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匯公學

上海開辦最早的新式教會學校。1850年由耶穌會傳教士南格祿創辦，初名聖依納爵公學，吸收中國貧家子弟入學。民國以後，按中國新學制分為中學和小學，1930年增設高中部。1932年改名徐匯公學，亦稱徐匯中學。校址在漕溪北路徐鎮路。今已改建大廈。

徐匯公學已走過了一百五十年的風雨歷程，從開創之初十幾人的小學堂到今日擁有七個年級，幾千個學生的完全中學，實屬不易。作為天主教在上海開辦的最早的教會學校，它的教育體制，學科設置在當時都是非常先進的。引用1914年5月，上海鎮守使鄭成君至匯學參觀時，陪同的上海縣知事洪泊言的演講：“今日觀徐匯公學不勝欽佩。可稱中國各種學堂之標準。年代既久，辦理又發達。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無一不竭力研究。更有三種特色，為他學堂所不及者。一、不談政治；二、尊重人格；三、學科完備。故曰為中國各種學堂之標準也。”徐匯公學的創立在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是一個光輝的里程碑。

徐匯公學是耶穌會修士所辦的教會學校。此類學校無論在歐洲或美洲都有特殊的風格，歷年主持校務的，大多為法意兩國的神父，所以匯學的內部組織以及管理方法，除了具有耶穌會學校的風格外，還帶有濃厚的法意兩國教育制度的色彩，與當時一般的國內學校不同。匯學使用耶穌會公學章程，為寄宿制男子學校。辦學之初大體分為兩部分，基礎部分是私塾和客館的綜合，優秀學生才習西學課程。

1862年為培養專職教士，徐家匯設立耶穌會初學院，當年就有初學生十一名，都是徐匯公學的學生，馬相伯、李問漁、蔣邑虛、沈禮門、沈容齋等均在其列。隨匯學辦學日久，學生人數漸多。徐匯公學雖為教會學校，卻並不強迫學生入教，但教內教外學生混雜一處，管理十分不便，因此1904年，除了按學生年齡大小分成甲乙兩班外，還把教內生和教外生分為上院和中院。

徐匯公學素以辦學嚴謹，紀律嚴格著稱。學生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去與家人團聚，當天傍晚五時必須返校，平時無特殊情況不能出校門。學校有些制度幾近軍事化，從自修室到教室，到飯廳操場都是排隊前進寂靜無聲，吃飯也是靜悄悄的，並規定先吃素，后吃葷。宿舍一直到臨睡前5分鐘才開門。每周還有“功課單”，所謂“功課單”其實就是每周的“功過單”，為徐匯公學所特有。這上面有三個項目，各以二十分計算。第一項評宿舍、遊戲休息、飯廳及一般應守的規則；第二項評自修室的專心程度和秩序；第三項評教室內的秩序；如是公教學生則還有第四項評神業狀況。最好為十八分，以十二分為及格。星期末公布，使得學生可以及時檢討一周的品行，加以更正。這些制度對於十幾歲童心未泯的孩子來說確實是難以忍受的，但在如此氛圍中，他們的情操修養，人格道德方面都受到強烈的熏陶和約束，造就了一代人的個性和人格，許多至今健在的老校友都為這一點感謝匯學的嚴格教導。

徐匯公學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以治學嚴謹，教學質量高而聞名的。首先它有著出色的教師隊伍。第一任校長晃德蒞司鐸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漢學家，“整飭學務，卓著動勞，至是人咸嘆公之鎮靜毅力不可及也。”馬相伯、馬建忠、李問漁均出其門下。匯學以教授外國語聞名，其教員多為天主教耶穌會神父。雖教會學校的開設帶有文化侵略的意味，但不可否認，這些神職人員遠離故土家園到中國來傳教和教導中國學生是抱著一定的奉獻精神，且從事教育工作是極其認真負責的。國文教員在匯學中也極具特色，有的是清朝的舉人，國學根底深厚；有的是同盟會的會員，有的是留洋歸來的學者，知識淵博，見多識廣，深受學生歡迎。

在課堂教學精練到位的基礎上，學校還以各種方法檢測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掌握。學生成績的考核分為學月積分，臨時考試成績，學期考試成績三項。每學期通常以十六學周計算，分為四個學月。學月積分是每日課題習作的累積。上完課後在自修室進行，規定時間，獨立完成，但每日所作的習是科目是不同的。四個學月積分佔總成績的十分之二。臨時考試又稱星期考試。每星期考試一項或兩項主要科目，每一學期將各個主要科目列為兩個循環，這樣每門主要學科就有兩個臨時考試成績，佔總成績的十分之四。學期考試則於一般學校相同，於學期結束進行，佔總成績的十分之四。以上僅為筆試部分，對於主要科目還有口試，分兩次進行，一次在兩次臨時考試之間，一次在學期結束時與筆試同時進行。口試成績與筆試成績之比為一比二。這樣嚴格的學業考核在上海乃至全國都是很少見的，無怪乎徐匯公學畢立的學生可以直接進入震旦大學深造或送外洋留學，徐匯公學的教育質量在舊上海是公認的。

在一個世紀前，中國大部分的適齡孩童還在拜先生，進私塾，只誦讀四書五經的情況下，徐匯公學就有如此可以說是完整的近代學校管理制度和教學考試製度，不得不說是先進的和具有非凡意義的。

徐匯公學作為辦學較早的教會學校，在引入近代教育制度的同時，其課程設置也較完備。除必需的國文課程外，它的外文、音樂、美術、科學、體育教育在當時的中國教育界都處於領先地位。

其外文學科分為法文、英文和拉丁文。法文開設最早，與匯學創辦同步。因匯學是法國天主教會學校，法文是其首要的必學外來語言。1854年3月1日，法水師提督拉該爾君（laguerre）偕軍長數人來校參觀，午飯後“學生誦法文頌辭表示歡迎，頗極一時之盛。”匯學自創辦以來，法文向列第一外國語，至1904年增設英文，學生除中文外，可於英法兩種語言中任擇一種學習，但一般學生既讀英文又讀法文。小部分有志於做神父的學生則另學拉丁文，被稱為“拉丁生”。徐匯公學開設拉丁課，始於1859年，得益於1852年晃德蒞司鐸任校長，時年僅二十七歲，其生平最大的貢獻是拉丁巨著《中國文學課程》。當時馬相伯十二歲，其弟馬建忠第二年入校僅七歲，兩人日後皆進步神速，成績優秀。後來，蔡元培等還曾專門向馬相伯請教拉丁文。可以說，徐匯公學是上海第一所教授外語的學校，培養出了最早的一批精通西文的知識分子，如馬相伯、馬建忠、李問漁等，為他們日後成為學貫中西的學者打下了基礎。

徐匯公學還是最早實行西洋音樂教育的學校，始於辦學之初。當時“新生則專讀中文，其來校久，程度較優者則兼讀法文、歌經、圖畫、音樂等，其進步之佳令人驚異。”1860年，天主教的蘭廷玉神父提出，上海教區缺少專業的演唱演奏團體，十分不方便，建議在徐匯公學設立一個演出班。隨即派人從法國購買銅鼓洋號，由蘭廷玉神父教導學生，匯學西洋樂隊由此成立。1864年11月22日聖女則濟利亞瞻禮，匯學樂隊在洋涇浜天主堂演奏《晨曲》，引起轟動。1877年10月，樂隊又為前來參觀的於布內男爵演出。到1889年西洋音樂教育在徐匯公學已極為繁盛，“此時樂歌為該校之特長，中西音樂均名振一時。”1891年又開設匯學特有的“遊藝演劇會”，是為音樂教育之延續。

匯學的美術教育雖沒有外文、音樂教育那樣聲名遠揚，但其歷史也是很悠久的，開創之初就有圖畫教學，后立為正式課程，與法文、英文、國文、代數、歷史、地理一樣，每學月都有考試。以宣統三年（1911年）上半學期為例，美術月考題為鉛筆鄉景畫一幅，期終考題為鉛筆水牛牽車圖一幅。雖只是看似簡單的素描寫生，但在當時的中國，西洋美術教育還未起步，這不啻為先進之舉。

近代科學教育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等，在19世紀末的中國，以上都統稱為泰西科學。匯學對此類課程的設置、教學、研究在辦學之初寥若晨星，至1900年開始“明定以法文及其他泰西科學加入課程”第二年既為新學科發達興旺的開始。1904年清政府廢科舉后，學校課程與管理髮生變動，學生學習程度較高者“以法文或英文授算學、物理、地理、歷史等科”直到1910年才改用中文講授。雖然徐匯公學的科學教育起步並不是最早的，但其校長、院長竭力提倡，學生興趣益增，后又在講課基礎上設置理化室（即實驗室）。初設時理化儀器、藥品混置一室，以物理科居多，經歷年添置，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匯學理化室在上海中等學校中已屬規模較大，儀器藥品完備之列，為一般普通學校所鮮有。

徐匯公學舊時的體育教育是很先進的，課程開設與其開創同步，並隨辦學系統化而逐漸多樣化。匯學始終認為體育教育體現了其“三育”的辦學精神：“當爭競之際而能相睦，德育也；舒暢肢體以養腦力，體育也；彼此爭勝亦欲計謀，智育也。”此一舉三得之事，匯學深明道理，且樂而為之。學校位近郊區，地廣人稀，最多時有六個操場。在匯學的前六十年歷史中，其體育教學具體可分為四類：一、足球，二、體操，三、旅行，四、玩具。徐匯公學舊時素以足球運動蜚聲上海。足球隊的成立可追溯到1900年，清政府頒詔維新，提倡體育，匯學法語教員松公晚青，擅長足球，即以球藝教導學生，開創了學校足球運動之風。當時滬上的球隊寥若晨星，所以徐匯公學的球隊，在同等年齡段中找不到對手，只能年年與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等作幾度友誼賽，相互切磋球藝。1925年，參加上海中華足球會乙組比賽獲冠軍，以後歷年以中學年齡的球員與上海一流的球隊角逐，成績也令人矚目。許多舊上海的足球健兒都出其翼下，如饒惠生、鄭海泉、董世祚、楊祖藩等。徐匯公學的足球運動如此興盛，要歸結於它龐大完備的設施，嚴格科學的訓練以及高尚的運動精神。體操訓練並不是今日的體操，其實為體格操練，相當與現在的體育課併兼有軍事訓練的性質，旨在提高學生的身體素質和培養嚴格的紀律觀念。每星期訓練兩次，分為兩隊。第一隊由法國軍官任教，專習兵操；第二隊由中國教員任教，訓演步法和瑞典式體操。體育教育的第三部分是旅行，相當與今日學校的郊遊考察活動。匯學每學期要舉行四五次，有時遊覽天然景象，有時考察實業科學。以1909年上半學期為例：“三月初四之游南錢吳淞，三月二十六之登佘山、游董家渡、觀中國圖書公司印刷所及法界電車廠，四月十二之游浦東中學，四月二十一之觀浦東紗廠。”這樣的遊歷既開闊了學生的視野又增長了知識，實為有助教學之舉，極受學生歡迎。體育教育之四為玩具，類似與今活動課，活動內容有弈棋、擲球、網球等不下十餘種。定時開設，玩樂之餘不荒廢功課，學生教師同樂，是匯學嚴肅治學氛圍下最輕鬆的時刻。

教會學校的設立的最大目是為了傳教和培養神職人員。作為一個校長，晃司鐸曾闡述過徐匯公學的培養方針：“經過長期與嚴肅的考驗之後，我們才敢確認他們的聖召……為了教區的前途，物色徵募神職人員，最重要的必須從熱心傳教和忠心服務方面去考慮。”徐匯中學作為教會學校培養了許多崇洋媚外，甘心為殖民者效勞的洋奴，但同時也無庸諱言，它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知識分子，許多知名或是不知名的教育家、普通教師、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譯員、職員。它對上海乃至中國教育的影響，對上海人口素質的影響，是不容低估的。

據1920年統計，當年徐匯公學有學生450人，自1859年起，歷年在校學生累計有三千八百餘人，英才俊彥，代不乏人。著名教育家、愛國老人馬相伯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馬公名建常，又名良，字相伯，生於1840年4月17日，十一歲入徐匯公學就讀，猶好科學與數學，成績優良，為匯學第一批學生。1862年入耶穌會，1872年任徐匯公學校長，1903年受耶穌會資助，創立震旦學院，任院長。在他主持校務期間，震旦在上海名氣很大，培養了許多精通中西學的有志青年。1905年，因與外籍教士意見不和，另與嚴復、袁希濤等創立復旦公學，是中國最早的愛國大學之一。震旦與復旦的創立和揚名離不開馬相伯的努力，離不開馬相伯早年在徐匯公學所受的教育和熏陶。除馬公外，李問漁、蔣邑虛、徐宗澤、沈禮門、沈容齋、潘谷聲、張家樹等匯學舊學生都曾先後擔任過母校的校長和教員。他們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講述他們從外籍神父那裡學來的知識。這些知識西方人看來實屬平常，現代人看來淺顯，但在當時普通中國人看來是新奇奧妙的，他們對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徐匯公學是上海近代西式教師的養成所，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它為培養中國所急需的西式教師作出了貢獻。

除了培養教師外，徐匯公學還培養了其他眾多優秀人才，如馬相伯之弟馬建忠，七歲隨兄入校，師從晃司鐸，潛心研究希臘、拉丁、法文及數理等學。曾紀澤在《使西日記》中稱其“精通法文，而華文函啟亦頗通揚，洵英才也。”1897年所著《馬氏文通》，《適可齋記言記行》問世，與馬相伯一樣都是晚清學貫中西的文化名人。徐匯公學畢業的學生可直接進入震旦大學，被稱為中國地質學三大偉人之一的翁文灝也曾是徐匯公學的學生，他畢業后直接升入震旦，后又赴比利時魯汶大學深造，獲博士學位。還有名翻譯家傅雷，也曾在徐匯公學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