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經濟學

自教育產生以來，就和社會經濟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早在古代，中國和外國的一些學者就對教育和經濟的相互關係作過一些論述。但限於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教育對生產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太明顯，也不可能對教育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作出量的計算。

到了近代，隨著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發展，教育對改革生產技術、促進生產發展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從而引起了經濟學家對教育經濟效益問題的日益重視。

教育經濟學以教育在經濟增長和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支出的宏觀和微觀經濟效果作為研究對象。

70年代末以來，中國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者們對教育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了廣泛的探討。目前得出的較為一致的看法是：一方面，經濟增長本身要求教育部門輸送大批有一定技術文化水平的勞動者；另一方面，教育事業的發展始終是同一國的國力相適應的，經濟越發達越有可能提供較多的教育費用，促進教育的發展。

一國可能用於發展教育的經費多少，歸根結底要受本國財力所制約。只有在經濟持續增長，財政收入不斷擴大的基礎上，才能使教育經費的絕對額，以及教育經費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大。

教育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如下的關係，即單靠發展生產力，是不可能建成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結合的社會的。教育是培養人、造就人的事業，它既促進物質文明的發展，又促進精神文明的發展。無論是社會評價標準、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倫理關係，還是勞動者自身的發展，都離不開教育。

教育經濟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教育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出現。關於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教育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作用、教育對勞動生產率的作用等研究，使人們清晰和實證地認識到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屬性。70年代初出現的篩選理論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以及70年代末出現的教育的社會化理論，從不同側面對人力資本理論提出了挑戰和批判，同時豐富了教育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在現實生活中，由於20世紀60、70年代的教育投資沒有帶來預期的經濟繁榮，各國的教育投資熱情在80年代中期開始有所下 降，教育財政出現緊縮。儘管如此，人力資本理論在教育經濟學中的主導地位並沒有得到根本的動搖。人們對教育投資的社會經濟效益仍然予以高度的關注，這方面的研究繼續為人力資本理論提供著有力的支持。近年來，知識經濟的出現及其與教育的關係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高等教育系統作為創造知識、傳播知識和培養有知識的人才的發源地，其在知識經濟社會中所 起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視。

遠在教育經濟學形成之前，國內國外已有很多關於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係的思想。

在我國，先秦諸子即認識到發展教育是使經濟發展，國家富強的條件；很多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也都認識到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如孔子的“庶富教”的思想，說明了人口、經濟、教育三者之間的關係；顏元的“實學”“實行”的思想認為經濟是教育發展的基礎。在西歐，古希臘的柏拉圖也論述過教育對生產所起的作用。但是，由於當時生產力水平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低下，生產勞動還基本上處於簡單的體力勞動階段，知識和科學在生產中的應用還很少，因而人們也只是認識到教育和經濟之間的一些聯繫，但還不能充分認識到教育對經濟增長的重大意義，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教育經濟思想體系。

17世紀到19世紀初期間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產生並得到了發展，一些學者注意到了人的素質對生產力的影響，並根據勞動價值理論，對教育的經濟意義作了進一步的論述，提出了一些教育經濟思想。但由於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經濟學和教育學自身發展的限制，還不可能形成一門獨立的教育經濟學科。

其後近一百多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中包含了很多科學的教育經濟思想，對教育與經濟的關係作了一系列的論述，為馬克思主義教育經濟學的建立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近代我國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主要有古襟和楊賢江。古襟1934年發表《中國教育之經濟觀》，運用了經濟的觀點闡述教育問題，辯證地論述了教育和經濟的制約關係；楊賢江所著的《新教育大綱》論述了教育能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認為科學因實用而生，而進步。西方學者主要有大衛·李嘉圖和馬歇爾等。大衛·李嘉圖提出教育投資的基本思想，馬歇爾提出生產要素包括教育，教育要由國家投資等。眾多的教育經濟思想初步形成，這些教育經濟思想為以後教育經濟學的創建和發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礎。

任何一個學科的建立都不可能是憑空的，它都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人們主觀上產生了這種需要並具備滿足這種需要的客觀條件時，這個學科才會建立，教育經濟學也是這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科學技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並被廣泛應用在生產力方面上，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促進了世界範圍內的生產力水平的快速發展。人們日益認識到掌握科學技術在勞動生產中的重要性，人們對受教育的需要膨脹起來，因此教育在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漸成為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為教育經濟學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另一方面，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解開了剩餘因子之謎，發現了教育是剩餘因素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計量經濟學的發展也促進了教育經濟學的誕生。

上個世紀20年代，教育經濟學以獨立學科的形式最早出現在前蘇聯，它創建的標誌是前蘇聯著名經濟學家、科學院院士斯特魯米林1924年發表的《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一文，這是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經濟學論文。在該文中，斯特魯米林第一次計量了前蘇聯教育投資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和收益率。該文主要有兩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體力勞動與學校教育的關係，第二部分是腦力勞動與教育程度的關係。他提出教育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關係，學歷與勞動生產率成正比，與年齡相比教育程度對勞動生產率的作用比較持久，辦教育比搞建設的收益更大等觀點。斯特魯米林的這篇論文具有很高的價值，但在當時並未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幾十年後，人們才注意到它並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舒爾茨發表了題目為《人力資本投資》的就職演說，被認為是教育經濟學的獨立宣言。

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區別了以往物力資本的概念，提出了人的勞動能力也是一種資本，可以帶來收益。人力資本是推動國家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資本的收益比物力資本帶來的收益還要大。經濟要發展就要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又因為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源泉是教育，所以也要重視教育投資。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人力資本理論是教育經濟學產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論來源。

1962年英國經濟學家韋錐出版了《教育經濟學》一書，標誌著教育經濟學的產生。次年，國際經濟學學會召開年會，主題為“教育經濟學的問題”，會後會議發言被彙集成冊出版，這部論文集的出版，使社會上公認了教育經濟學的存在，為以後教育經濟學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0世紀60年代這一期間，美國的舒爾茨、貝克爾、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資本理論為理論基礎和核心內容的西方教育經濟學，在西方一直處於主導地位，被稱為“主流派”。

進入20世紀70年代，教育經濟學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國際學術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教育經濟學，世界各國湧現出一批研究教育經濟學的學者，有關教育經濟學的著作及論文層出不窮。

但是，就在教育經濟學傳播到世界各國的同時，西方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許多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受此影響，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把資金投入到教育，希望通過教育帶動經濟的復甦，但是並沒有取得成功。不景氣的經濟狀況與教育的不斷擴張發生矛盾，出現了種種人力資本理論不能揭示和解決的問題，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力資本理論的局限性並試圖擺脫它的束縛，採取新的方法分析教育與經濟的關係，這刺激了人力資本理論的新發展。

由此，一些有關教育經濟的新學說應運而生，影響較大的主要有三種：篩選假設理論、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和社會化理論，它們並稱為第二代人力資本理論。

篩選假設理論(又叫文憑理論)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和索羅等提出篩選理論，他們認為人力資本理論關於教育能提高人的認知能力，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的論斷是不正確的，教育的作用主要不在於提高人的認知水平，而是對具有不同能力的人進行篩選。“教育作為一種篩選裝置，它為僱主提供信號來幫助僱主識別不同能力的求職者，將他們安置到不同職業崗位。”

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

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是涉及教育與工資問題的研究，是20世紀70年代初期出現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多林格等。他們把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為勞動者提供大公司、大企業的工作，次要勞動力市場為勞動者提供小企業、小公司的工作。教育的作用不在於提高個人的知識技能，而在於它是決定個人是在主要勞動力市場，還是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工作。

社會化理論

社會化理論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在西方，它的創始人是鮑里斯和金梯斯。社會化理論是一種探討教育的社會化功能理論，它從教育的功能和結構方面來分析教育維持資本主義制度方面的功能。社會化理論認為教育的經濟功能源於它的社會功能，而教育的社會功能，遠比教育提高知識技能對經濟的影響更重要。上述這些理論在批評人力資本理論的同時，確實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和主張，但是，由於這些理論或缺乏證據的支持，或缺乏邏輯上的嚴密性，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所以最終未能獲得普遍的承認。

20世紀80年代以來，是教育經濟學不斷完善不斷成熟的時期。在研究方法上，更趨向於實證分析和個案分析。西方學者開始研究過度教育及其與生產率的關係問題。過度教育表現為知識失業和知識貶值，知識失業是指教育所培養的勞動力超過了社會需求，大量的學生畢業即失業。知識貶值是指受過較高教育的勞動者從事只需受過較低教育的勞動者就能勝任的工作，大材小用，資源浪費。西方的教育經濟學家認為教育與勞動生產率的關係並不必然是正向的。要使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教育結構與經濟結構相平衡，勞動者能夠找到滿意的工作，實現其職業願景，而不是勞動者所受教育的層次越高越好。

另外，20世紀80年代還出現了學校規模經濟研究。因為教育的經營需要運用各種資源，需要適當的經營規模，才能充分，發揮其效能，因此教育的經營必須依據規模經濟的原理、最優化原理和科學管理的方法，運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取得最佳的辦學經濟效益。教育規模經濟的形成是在保證一定教育質量前提下使學校資源獲得充分和適當的應用，否則就是不經濟。

20世紀末，西方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在廣度、深度上均有一定的發展。研究的內容和範圍也明顯拓展，出現了許多新的研究課題，如教育的生產、教育的需求以及教育的收支等。尤其對於教育和以信息為基礎的世界經濟、信息技術對教育生產的影響、教育成本等領域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人們引入經濟成本或機會成本的概念來分析教育成本。除了教育支出之外，機會成本這一概念注意到了人們在受教育過程中放棄的機會而帶來的成本。早期的研究趨向主要注重政府的教育成本研究，進入90年代以後則十分重視私人成本的研究。

另外，國際性的研究組織與機構不斷增加，許多國家設立了專題性研究組織、學會和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了國際教育計劃研究所，重點研究教育結構與職業結構的關係；一些大學也設立了教育經濟學研究所等，並在大學里開設了教育經濟學課程。

在計算方法研究方面，數量化、定量化以及數學模型設計等計算方法被廣泛重視，並且著有計算方法方面的專著，如《教育的經濟計量模式》等。

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

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有：教育與經濟的關係的表現形式及規律性；教育的投資方向及內部結構；教育領域中勞動的特點與分配原則；教育投資的經濟效果；教育經濟學的方法論等。

研究對象和方法

馬克思主義教育經濟學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方法論基礎，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闡述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原理和規律。同時，它根據設定的前提，運用數量分析方法，對數據資料進行計算、分析，檢驗有關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和預測這一關係的變動趨勢。

中國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成果，教育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如下的關係，即一方面，經濟越發達，越有可能提供較多的教育費用，促進教育的發展。教育和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如下的關係，即單靠發展生產力，是不可能建成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結合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是培養人、造就人的事業，它既促進物質文明的發展，又促進精神文明的發展。無論是政治思想、社會評價標準、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倫理關係，還是勞動者自身的發展，都離不開教育。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教育的發達與否，教育質量的高低，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社會的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並影響到二者相結合的程度。

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需要漫長的過程

教育經濟學從古代教育經濟思想的萌芽到20世紀 50年代教育經濟學的形成再到當今教育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大約兩個多世紀的時間，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實任何一個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知識的建構和社會的認可，這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教育經濟學與教育學和經濟學相互制約

教育經濟學是一門邊緣性交叉學科，它既有經濟學的部分又有教育學的部分，它的發展與這兩門學科的發展密不可分。縱觀教育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教育經濟學的每一個時期的發展都是在經濟學或教育學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受經濟學和教育學的制約，反過來又促進經濟學和教育學的發展。

教育經濟學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相聯繫

一門學科的成立需要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為依託，什麼樣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思想和理論。古代生產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低下，制約著教育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教育經濟關係的認識也是粗淺的、不成熟的，只能停留在萌芽階段；二是19世紀50～ 60年代由於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人們開始重視科技在生產當中的應用，所以產生了對教育的需要，這樣的社會背景促進了教育經濟學的創立；70年代至今社會的發展迎來了新的時代，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教育經濟學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完善不斷發展。

由教育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任何一門學科的形成和發展都需要經過漫長的歷程，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認識程度的不斷提高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他們在理論上不斷補充，在實踐上應用於社會並解決問題，一門學科的發展過程就是它自身不斷完善的過程。教育經濟學從創立發展至今，也在不斷的修正。社會在發展，還會出現很多新的問題，教育經濟學也會隨之不斷的發展和豐富下去。

教育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

教育經濟學研究在20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曾出現過萌芽，但由於後來連年的戰爭，教育經濟學並沒 有在當時的基礎上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普遍的觀點認為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對其系統的介紹和專門的研究在中國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 80年代初。

隨著中國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發展，其研究分支也開始出現。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按照考察的層面和角度，教育經濟學可分為宏觀的、微觀的、結構的、制度的四個研究方面。宏觀的教育經濟學著重分析教育與宏觀經濟運行的關係、教育與國民生產總值的關係、教育投資與財政收支的關係。微觀的教育經濟學研究著重運用教育投資的投入產出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研究教育經費的合理使用、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報酬確定的依據、教育單位的規模經濟、家庭教育支出的變動趨勢等問題。結構的教育經濟學是對教育的區域結構和各級各類學校之間的合理比例關係問題的研究。這兩類結構又同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就業結構和地區經濟結構的調整有關。制度的教育經濟學研究著重分析教育經濟方面的制度環 境、制度條件，以及在制度結構上所引起的後果。

筆者認為，按照研究對象，教育經濟學可分為高等教育經濟學、基礎教育經濟學、職業和成人教育經濟學等。按照研究的領域，教育經濟學包含教育財政學和教育規劃的經濟學研究。教育財政學既屬於教育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也屬於財政學的分支學科，主要研究教育活動中的財政問題。教育規劃的經濟學研究以經濟學、社會學和規劃學的研究為理論基礎，從勞動力需求、社會和個人需求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對教育發展的規模、結構、經費需求等，以及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等實際問題進行研究。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蓬勃發展 中國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不僅吸納和借鑒了西方教育經濟學的成果，而且結合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的實際情況，建立和發展了明顯有我國特色的教育經濟學研究，肯定了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其中針對高等教育領域的研究，在不同時期湧現出了很多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為我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於高等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

教育投資是生產性投資的觀點在系統的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得到了鞏固和完善。對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的研究發現，我國教育經費的投資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經費的投資水平均低於國際平均水平和同等發達程度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要使教育投資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與三級教育規模以及高等教育規模的發展相適應，應加大各級教育投資 的力度，儘快與國際平均水平接軌。

這些研究為我國政府應達到的教育投資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參考依據，積極地推動了增加教育投資的國家宏觀決策。以此為依據，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 的《中國改革與發展綱要》指出了到20世紀末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應達到4%的政策目標，並規定了教育經費“三個增長”的原則。

關於高等教育的發展形式和內部效率

1978—1989年我國的高等學校校數的增長率略低於高校在校生數的增長率，而高等學校的校均在校生規模的年增長率大大低於校數和在校生數的年增長率。這種高等教育的“外延式”發展使得有限的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率低下。1988年，我國高等學校的校均規模約為1922名在校生，平均生師比為5.25∶1。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把生師比提高到10∶1，在平均學生規模不變的情況下，生均經常性經費支出可以下降24%。如果平均學生規模提高到4000名在校生，生師比提高到10∶1，每個學生平均每年的經常性開支可以縮減418元。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4000名在校生的校均規模比較接近當時條件下的高等學校的適度規模。據此，研究提出了高等教育應採取內涵式發展的道路，依據規模效益的理論進行高等學校結構調整的辦學體制改革等政策建議。這些研究和結論都有力地影響了高等教育總體規模以內涵式發展為主、小規模院校合併、辦學結構調整等政策的制定。

關於高等教育經費的撥款體制模式

在對教育投資的內部效率進行廣泛討論和研究的基礎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者們認識到，我國高等教育不僅存在投入低、資源短缺的問題，而且存在資源配置不合理、使用效率較低的現象，於是提高教育資源使用效率成為解決資源不足的又一方法和途徑。在這一階段，教育經濟學者們對教育經費在三級教育中的分配、在學校之間的分配、在學校內部的分配，以及高等教育投資體制等問題進行了規範研究和實證研 究。

以成本行為為基礎的多政策參數的高等教育撥款模式以透明、公正、有效為基本原則，以高等教育事業費中的政府撥款為對象，吸取了國際高等教育撥款的有益經驗，重新建構了高等教育的成本結構，提供了一 種在高等學校之間進行資源配置的科學模式。

鑒於公平、公正、有效、透明的撥款方式必須以相應的撥款體製為依託，一些研究考察了國際高等教育撥款體制的經驗，提出了建立我國高等教育基金制的設想。研究認為，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可以逐步改變高等學校的附屬地位，使其真正成為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可以促進政府轉變職能，由對高等教育條塊分割式的直接管理逐步改變為政策引導、宏觀調控；可以促使政府撥款充分體現公平、透明和有效的原則；可以確立中央和地方分級管理、分級負責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來源：南豐公益書院）

一些研究建議實行教育經費預算單列。教育經費預算單列的目的在於：實現教育事權與財權的統一，確保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使教育發展的經費需求與政府的投入更為協調，更好地提高教育資源配置的效率。實 行教育經費預算單列，也有利於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和實行。這一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七章第五十五條的規定中得到體現，其法律條文闡述如下：“各級人民政府的教育經費支出，按照事權和財權相統一的原則，在財政預算中單獨列項。”

關於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

在一定時期內，我國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不合理現象，表現之一就是受教育程度與勞動收入不成比例，出現“腦體倒掛”現象。造成“腦體倒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來自製度層面的，也就是說，在80年代我國的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主要由人事工資政策確定，並不反映其勞動生產率。

20世紀90年代後期，對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腦體倒掛”的不合理現象從總體上已經得到了扭轉，高等教育是一項能夠給個人帶來收益的投資。教育收益率呈連年上升趨勢，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年明瑟收益率1996年為8.23%，1997年為9.68%，1998年為11.35%。這表明1998年我國大學本科的明瑟收益率已經超過了物質資本投資通常的10%的收 益率。

在研究教育與勞動生產率的關係時，我國教育經濟學者將工作努力程度理論結合進了傳統的人力資本模型，把工作滿意度作為中介變數引入教育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的回歸模型中，對組織行為因素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這不僅極大地豐富了人力資本理論，而且對組織管理理論在社會生產中的應用也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重 要的意義。

這些研究為我國制定更為合理的勞動工資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同時也為勞動力配置從以政府直接管理為主到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市場經濟形式提供了有益的理論基礎。

關於高等教育經費的多渠道籌措和成本分擔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人們對高等教育需求的持續增長以及各國政府投資高等教育的熱情下降，高等教育經費出現了全球性的財政緊縮。與各國三級教育註冊生數不斷增長的情況不相適應的是，公共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在1985—1994年間穩定在5%左右。而中國的情況更是不容樂觀，在整個90年代，財政性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二點幾，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政府財政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相對減少，家庭和企業所佔的份額相對增大。教育經費來源的渠道由單一渠道轉向多種渠道，包括政府撥款、教育費附加、學雜費、校辦產業和社會服務用於教育的費用、個人或社會組織的捐 贈、教育基金、科研經費等。

其中，受益者個人或其家庭分擔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成為非財政性渠道中的重要途徑。對人口年齡結構構成變化、居民家庭收入變化、高等教育私人收益率以 及高等教育成本補償的公平性效果等的深入研究，清晰地表明了在高等教育這一非義務教育階段實行成本分擔和成本補償政策的理論和實證依據。

關於高等教育的個人需求

隨著我國居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程度的增強，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越來越旺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適齡人口在持續增長並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仍將繼續增長。這些方面均促進了居民個人及其家庭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實行高等教育成本補償之後，受教育者個人及其家庭雖然為接受高等教育負擔了一部分成本，但對提供教育的機構而言，學費無疑成為了一項重要的私人投資高等教育的資金來源，繼而增大了機構提供教育供給的能力。而與此同時，對受教育者個人及其家庭而言，學費和學生資助作為一類重要的財政因素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未來預期收益一起成 為了影響個人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經濟特徵。

研究表明，伴隨著高等教育收取學費水平的逐年提高，學費已逐漸成為人們進行高等教育選擇時的重要影響因素，而且不同收入階層受教育者對學費的反應隨著學費水平的提高表現出差異。這些研究結論為向弱勢群體提供教育資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為維持教育機會的公平，使得每一位有資格的求學者不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為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教育資助亦成為必然。

關於擴大高教規模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

1999年，在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和居民對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的雙重壓力下，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政策出台。高等教育被看作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消費需求、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一個生產部門。那麼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人們投資高等教育、拉動疲軟的消費需求呢？研究者採用投入產出乘數估算了高等教育部門對國民經濟總產出的拉動作用。結果表明，高等教育部門的產出乘數低於各個部門產出乘數的平均水平。與可以吸引居民私人投資的部門，諸如保險、私車消費、房地產、日用電器、電子計算機等部門比較，高等教育部門的產出乘數和影響力係數略高於房地產業，但仍不及保險業、汽車製造業、建築業、日用電器業和電子計算機業等對國民經濟總產 出的拉動力大。

在對就業的影響方面，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擴大一方面延緩了各級畢業生的就業，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需求的擴大還會直接或間接地創造新的就業崗位。

關於高等教育的運行機制

高等教育的運行機制指高等教育系統的各個構成要素之間，以及與高等教育系統運行密切相關的其他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高等教育運行機 制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高等教育運行機制正在逐漸形成。這兩種制度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統的運行有著本質區別。計劃經濟條件下人力、物力、財力資源配置的主體是政府，由政府制定計劃，政府直接管理，高等學校、學生個人、用人單位在使用資源時都必須根據政府計劃並與政府發生聯繫，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脫節的。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主體是市場，政府起到的作用是間接管理和宏觀調控，並維持社會公平。同時由於高等教育的准公共產品特性，高等教育部門與私人產品部門不同，其資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賴市場運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干預。政府與大學的關係既不是計劃經濟 條件下的直接管理的關係，也不是完全市場化的關係。

對高等教育運行機制的研究不僅是規範性研究的範疇，而且也是實證研究的領域。研究不僅從理論上論述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運行機制的本質區別，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環節及其與外部要素間的關係，以及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系統運行規律對高等教育發展的速度、規模、結構、質量和效益產生的影響，而且實證地研究了高等教育的規模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高等教育的內部資源配置、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外部資源配置以及經濟因素對高等教育需求的影響。

在全球經濟已逐步邁向知識經濟的時代背景下，教育投資的收益率與傳統的工業經濟條件下的情況已發生根本變化。在工業經濟時代，通常是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最高，中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最低。在知識經濟時代，這一特徵發生了變化。如在韓國，研究表明男性勞動者的高等教育的社會收益率在1977年超過了中等教育，並在80年代繼續上升。當生產、服務行業內的工資差額逐漸降低時，學術和技術行業中等和高等教育畢業生的工資差額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上升，這反映了社會對高水平專業技能的持續需求。在知識經濟時代，不僅是高等教育的投資收益率可能發生明顯的變化，而且受高等教育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優勢也可能會更為明顯。一些國家的研究表明，知識密集型生產方法發展得越快，對有高熟練技能工作人員的需求 就越大，並且這些工作人員的報酬也在上升。

由於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尚處於發育階段，還不成熟，所以信息傳遞不完備，市場競爭不充分的情況還普遍存在。再者，我國的經濟處於快速增長時期，1991—2001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約為9%，產業結構也處在調整過程中。況且每一個接受高等教育者必須經歷三到四年的大學學習才可能進入勞動力市場，這就帶來了 高等教育的滯後效應。一系列的社會、經濟、教育條件，以及文化傳統的影響，會帶來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科學地研究高等教育規模結構和經濟規模結構的關係、高等教育需求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關係不僅可以反映出如何使高等教育的規劃達到效率最優，而且可以滿足人們的不同需求，為個人和政府投資高等教育 提供決策依據。（來源：南豐公益書院）

高等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不僅是教育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而且某些問題也引起了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的關注，比如知識經濟與高等教育的關係、人力資源開發與高等教育的關係、高等教育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等。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經濟學者也不時地把研究的視野投向經濟學和財政學的領域，並與之融會貫通。比如，高等教育投資不僅可以獲得社會收益，而且具有較為顯著的外溢收益，另外，從產品屬性上講，高等教育產出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性質，因此政府投資高等教育依然是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主要渠道。那麼，高等教育財政撥款在公共財政中的位置自然備受高等教育經濟學者的關注。在公共財政體系中建立一個有序的、規範的、穩定的高等教育財政撥款體系在21世紀初期依然是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一 個焦點問題。

另一方面，在我國已經普遍實行高等教育成本補償的今天，人們對高等學校的學費也越來越關注。特別是伴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和財政經費的緊縮，高等教育成本補償成為經費籌措的一個重要的非財政渠道。在這種情況下，制定合理的高等教育學費水平、提供有效的學生資助措施是高等教育財政政策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經濟學 者責無旁貸。

再就是，民辦高等教育在我國是作為公辦高等教育的補充形式出現的，是為滿足公辦高等教育不能滿足的人們對高等教育的有效需求應運而生的。它的出現和發展不僅體現了居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且反映了另外一種形式的成本補償。民辦高等學校的畢業生自謀職業，他們與勞動力市場的聯繫更為緊密，他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更能體現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因此對民辦高等教育各環節的研究也是高等教育經濟學必 須面對的課題。

展望未來，高等教育的規模發展、結構調整、辦學效益、質量提高與社會經濟體制和結構、制度環境等密切關聯。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制度變遷、結構調整的今天，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者面臨著更多的研究機會，教育經濟學學科的發展也將隨著研究的豐富日趨充實和成熟，相信我們的努力會開出更為燦爛的花，結出更為豐碩的果，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也將更加欣欣向榮、蓬勃發展。（來源：南豐公益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