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春蘭

早在二十世紀初，我國一些進步人士就倡導過男女教育平等。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李大釗以及胡適等，又多次提出男女教育平等的主張，但由於北洋軍閥政府的腐敗和封建勢力的反對阻撓，根本得不到採納實行，到1919年，全國國立大專院校中仍然是“女子竟無一人”。為衝破女禁而奮起抗爭的先驅者中有一位女青年，她就是青海省循化縣的鄧春蘭。

1898年7月3日，鄧春蘭出生在今青海省海東市循化撒拉族自治縣道幃鄉起台堡村（清時為循化廳）一個從事教育事業的學者家裡。1911年，鄧春蘭在家鄉高小畢業后，隨父鄧宗到蘭州入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畢業后，在蘭州一所小學任教。此時的鄧春蘭從自己不能進入大學深造的遺憾和親眼目睹的一些男女不平等現象中，深感世道的不平。正在這時，《北京大學日刊》登載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貧兒院與貧兒教育的關係》演講全文。文中再次呼籲男女教育平等。鄧春蘭看到后，心情十分激動。不久，北京掀起了“五四”運動，“五四”的狂飄又給了她勇氣和力量。她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滿腔熱情，便奮筆疾書，於1919年5月19日，給蔡元培先生寫了一封信，傾訴自己多年的夙願。

在這封《春蘭上蔡校長書》中，她慷慨陳詞：“春蘭早歲讀書，即慕男女平等主義，蓋職業、政權，一切平等，不唯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義，且國家社會多一半得力分子，豈非自強之道？》誰知，信剛發走，蔡元培先生為反對軍閥政府對外賣國，對內鎮壓學生運動的無恥行徑，已憤然辭職。因而鄧春蘭的呼籲未能奏效。渴求解除女禁意志堅強的鄧春蘭，沒有灰心，又擬了一份《請報界諸先生轉全國女子中學畢業暨高等小學畢業諸位同志書》和《春蘭上蔡校長書》一齊寄給北京新聞界，再一次呼籲全國婦女同胞為大學解除女禁、教育平等而奮起抗爭。

1919年6月，就在鄧春蘭焦急等待迴音的時候，甘肅省決定招考官費赴京學生，鄧春蘭毅然報了名，在一些進步人士的極力主張下，甘肅省錄取了鄧春蘭等六名成績優異的女學生。7月26日清晨，鄧春蘭一行登上了幾個羊皮筏子聯成的排子，解纜啟程，踏上了萬里赴京爭學權的征途。她在出刊的《晉京旅行記》中寫道：“余等此行，歷時三句，計程數千里，困苦艱難，備嘗之矣。且今後世界的日新月異，吾輩女子復豈以常處閨闥，以自放棄其責任耶？故此當振我精神，致力於學術，以為服務社會之備，豈不快哉？”1919年8月27日，鄧春蘭等到達北京的這一天，正值北京愛國學生與反動政府進行英勇的鬥爭。大批軍警、保安隊，把三四千名請願的愛國學生強行驅趕到天安門內圍困，並逮捕了學生領袖。鄧春蘭下車后聽到此消息，立即直奔天安門和愛國學生一起向反動軍警進行搏鬥。她不畏強暴，高呼“打倒賣國軍閥”等口號，表現了一代愛國女性的高貴品質。親身參加這場鬥爭的感受，使鄧春蘭對衝破舊制度，開放大學女禁的要求更加堅定不移了。此時，北京《晨報》發表了鄧春蘭的兩封信，隨即，北京、上海的《民國日報》等報刊以及英人辦的《民心報》、法人辦的《益世報》等外文報刊也相繼刊載，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反響。李大釗、陳獨秀、向警予、胡適、田漢、李達、茅盾、陳望道等著名人士及許多進步人士、愛國青年尤其是女學生們紛紛發表談話，撰寫文章，表示熱烈支持。鄧春蘭繼而在《少年中國》等報刊上發表文章，進一步闡明自己對婦女解放的觀點。這年冬天，復回北京大學的蔡元培先生深為鄧春蘭堅韌不拔的精神所感動，明確表示：“北京大學明年招生時，倘有程度相當之女學生盡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錄取也。”

在鄧春蘭的帶動下，山西、湖南、北京的一些教育團體和女青年們也通過提案或聯合呼籲要求解除女禁。由於社會輿論的推動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學於1920年2月，終於先後招收了9名女學生人學，鄧春蘭便是其中之一，並被分在哲學系學習。這9位女青年成為我國歷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學生。至此，這沿襲多年的“男女有別”的封建戒律－－“大學女禁”在“五四”運動中，在鄧春蘭等有志女青年的奮起抗爭下被打破了。當時，北京有些報紙，都以顯著的地位報道了這一消息，熱烈稱讚這教育改革和婦女解放運動的重大勝利，讚揚這些勇開一代新風的女英雄。儘管一些封建遺老遺少們視之為“不遵祖訓”，拚命反對，然而，順應歷史發展的婦女解放，男女教育平等，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洪流。

解放后，鄧春蘭一直在黨和政府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下，幸福地次度晚年。1982年6月9日，鄧春蘭因患膀胱瘤，不幸逝世。甘肅省政協為鄧春蘭舉行了追悼會，高度評價了這位首倡衝破大學女禁的女英雄－－鄧春蘭。

鄧春蘭《全國女子中小學畢業生同志書》，1919年8月3日，北京《晨報》以《鄧春蘭女士來書請大學解除女禁》為題，全文刊登了鄧春蘭的《全國女子中小學畢業生同志書》。

鄧春蘭在呼籲書中繼續為男女教育平等，爭取女子進國立大學而大聲疾呼。呼籲書內容有:

報界諸先生轉全國女子中學畢業暨高等小學畢業諸位同志大鑒：歐戰告終，西半球之女子，多因助戰功勛，實行獲得參政權利，出席國會，為議員者已有多人，將見其女總統出現矣。反觀我國教育，尚未平等，遑論職業，更遑論參政。相形之下慚憤何如？妹不敏，已代我諸姊要求北京大學蔡孑民先生，於大學添我女生席。不意妹函至京，適遭變故，蔡校長辭職，歸隱至今尚無結果。然茲事體大，鄙意以為其依賴他人之提倡，何如出於自身之奮鬥！天下安有不耕耘之收穫哉！頃擬組織大學解除女禁請願團於北京，凡我團姊妹，進行約有二途，其因個人學力不充，未及大學入學資格者，則在大學附近組織私塾，延聘大學教師授課，努力補習。其因教育當局受其他方面之壓制，而不肯解除女禁者，則聯合同志用種種方法，以犧牲萬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運動，務達我目的而後已。諸姊乎，如不慊於東洋式之良妻賢母之教育乎，則盍速而自圖乎。妹非不知不慊於東洋教育者，則往西洋，然力能及此者幾何人，其如我多數之失學姊妹何？一管之見如此，尚希高明有以教我。再妹家居隴右，去京四千餘里，且大半未修鐵軌，故頃雖起程來京，而抵京之期則難預定。如蒙同志賜函，請暫交舍弟國立北京大學法預科學生鄧春膏，或北京清華學校中等科學生鄧春霖轉交均可。

肅此敬問學綏，妹鄧春蘭鞠躬。

鄧春蘭在《少年中國》上發表對女子解放的見解

1919年10月，鄧春蘭發表《我們婦女解放之計劃同我個人進行三方法》一文。她在章中說：解放女子的順序，據春蘭的眼光看起來，要先解放學校，然後再解放職業，然後再解放政權。到了解放政權，甚麼廢除妾婢、娼妓制度啦，甚麼改良婚姻制度啦，自然就如同在衣袋裡取東西一樣容易了。

春蘭認為可以在北京組織一個"婦女協進會"，宗旨就是唯一不二的解放運動。我們要創辦個大學預備學校，專以準備入男子大學為宗旨。發行印刷和派出講演鼓吹，以造成影響。

春蘭的家住蘭州，去北京有四千多里路。這回是坐筏子沿著黃河繞道內蒙走的，計算起來，差不多就有一萬里路。春蘭到京的時候，正遇著我們這位大總統、大元帥大發威風，遣將調兵征服那新華門前亡國奴似的一群男女代表。只恨春蘭來遲了，沒有盡這個愛國義務。但據春蘭的眼光看起來，愛國運動固然要緊，我們女子解放自家的運動，更加是要緊的。

該文在《少年中國第一卷第四期上發表，當時，鄧春蘭是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