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邦迪前地
柯邦迪前地
(圖)柯邦迪前地
司打口的源起
康熙元年,這時鴉片生意的主導地位,已由原來的葡國變成英國,因為英國人銷售鴉片的方法比較高明。澳葡方面有見及此,便開始向鴉片商開徵更多的煙稅,以防鴉片市場被英國人壟斷。而這些所謂的“額外煙稅”,官方稱這是“向中國海關包洋葯稅”,自己只是“代中國海關向外商徵收洋葯稅而已”;但實際上,這些稅項只有小部份交給清廷,大部份則是由澳葡政府佔去。
而由於當時澳門對外的水路交通都以北灣(即內港)為主要港口,故在這一帶就有多個埠頭,不過這些大都是屬私家用途。其中一個為司打口。當時其對出還屬水域,埠頭為“凹”字形,中間的河道約在今聚寶街和蓬萊新街街口之間,可予船隻在其航行,在以西北的盡頭為石階,以便船隻靠岸及上落船客和貨品。在與火船頭街的位置還架有一道木橋連接埠頭兩岸,但只可行人。
對於運送鴉片的商船,從外地到達中國南海后,經十字門駛向南灣,停在燒灰爐村以北遠處的埠頭,把鴉片拆裝,然後轉由多艘小艇分批繼續運送。小艇隊再繞過西灣和媽閣,便到達司打口。把鴉片卸下后,鴉片擁有者則到大屋把鴉片登記,然後鴉片便會先被暫存到公棧內,待擁有人繳稅。擁有人完稅後,澳葡當局就會在對應的鴉片裝箱上黏貼印花,並向擁有人發出完稅收據。此後,擁有人便可憑此收據隨時從貨倉領回自己的貨品,再把鴉片轉售。
而通用名稱中的“司打”,其源由歷來存在著兩個說法:一說是因為洋人稱呼這些貼在箱上的完稅印花為“Stamp”,把該字取其粵語音譯即為“司打”;另一說是指因為收稅屬於財政範疇,故“司打”一詞應是來自葡文“Fazenda”(意即“財政”)的粵語音譯,而昔人也有把國課署(相當於現在所說的財政部門)叫為“司打署”,稱其印發的稟紙為“司打紙”等。
而最後的“口”字,則是源自當時的澳門人稱埠頭為“水口”,故把兩者併合即為“司打口”。而司打口的原有名字,也隨著“司打口”的產生而漸被遺忘,至今亦無從稽考。
公棧是全澳門唯一的官方鴉片儲存倉,正門位於紅窗門街,後門則開在河邊的石級上。當鴉片運送到司打口后,便經由後門存入公棧,待鴉片擁有人完稅後,就經正門運出公棧。若要把鴉片銷往中國內地,則再由苦力用人力車沿紅窗門街和三巴仔橫街等地把鴉片運回南灣,在南灣下船轉運至廣州,再經廣州分散至中國各地。
直至雍正七年(1729年),滿清政府宣布禁止輸入鴉片后,澳葡政府的洋葯稅收和代理生意陷於停頓,司打口頓時變得冷清。澳葡當局不甘損失此龐大的稅收利益,於是與鴉片商人勾結,陳情賄賂清朝官員,把鴉片走私到澳門。結果司打口的蕭條僅過了大約一年便又開始興旺起來,禁煙令實行了三年後,司打口已經恢復禁煙前的景況。
由於鴉片在中國的需求量非常大,利潤非常高,故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員私下與澳葡當局合夥,瓜分洋葯稅,並把澳門的鴉片進口市場壟斷。此舉損害了外國鴉片商的利益,引致這些鴉片商自乾隆年起(1736年)直接地把大量鴉片走私到中國內地。1802年,澳葡政府更無視清廷的禁煙令,頒布特權予葡萄牙人以進口鴉片,變相將鴉片進口合法化;而事實上這個“特權”也允許其他外國商人進口,只是運載的船隻在駛進澳門的時候要掛起葡萄牙的旗幟而已。因此,即使至道光年(1821年-1850年)時這類走私活動已非常猖獗,這對司打口作為鴉片碼頭的地位幾乎絲毫無損。加上期間中國爆發鴉片戰爭,大清雖然戰敗,但也使這類走私活動有所減少,而走私的物品也不再獨沽一味,部份鴉片的走私量已由其他的東西取代,故司打口仍能保持其繁榮態勢。至清同治年時(1862年),澳門的鴉片生意已由澳葡政府壟斷。
20世紀初澳門的公煙館。 在19世紀末時澳門設有洋藥商公會,該會設有會所,位置在今司打口附近的缸瓦巷內。 |
填塞——“柯邦迪前地”之產生
(圖)大豐倉
(圖)司打口群興大廈內的走廊,是已取消的“公棧巷”之一部份
(圖)2004年重整后的柯邦迪前地
後來因在遠處的營地街市重建,1994年時司打口曠地上被改建為臨時街市,至1998年營地街市重建完成後,原臨時街市被改為臨時文化活動中心。直至2003年,有關當局為配合十六浦發展計劃,把司打口還原為空地,並改建為休憩廣場,在廣場中建有噴泉和兒童遊樂場等。不過此後休憩廣場卻被指是不實用,因當時廣場中的噴泉水池佔地過大,廣場又無可作遮蔭的樹木,以及缺乏坐椅,起不到休憩用途。終逼使當局在2004年時再度把司打口廣場重修,收窄水池和種植更多樹木,加設坐椅,改建為現在的司打口休憩廣場。
樓高五層的澳萊·英京酒店(Ole London Hotel)地處司打口的東端,建於1980年代,為一家兩星級酒店,內有46間客房。2008年時酒店進行過重修,門面和內部均裝潢為南歐葡式風格。
新新酒店
(圖)柯邦迪前地
同善堂第二診所
(圖)柯邦迪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