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時可

馮時可，字 敏卿，一字元敏，又字元成，號文所，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人。祖逵，贈南京監察御史。父恩，大理寺寺丞，進階朝議大夫。生母太安馬氏。明隆慶五年（一五七一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改兵部，歷員外郎中。萬曆九年（1581），出為貴州提學副使。著《黔中語錄》及《黔中程式》。萬曆十二年（1584）致仕。歸吳中凡八年，復奉詔起視蜀中學政。萬曆十九年秋（1591年），調補廣西副使。萬曆二十二年（1594），升湖廣副使，夏四月，入鄖襄，作《荊南政記》。萬曆二十四年（1596），改任浙江參政，攝處州同知，與遂昌縣令湯顯祖同僚。萬曆二十五年（1597），升浙江按察使兼參議。作《入浙記》。萬曆二十六（1598）年，再還吳門。萬曆三十四年（1606），再起任廣東按察司僉事。萬曆三十六年（1607），改任廣西按察使。次年（1608）升雲南布政司右參議。尋調湖廣布政司副使，升參政。萬曆四十五年（1617），降為貴州布政司參議。旋歸吳門。生平好交遊，與張鳳翼、張獻翼、趙用賢、王穉登、盛時泰、文震孟、徐學謨、董其昌、俞安期、陳繼儒、莫如忠、莫是龍、趙宦光、唐文獻、邢侗、李維楨、黃克纘、文元發、葉向高、鄭汝璧、宋懋澄、何白、茅元儀、蔡復皆往來密切。著述宏富，有《易說》五卷、《詩臆》二卷、《左氏討》一卷、《左氏釋》二卷、《左氏論》二卷、《周禮筆記》六卷、《春秋會異》六卷、《黔中程式》一卷、《俺答志》二卷、《眾仙妙方》四卷、《上池雜說》一卷、《雨航雜錄》一卷、、《蓬窗續錄》一卷、《黔中語錄》一卷、《黔中續語錄》一卷、《滇行紀略》一卷、《寶善編》甲乙集各一卷、《西徵稿》二十卷、《武陵稿》二十卷、《燕喜堂稿》十五卷、《岳棲稿》十卷、《石湖稿》二卷、《金閶稿》二卷、《馮文所詩稿》三卷、《超然樓集》十二卷、《馮元成選集》八十三卷。

明末文學流派“后七子”名震一時，而同樣以振晚明之風為旨意，以“復古” “中興”為己任的“中興五子”卻因為種種原因，憾不逢時，因而知者甚少。馮時可即是“五子”之一，同列中還有臨邑邢侗、嚴陵王稚登、雲杜李維禎和同郡董其昌。“五子”者，鑒於晚明之風不振，欲繼“七子”之遺續，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企圖廓清“台閣體”浮淺之風，以圖匡複。以“復古”為名，行改良傳統文化之實，對促進文化發展起過一定作用。然而因為五人畢竟相隔太遠，首領邢侗又年壽不豐，“中興五子”未及在文學領域發揮作用，而終究難聞於文壇。

最初馮時可從廣東按察司僉事任上進京述職，行至河北廣川（今河北棗強一帶），正值河水結冰不得渡，臨時借住在廣川。廣川有一個叫張仲儀的文人，他文才甚高，一般的人都不放在眼裡，唯獨敬佩邢侗、王稚登、李維楨、馮時可、董其昌五人，稱讚他們五個人是明朝文學“中興五子”，還把五人的詩集結在一齊刊印，邀馮時可寫五子贊贊文，馮時可推辭道：“餘生平恥以文名，又恥以文黨”，謝絕了張仲儀的雅意。

正在這時，邢侗聞訊馳馬一百多里趕到廣川，馮時可久慕邢侗文名，二人一見如故，當即盟誓結拜。暢飲直至半夜，邢侗對馮可時說：“余今與公為碩交，后死者請為銘。”馮時可答以：“子之來天贊也，徼天之靈。”馮時可還當即寫下了“五子贊”，贊文序中寫道：“……類其詩曰‘中興五子詩 ’，四君子者，才藻同，氣誼同，鬱塞浮沉同，而不肖刻鵠，庶幾彷彿”。

邢侗後來邀請馮時可來到臨邑府上住了一個多月。濟南中丞黃克纘得知消息，立刻來臨邑邀請馮時可去濟南，這時正逢邢侗的足疾複發，未能陪同馮時可去濟南，令他十分遺憾。初春以後，馮時可又回到臨邑與邢侗告別，邢侗一直將馮時可送至椒園，不舍分別。馮時可後來補官到廣東任按察司僉事，邢侗又親自去送他赴任。此後二人信札不絕，萬曆三十七年馮時可升任雲南布政司右參政，仍然與邢侗保持聯繫。萬曆四十年（1612年）馮時可回北京入賀，打算再一次到臨邑看望邢侗，在濟南遇到黃克纘以後，才知道邢侗已經病故，馮時可頓時淚流滿面，與黃克纘相擁而泣。

馮時可以著作甚富聞名，撰有《左氏釋》、《左氏討》、《上池雜識》、《超然樓》、《天池》、《石湖》、《皆可》、《綉霞》、《西征》、《北征》等諸集。其中《雨航雜錄》一書特別有名，該書上卷多論學說文，下卷記各地風物，而間涉雜事。《四庫總目提要》中評價說：“隆萬之間，士大夫好為高論，故語錄、說部往往滉漾自恣，不軌於正。時可獨持論篤實，言多中理。”如雲“漢人之於經，台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不能廢。宋人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違”。“子靜之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之窮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又曰：“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

《提要》稱其頗有見地，“於論人也，喜核而務深。於奏事也，貴直而少諷。皆平心靜氣之談”。“又引徐叔明語，論世貞為人作傳志，極力稱譽，如膠庠試最，乃至細微事而津津數說，此非特漢以前無是，即唐、宋人亦無此陋識。亦皆有見”。

馮時可在《談藝錄》說“今之操觚者，求驚人而不求服人，求媚世而不求維世，此海內所以無文宗也”，已流露士人獨立自省之意。《雨航雜錄》中又有云：“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學問，士人之器具也；節義，士人之門牆也；才術，士人之童隸也；德行，士人之棟宇也；心地，士人之基石也”，對文人操行之重視可見一斑。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董其昌縱容子弟霸佔別人房產，營建豪華住宅，橫行鄉里，強搶民女，逼死了華亭縣學生范昶，並對范昶的家人進行凌逼，激起民憤，各地群眾涌到董宅，將他的府邸付之一炬。馮時可與范昶之母馮氏是同族人，他毅然聯合同族人上書為范昶鳴冤，發出正義的呼聲，踐行了士人所謂“德行”和“心地”的追求。

馮時可乃性情中人，曾為鸚鵡之死慟然“悼念”。據說，當他在貴州上任時，家中曾經養了一隻鸚鵡。鸚鵡學舌，伶俐乖巧。馮家的一個婢女卻利用這一點溜須拍馬，讓鸚鵡開口稱馮妾為“夫人”。馮時可聽說了這件事後，頗為不悅，就鄭重“告誡”鸚鵡說：“我原配夫人雖說溫柔敦厚，但這樣顛倒名分之事難免惹她心憂，以後千萬不能如此稱呼了。”

“鳥語人言無不通”，那鸚鵡自從聽了馮時可的話之後，居然真的對馮妾“三緘其口”，無論婢女如何逗誘，都不再對馮妾以“夫人”相稱。馮時可的那個小妾是心胸狹窄之人，她原本就妒意滿腹，如此一來更是和小小鸚鵡“杠上了勁”。

一回，馮時可抵達益陽，正巧碰上一場大雪。那個小妾居然置鸚鵡而不顧，任憑大雪紛飛，寒風凜冽，依然把鳥架晾在屋外廊上。可憐那鸚鵡在雪中瑟瑟發抖，不消幾個時辰就被活活凍死。馮時可得知此事，傷心不已，捧著早已僵硬的小鳥，喃喃道：“‘直如弦，死道邊。’於人如是，於鳥亦然啊。”這句話典出東漢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鸚鵡依言行事，不亂家政，反倒落得這般悲慘的下場，這自然令為人正氣的馮時可心生同情。

而這“直如弦”一說用來形容他自己又何嘗不是恰如其分。他本是首輔張居正的門生，卻不肯附和張居正的權勢，因此並不受張居正的重用。雖做官多年，但對治家理財卻毫不擅長，更不用說營私斂財了。他不僅將田宅讓給兄弟，而且連潤筆所得也常拿出來周濟貧弱。正因為他樂善好施，自己到後來反倒家徒四壁，甚至有人前來拜訪，他還得為招待來客傷一番腦筋——設席的桌椅尚需向鄰居借用。不過他一生愛好詩文，也頗能苦中作樂。馮時可有一個小妾成天抱怨馮家寒酸，有一回就對馮時可冷嘲熱諷說：“相公日日沉溺故紙，真是好似他日要赴舉應試一般吶！”馮時可也不露怒色，笑眯眯地答道：“想我一生貧困，正是因為曾經去參加了科舉！我是不會再去自尋煩惱了。”

馮時可曾在《與徐上舍》的信中說：“生平最苦享盛宴，觀優劇，斯二者一殄天物，一亂天君，令人神擾氣塞。”（明刊本《馮時可選集》卷三十七）。但他對悠遊世外，遊山玩水倒十分感興趣。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他官任浙江按察使時，在處州任所刊刻的12卷《超然樓集》中有兩大卷是遊記，書盡遊蹤之奇，攬勝之趣。

而說到山水之“奇”，最絕的要算是馮時可的“雲南的月亮比別處圓”的怪論了。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他升為雲南布政司右參議。滇南一帶四季如春，溫暖宜人，放眼望去滿是奇花異草，鬱鬱蔥蔥，嬌艷欲滴，更有汩汩溫泉四處得覓，溶洞奇險待人尋幽探奇……他於是寫下見聞筆記《滇行紀略》，大書雲南有十善：

“滇南最為善地，六月即如深秋，不用挾扇衣葛，一也；嚴冬雖雪，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二也；地氣高爽，無霉濕，三也；花木高大，有十丈余，其茶花如碗，大樹合抱，雞足蒼松數十萬株，雲氣如錦，四也；日月與星，比別處倍大，五也；花卉多異品，六也；望后至二十月猶圓滿，七也；冬日不短，八也；溫泉處處皆有，九也；岩洞深杳奇絕，十也。”

雲南的旖旎風光早已讓馮時可心神俱醉，簡筆白描，羅列“十善”自是信手拈來。只不過“十善”中有兩條堪稱“奇觀”——通俗說來就是“雲南月亮比別處更大、更圓”。那是一個農曆十五月明之夜，馮時可泛舟大理洱海，只見月亮格外明亮圓潤，水中，月圓如輪，浮光耀金；天空，玉鏡高懸，清輝燦燦，彷彿剛從洱海中浴出。看著，看著，水天輝映，竟分不清是天月掉海，還是海月升天。他醉心不已，在海邊逗留數日，竟在望日過後還連日賞到圓月當空，於是便得出了“日月與星，比別處倍大”，“望后至二十月猶圓滿”的論斷。

有趣的是，後人還用科學解釋證明了馮時可所言非虛：洱海水特別澄澈，反光就強，海上清新的空氣，更使水天相映，加之潔白無瑕的蒼山雪倒映海中，與冰清玉潔的洱海明月交相輝映，洱海的月亮因此顯得更圓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