是後世才採用的針刺。人的面部神經是極其敏感的，犯人在被黥面時的疼痛之狀可想而知。由於傷口感染，有的犯人也會因黥面而致死。

從西周時起，墨刑的使用很普遍。周初刑法規定“墨罪五百”，即列舉應處以墨刑的罪狀有五百條之多。《尚書·呂刑》篇亦云：“墨罰之屬千。”可見，當時的刑罰是很嚴厲的，民眾稍有小過，就要被黥面。周代，奴隸主貴族常用黥面者作守門人。因為這些人的臉上帶有恥辱的標記，走到哪裡都會被認出來，所以他們一般都不會逃跑。而且，黥面者的四肢是健全的，不影響勞作。春秋戰國時，各國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各種苦役。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請焚燒《詩》、《書》等儒家書籍，規定說，如果命令下達之後三十天內不燒者，要“黥為城旦”。“城旦”，是一大早就起來修護城牆的苦役工。當時，“黥為城旦”成為一種比較固定的處罰犯人的措施，這樣的犯人遍布全國各地。秦末農民大起義的隊伍中，有許多是受到黥面之刑的囚徒。漢初被高祖劉邦封為淮南王的英布，年輕時也曾因小罪被黥面，因此，人們就把他的名字稱為黥布。

漢初刑法沿襲秦制，仍使用黥面之刑。《漢書·刑法志》規定“墨罪五百”，條款數目同周初一樣。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劉恆下詔廢除肉刑，規定將當受黥面之刑者“髡鉗為城旦舂”。意思是，男子應當黥面者，改為剃去頭髮、頸上戴著鐵制的刑具、去做為期四年的“城旦”苦役；女子應當黥面者，改為去做為期四年的舂米的苦役。此後直至漢末，黥面未再實行。但在漢代時，匈奴曾規定，漢朝的使節如果不以黥面，不得進入他們的單於所居住的穹廬。有一次，王鳥充任漢朝的使節，出使匈奴時就順從了他們的規矩，單於大喜，同意讓匈奴的太子到漢朝作人質，請求與漢和親。有人說，匈奴的這種規定是他們的一種習俗，只是用墨晝在臉上，象徵性地表示黥面，並非真的用刀刻割皮肉。這和作為刑罰的黥面當有所區別。

漢代以後，隨著某些肉刑的恢復，黥面也重新被採用。晉代規定，奴婢如果逃亡，抓回來之後要黥其兩眼上方，並加銅青色；如果第二次逃跑，再黥兩頰；第三次逃跑，黥兩眼下方。上述三處，施行時都要使黥痕長一寸五分，寬五分。這種黥痕可以深深印到人的骨頭上。唐代貞元年間，段成式的從兄經過一個叫黃坑的地方，他的隨從拾取死人的頭顱骨，打算用它配藥，看見一片骨頭上有「逃走奴」三個字的痕迹，色如淡墨。段成式判斷這是古時被黥面的人的頭骨，而且很可能就是晉代逃亡過的奴婢的遺骨。黥面之刑的殘酷性，由此可見一斑。

南朝泰始四年(468)，宋明帝劉彧頒行黥刑和刖刑的條律，規定對犯有劫竊官杖、傷害吏人等罪者，要依舊制論斬；若遇赦令，改為在犯人兩頰黥上“劫”字，同時割斷兩腳筋，發配邊遠軍州；若是五人一下結夥以暴力奪取他人財物者，也同樣處罰。梁天監元年(502)，梁武帝蕭衍又頒定黵面之刑。黵面的施行方法，大概不是用刀刻，而是用針刺。如果犯有搶劫罪應當斬首而遇赦者，要黵面為“劫”字。這種刑罰實行的時間不長，天監十四年(515)即予以廢除。

北宋時，黥面之刑一律改用針刺，因而又稱為黥刺。犯人的罪狀不同，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樣排列的形狀也有區別。凡是盜竊罪，要刺在耳朵後面；徒罪和流罪要刺在面頰上或額角，所刺的字排列成一個方塊；若為杖罪，所刺的字排列為圓形。凡是犯有重罪必須發配遠惡軍州的牢城營者，都要黥面，當時稱為刺配。北宋名臣狄青年輕時也曾被刺配，後來貴顯，仍保留著刺的印記，不願除掉它。直到南宋時，刺配的做法都是常見的。

遼代刑法也有黥刺，和北宋的施行方法相同，也是用針刺，但刺的位置不完全一樣。重熙二年(1033)，遼興宗耶律真宗規定，對判為徒刑的犯人，要刺在頸部。奴婢私自逃走被抓回，如果他她同時盜竊了主人的財物，主人不得黥刺其面，要刺在其頸或臂上。犯有盜竊罪的，第一次犯刺右臂，第二次犯刺左臂，第三次犯刺脖頸的右側，第四次犯刺脖頸的左側，如果第五次再犯，就要處死。遼代其他刑罰非常殘酷，唯獨黥面之刑比以前要寬大一些。

金代規定犯有盜竊罪且贓物在十貫以上五十貫以下者要處以徒刑，同時刺字於面部，贓物在五十貫以上者要處死。元代仿照宋、金的有關法律，對盜竊罪要予以刺字，並同時施加杖刑，刺的方法和杖的數目有非常細緻的條款，另外，對什麼情況下免刺、什麼情況下已經刺過仍要補刺等等，也有具體的規定。

明代關於黥刑的法律，與宋元大同小異，但使用的範圍要更狹窄一些。洪武三十年(1397)規定，謀反叛逆者的家屬及某些必須刺字的犯人予以刺字，其他各類犯人一律不再用宋代那種刺配的方法。另外，對於盜竊犯，初犯者要在右小臂上刺“盜竊”二字，再犯者刺左小臂，第三次犯者要處以絞刑。對於白晝搶劫他人財物者，要在右小臂上刺“搶奪”二字，如果再犯搶奪罪者，照例在右小臂上重刺。情節比較輕微的偷摸都無須刺字。明代的法律中對免刺、補刺也有明確的條文。

清代的黥刑主要施用於奴婢逃跑，而且常和鞭刑並用，稱為鞭刺。順治十一年(1654)，朝廷議准，對於逃亡的奴婢凡是七十歲以上、十三歲以下者要免於鞭刺。順治十三年(1656)又規定，犯盜竊罪者也要刺字。康熙四年(1665)規定，對逃亡的奴婢的刺字不再刺在面部，和盜竊罪一樣都刺小臂。第二年又下令說，如果逃亡者改刺小臂，這樣逃亡者越來越多，無法稽查，因此仍舊改為刺面。康熙十二年(1673)詔令，凡是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的逃亡者要免於鞭刺，如果是夫帶妻逃、或父帶女逃、或子帶母妹逃者，婦女免於鞭刺，如果是婦女單獨逃亡者不能免除。這樣的規定，說明清代奴婢的處境悲慘，而且逃亡現象嚴重，同時說明統治者對逃亡者的鎮壓也非常嚴厲。

縱觀各代實行黥刑的歷史，古時刀刻法的黥面變為宋、元、明、清的刺字，其殘酷的程度應該說是在逐漸減弱。

黥刑作為一種刑罰制度，同人類的刺面紋身的習俗有密切的關係。世界上各民族在人類社會的早期大都有刺面紋身的歷史，具體做法是用刀刻或針刺皮肉，和刑罰的黥面一樣，也必然有疼痛的感覺，因而它也具有一定的野蠻性和殘酷性。產生刺面紋身現象的社會因素和人類的心理因素比較複雜，主要的是由於原始的自我美化意識和圖騰崇拜意識的作用，刺面紋身者所雕刺的內容主要是人們喜愛的象徵美麗、勇敢或吉祥的文字和圖象。黥面之刑是將刺面紋身的殘酷性的一面加以發展，用作懲罰罪人的手段，它給罪人身體留下的是表示恥辱的標記，既給犯罪者造成精神的壓力，也對其他人起著警戒和震懾的作用。黥刑和刺面紋身的目的雖然不同，但它們都是人類社會早期階段共同的社會文化心態的反映。

黥面是指在臉上刺字刻紋，又稱黵面，面涅漢初名將英布，因黥面而稱黥布，但他在入軍之前就黥面。士兵黥面之制，始於唐朝末年，盛行與五代十國時期。直到南宋以前，許多士兵，還在額上，雙頰或手碗，臂膀等處刺字或雕鏤墨紋。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流行了300多年。唐末，藩鎮割據，爭戰不息。當時，背叛農民起義軍，投靠朝廷而成為主宰朝政的大軍閥朱溫，執行一種特別殘酷的軍紀， “凡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其結果是士卒“多亡逸，不敢歸”，面對部眾瓦解之勢，朱溫惱羞成怒，下令軍中士兵每人皆在臉上刻字，記上所在軍隊的稱號，並設立關卡檢驗盤查，凡潛逃軍士，一旦被執，就將以臉上的記號送原單位處死。即令是能逃回老家，因黥面為記，鄉里怕連坐也不敢收留。

另一軍閥劉仁恭，在對待士兵方面，卻和朱溫有相同的手段。劉屢被朱打敗，喪師減員嚴重，於是在唐天佑三年七月，規定在其控制地區盧龍鎮(治幽洲，今北京)境內。凡男子15歲以上，70以下都得當兵，當兵者都得在臉上刻，“定霸都”三字(都，在唐末五代期間軍隊的一種稱號)關佐則刺“一心事主”不刻在臉上而刻在手臂上。

中國至遲在春秋時期就有了黥刑。黥刑一般是刻紋，而不是刺字。漢文帝時一度廢除黥刑以剃光頭來代替這種刑法。南朝梁武帝時規定“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黥面為劫字”，把黥刑只當作輕刑而已。黥刑不僅官方有禁不絕，甚至私刑中也用。

黥面成為定製后，凡被招募入伍者，先要被察視體格是否強壯，動作是否敏捷，考選合格，臉上刺字后，才算有了軍籍。而應選入軍籍者，較多還是自願的。士卒有的更願黥面以示效命決心。唐末鄆洲(治今山東鄆城)軍閥朱瑾，為了對付朱溫的大舉進攻選募驍勇壯漢數百人入伍。黥雙雁於額，號稱“雁子都”。朱溫針鋒相對，臨戰前也招選亡命之徒組成一隊，取名“落雁都”。以其子朱漢賓為指揮者，得外號“朱落雁”。後周世宗柴榮即位后，於公元955年派兵攻后蜀，蜀軍迎戰者被黥面，呈斧形，號稱破柴都。斧能劈柴，柴與柴姓諧音，寓意必勝柴軍。

長期的黥面經驗積累，使人們逐漸掌握了刺字技巧和現字，褪字的方法。北宋樞密使狄青，當士兵時曾黥面，成為統兵大將后，仁宗皇帝甚為器重，要他敷藥以褪臉上的字，被狄青謝決。願以面涅與士兵共勉。他還“以酒灌面，使其文顯”。

南宋士兵刺字，常常作為驍勇的標誌，最著名的是八字軍。名將王彥率岳飛等將士7000多人大破金軍，后受挫退守太行山。王部將士為表示抗金決心，“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這支隊伍以刺字為榮，相互激勵，迅速發展到10多萬人。

黥面，後來逐漸發展為黥臂膀，黥手背。南宋隆興元年九月，孝宗“詔諸洲招募水手，於手上刺某州水軍字，以革冒代之弊”。軍士刺字又成了檢驗員額，管理部伍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