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楚雄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毛澤覃夫婦在黨組織安排下，由廣州化裝乘船經上海轉至武漢，與毛澤東夫婦住在一起。毛澤覃被安排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工作，同年6月，毛澤民奉黨組織之命由武漢回湖南建立黨的地下組織，剛生過孩子的楊開慧與身懷六甲的周文楠妯娌倆便隨毛澤民一同由武漢返回長沙，時年9月8日，周文楠在長沙松桂園生下了兒子毛楚雄。

1928年初，周文楠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由於叛徒告密，剛生下半年的毛楚雄也被投進監獄，和他母親一同坐牢。由於遭受敵人嚴刑拷打和非人虐待，母子雙雙患了重病，孤苦的外婆周陳軒好不容易請人擔保才將奄奄一息的毛楚雄接出來求醫治療。

1930年夏天，彭德懷率領紅軍攻克長沙，周文楠被營救出獄，紅軍撤出長沙時，周文楠隨部隊去湘贛蘇區，被安排在《紅軍日報》做校對工作；1932年春，調湘贛軍區政治部任技術科長。1933年調紅軍大學協助教員翻印教材；1934年春在隨軍轉移途中生病，被留在後方治療、休養。

毛澤覃送走周文楠后不久便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隨朱德、陳毅南下廣東，年底轉戰到湘南，後上井岡山找到了大哥毛澤東，后在中央紅軍長征后留任中央蘇區中央分局委員兼紅軍獨立師師長，於1935年4月25日在瑞金縣黃鱔口附近的突圍戰鬥中陣亡。

1936年，周文楠回到長沙，但長沙形勢險惡，處境依然十分危險，她便來到韶山，在毛氏宗祠以教小學作掩護，繼續開展黨的地下工作。

十年內戰期間，外婆周陳軒在白色恐怖下仍堅持為黨工作，扶養革命遺孤，為使毛楚雄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毛楚雄8歲時便將他送到長沙市立第十三小學讀書。

立志救國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當時，日機常對長沙城狂轟濫炸，市民傷亡慘重，毛楚雄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中共湖南地下省委指示有關人員把毛澤覃的親屬送到韶山。

毛楚雄回到故鄉韶山時年已10歲，周陳軒見毛楚雄漸漸懂事了，便常常給他講他大伯父毛澤東、二伯父毛澤民心憂天下，為國而忘家，獻身革命的動人事迹，講姑姑毛澤健、大伯母楊開慧、父親毛澤覃為了革命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英勇事迹，使毛楚雄從少年時代起就受到了革命的熏陶，立下了革命的志向。

1938年初夏，在延安的毛澤東接到堂兄毛宇居先生給他的信，得知毛楚雄已隨母親、舅舅、外婆回到他的故里韶山，非常高興，遂立即回信，又寄去20塊大洋，請毛宇居轉交周文楠，給她作路費，讓她速來延安。但早在毛宇居致毛澤東的信之前，周文楠就奉中共湖南地下省委之命回長沙，與帥孟奇等人一道在省委機關從事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因地下工作的嚴格紀律，她不便向毛宇居詳說。故而，毛宇居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周文楠也在韶山。

毛楚雄捧讀大伯的信，念了一遍又一遍，更加想念大伯，嚮往延安。

參軍入伍

1944年11月，中央軍委命令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兼政治委員的王震率三五九旅一部，組成八路軍南下支隊，挺進湘粵贛邊，開闢新的抗日戰場，為即將對日舉行大反攻作準備。

1945年8月，因形勢變化，王震奉命率八路軍南下支隊北返陝北。當王震率部途經湘潭時，剛滿18周歲的毛楚雄找到王震，第一句話就是：“王司令，我是毛澤覃的兒子，我跟您的部隊去延安我伯伯那兒！”

聽了這個青年的自我介紹，王震先是一愣，接著便熱情地握著他的手，打量著他：小夥子英姿勃勃，身材魁梧，穿著一身灰布學生便裝，眼睛大大的，臉上有顆黑色的平痣。王震高興地說：“好，既然你是毛澤覃的兒子，那也可以說是我的世侄了，我帶你去見你的伯伯！”但王震在驚詫之餘，轉念一想，自己雖出生在瀏陽，但早年在長沙鐵路上當工人、參加工人運動時就認識毛澤東、毛澤覃兄弟，而且關係甚好，從未聽說過毛澤覃還有一個兒子留在韶山。

為慎重起見，王震隨即派人通過韶山地下黨組織調查這件事。結果是確鑿無疑：毛楚雄是毛澤覃的兒子、毛澤東的親侄子。王震便致電毛澤東報告這件事情。毛澤東回電，囑咐王震將毛楚雄帶到延安。9月，毛楚雄告別恩重如山的外婆和朝夕相處的舅父，離開了家鄉，隨南下支隊開赴陝北。毛楚雄被編在教導團第四連，他年紀雖小，體質又弱，但意志堅強，在部隊行軍時從不叫苦，和大家一樣杠槍背被包，還要背足7天乾糧，到了宿營地，他總是學著老同志，搶著挑水、打掃衛生。

兩個月後，南下支隊進入鄂豫皖邊區，與李先念任師長的新四軍第五師會合，組成中原軍區，李先念任司令員，王震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到中原軍區后，王震先將毛楚雄放在軍區政治部宣傳隊做宣傳員，稍後，和彭德懷的侄子彭啟超、王震的侄子王平一道被安排在司令部電台學習收發電報，由其堂叔——軍區政治部幹部毛澤普負責照管。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當局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揭開了全面內戰的序幕。在敵軍重兵圍困之下，中原軍區主力部隊在李先念、鄭位三、王樹聲、王震、王首道等率領下，突破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進行戰略轉移，史稱“中原突圍”。

毛楚雄隨部隊從湖北宣化店出發，緊急行軍、作戰半個多月，於7月15日前後到達河南淅川縣。

7月15日,中原局、中原軍區收到中共中央發來的電報：“胡宗南有強兵節節堵擊，北上很難通過……我中原軍隊全部應遵守中央電文，在鄂、豫、皖、川、陝五省境內進行機動靈活作戰，摧毀國民黨統治機構，牽制國民黨大批軍隊，配合我華北、華中主力作戰。”

王震命令毛楚雄與自己隨軍作戰，毛楚雄幾次提出要下戰鬥連隊打仗，王震說啥也不答應。

遇害經過

國民黨在進行軍事圍攻我中原突圍部隊的同時，又玩弄“和談”花招，邀中原軍區派代表赴西安談判。為了表示我軍對停止內戰的誠意，王震根據李先念的指示，便派遣正在三五九旅的原軍調部武漢軍調處第九執行小組、我方代表上校參謀張文津跟旅政治部幹部吳祖貽前往西安談判。

王震考慮到部隊要長期留在這裡分散游擊，創建新的根據地，去西安談判比起在這裡打仗要安全一些，遂決定讓毛楚雄以警衛員的身份隨張文津、吳祖貽去西安。行前，王震特別交代張文津、吳祖貽，一到西安，就把毛楚雄送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請辦事處同志把他送往延安。

張文津一行四人(其中另一人為鎮安縣楊泗鄉剛入伍的新戰士肖善義)從鎮安縣楊泗廟出發，行至寧陝縣東江口鎮，胡宗南部隊第一八一團第四連連長李清潤巡查時截住，將他們扣留。待其知道這一行四人系王震部隊派去西安的和談代表時，便不敢怠慢，遂送團部。臨行時，連長李清潤還習慣地給身穿上校軍服的張文津行了個軍禮，誠惶誠恐地說：“請長官去團部，我們團長來電話說，他已帶人在東江口鎮魁星樓列隊迎接長官呢。”張文津笑著還了禮。

果如連長李清潤所說，第一八一團團長岑運應真的帶人在魁星樓鼓掌迎接張文津一行。然後，很有禮貌地將和談代表請往團部，由少校團指導員(實質是特務頭目)韓清雅審查。張文津拿出軍調部第九執行小組的符號、旗幟、證件和國民黨方面給李先念將軍的數封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和談的邀請信函給韓清雅一一驗證后，韓清雅背著團長岑運應直接打電話報告師長。師長便向胡宗南發電報請示如何處置。胡宗南遂電告蔣介石，中原共軍和談代表已到了寧陝。背信棄義的蔣介石當然不願意看到掌握事實真相的中原軍區突圍部隊的和談代表，從殊死血戰的沙場上來到西安出現在談判桌上，便密令胡宗南“就地秘密處決”。

1946年8月10日晚，岑運應按胡宗南電令，命四連連長李清潤負責執行命令；李清潤帶人在寧陝縣東江口鎮城隍廟旬河旁的河灘里挖了幾個坑，當夜秘密將毛楚雄等三個和談代表和那個農民嚮導推入沙坑中活埋。

烈士身後

殺害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等四位烈士的兇手韓清雅，新中國成立初在雲南落網；1953年5月20日，經我西南軍區軍法處判決死刑后被槍斃。

由於一直沒有張文津等和談代表以及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反饋過來的消息，王震估計三位代表被國民黨扣押，即電報中共中央設法營救。我南京、北平和談代表周恩來、葉劍英認為，這是國共兩黨鬥爭中一起嚴重的事件，遂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強烈抗議，但胡宗南則矢口否認見到我方和談代表……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欺騙，對於毛楚雄等人被害的經過和地點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竟有人說，毛楚雄是在行軍途中掉隊被敵人殺害的。

儘管李先念在1951年就曾肯定地說過，張、吳、毛是被國民黨殺害的，但毛楚雄等烈士遇害的真相直到40年後的1985年才被徹底查清。

原任中原軍區司令員、後任國家主席的李先念於1985年7月，親筆撰寫了《紀念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烈士》一文，發表於1985年8月1日的《湖北日報》。

1985年9月1日，李先念又在第17期的《紅旗》雜誌發表了《向革命烈士學習，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紀念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烈士》一文，讚揚烈士們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王震也對這幾位烈士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陝西省民政廳專門撥款，在寧陝縣東江口建了烈士陵園；湖北省政府在武漢舉行隆重的烈士遺骨安放儀式，把遺骨安放在湖北省大悟縣烈士紀念館，並在當地修了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