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介石

余介石（1901～1968），字竹平，號慰慈，黟縣人。現代數學教育家、教授、珠算算具改革先驅。

他早年畢業於東南大學，先後執教於東南大學、重慶大學、四川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四川師範學院、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從事高等數學教育達45 年。著作有《高等方程式論》、《算學通論》（1933 年）、《速成珠演演算法》（1953 年）、《簡易珠演演算法》（1954年）、《計算機使用法》（1955 年）、《經濟計算教程》（1957 年主編）、《籌珠聯合使用法》並附編1 冊“活動倍數表”（1957 年）、《高等數學》（1959 年）等多種。

余介石熱心於珠算事業，對推動我國近代珠算教育和珠算理論及珠算史研究，特別是算具改革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珠算是中國的一大發明，但近代我國從事珠算研究的人很少。不少人認為珠算只是初等數學的計算工具，不願深入研究。但是余介石則不然，他從高等數學的理論高度，從珠算與其它計算工具的比較和聯繫中，深入研究了珠算原理，並有不少新的發現。他於1952 年完成了一種速成珠演演算法，並著書介紹。1953 年發現了能自動進位的倍數籌原理，並著《單行倍數助算方籌》一文。1956 年，余介石研究珠算的高級運算獲得成功，他和王守義共同奠定了珠算代數基礎。1963 年，他又成功地研究了“過大商”（又名“高商”）商除法原理，從此在我國珠算界建立了“欠一法”和“借商法”的理論。

在算具改革上，余介石有許多新的創造。1950 年。他設計並製成了定位尺、數碼輪和倍數尺；1952 年，設計完成了“閃電式倍數籌”；1955 年，設計了一種算盤與計算尺聯合使用的“聯合算盤”和“單行倍數助算方籌”；1956 年，設計出“機械式倍數助算器”；同年，製成自動“倍數籌”和能定商、定檔、定位的“三用尺”。1965 年，他又和王樹芳共同設計出“圓形定商盤”。在余介石的帶動和影響下，我國算具改革工作，在近幾十年裡有了較快發展。

余介石為推動我國珠算的研究和普及，1953 年在《成都導報》上開闢“珠算速成信箱”專欄，為廣大群眾普及和推廣珠算速演演算法。1965 年，他又編印《珠算教學研究通訊》刊物（油印），創辦我國第一個珠算專刊。

為促進我國珠算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他於1963 年積極倡導在北京召開“珠算及輔助工具座談會”，會上推定包括余介石在內的7 人小組，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開展珠算工作的意見。1964 年底，他致書國家教育部，建議進行珠算教育改革，列名者有16 人。第二年7 月，他又再度致書國家教育部，除珠算教改外，還建議成立珠算研究機構及出版期刊。列名有30 餘人，其中有華羅庚、熊慶來、沈百英等著名數學家和珠算家。

余介石還十分注意珠算史的研究。他對《清明上河圖》的著名考證和發現，把我國算盤的發明年代推到了北宋以前。他考證過《演演算法纂要》的版本，還親自到程大位故鄉—— 屯溪，訪查珠算歷史資料。他的遺著中，還有“珠算髮展史紀年”、“談中日珠算書著”等珠算史論文。

1968 年12 月26 日，余介石先生在北京受“四人幫”迫害致死。他生平所藏珠算典籍和手稿，由其家屬分贈與華印椿（南京），王善彰（上海）和王舉（湖南）3 人珍藏。1983年7 月26 日，北京舉行為余介石平反昭雪大會，並將其遺著編輯成《余介石教授珠算研究資料彙編》一書出版。

余介石主要研究數學教育和珠算改革，是中國的著名數學教育家、珠算研究、教育、活

動家、科普教育家。余介石歷任東南大學、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四川大學、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北京農業工程大學（後為中國農業大學）等校教授，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數學系主任、部聘教授。余介石生前長期從事高等、中等數學教育工作，一直在教學第一線從事數學教學工作，先後講授過高等數學、高等方程式論、數論、微分幾何、微分方程和統計原理等，並撰寫了大量的數學教材、科普讀物，從事珠算改革與研究，對中國數學教育及科普事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余介石1901年2月7日誕生於安徽省黟縣城內西街名賢里一個徽商家庭。1919年，余

介石考入南京的東南大學數學系（後為南京大學），1923年畢業后留校任教，從此開始了他為時長達45年的高校數學教育和中國珠算活動生涯。

余介石於1933年升任講師，其間曾兼任南京國立編譯館館員、江蘇省立統計學校教授、中央軍官學校數學教官；1934年赴重慶任重慶大學教授，1936年又去成都，歷任四川大學教授、成都金陵女子大學數學系系主任及教育部部聘教授，其 間還在多所中學兼職，任過通訊軍官學校數學教官、四川省會計專科學校教授等；1949年底成都解放時留任四川大學教授，1954年春調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歷任教授、數學教研室主任，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於1968年含冤去世。

余介石從事高等教育工作45年，並且一直在教學第一線。他曾編寫過30多種中學數學教材和各類教學參考書，先後出版了《復興高中幾何學》、《高中代數》、《高中立體幾何學》、《高中三角學》等10餘種參考書，在幾家大出版社頗有影響。20世紀30年代，余介石和趙淞、傅種孫三教授被譽為“三大中等數學權威”。余介石還編譯過大專及高等數學書籍10餘種。

余介石不僅是有造詣的數學教育家，而且也是振興現代珠算的先驅。20世紀50年代，余介石先後編寫出《速成珠演演算法》和《簡易珠演演算法》。1954年，余介石調到北京后，更加致力於珠算史的研究和珠算教育改革，並把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珠算事業中去。余介石受商業部委託，主編了商業高校的《經濟計算教程》一書，其中大量編入了珠算內容，成為中國第一部包含大量珠算的經濟計算的通用教材，也是以後編寫珠算教材的藍本。1965年，余介石自刻自印了《珠算教學研究通訊》，此刊在1965年成為了珠算雜誌的先聲。

1963年，余介石受文化部委託，欲準備寫一部珠算史，后因“文化大革命”未能完成，但余介石仍留下了30多篇珠算史方面的論文及考證的片斷，頗有創見。如過去中、日珠算史家對“樑上一珠”算盤多認為是日本的改進，但他經過考證，提出獨到的見解，認為中國在明代就有“樑上一珠”算盤了，而“樑上二珠”算盤是因珠算演演算法的需要才改制而成的。

余介石為人正直，治學嚴謹，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然而在“文革”期間，余介石卻因“反動學術權威”的莫須有的罪名而遭受“四人幫”的殘酷迫害，於1968年12月26日在北京含冤去世，享年67歲。

余介石對珠算史的研究主要成就有：

1、在《工商導報》上開闢“珠算速成信箱”、編寫《實用珠算學習》(1944年)、《速成珠演演算法》(1953年)、《簡易珠演演算法》(1954年)等六部珠算專著；

2、1956年，受商業部委託，主編完成中國第一部包含大量珠算的經濟計

算的通用教材《經濟計算教程》，成為後來編寫珠算教材的藍本；3、推動1963年“珠算及輔助工具座談會”的召開，並兩度領銜上書教育部，要求改革珠算教學、成立珠算研究組織，從而衝破了珠算長期停滯靜寂的局面；

4、編印《珠算教學研究通訊》，促進了珠算技術和珠算教育的發展；

5、最先撰文批判日本山崎右衛門提出的“中國算盤來自古羅馬”的臆說，闡述中國算盤是中國的獨創的觀點；

6、在“程大位故居發現、劉因《算盤》詩用典、巨鹿算珠、宋代鼓珠、樑上一珠算盤和《清明上河圖》算盤”等珠算史研究和考證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進展。

7、提出了現代算盤是“數術記遺”中的“珠算”和“太一算”綜合改進而來的觀點；

8、否定了中國古代有過“籌算盤”；

9、由王文素的“眾九術”發現“眾九為商”的珠算方法（即后稱的“過大商”或“連續取商”)；

10、提出“擬印孤本古珠算書計劃”，並刻印吳敬《九章詳註比類演演算法大全》和王文素《算學寶鑒》二書的輯要。

余介石的家鄉是“世界文化遺產”勝地，同時又是著名的徽商故里。1901年2月7日當余介石來到這個世界時，他的父親余遵惠正沿著“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的徽州男人的傳統－－徽商之路，子承父業、背井離鄉，在蕪湖市開布店。

或許是由於這個徽商的家庭背景，或許是由於余介石的天資聰穎，余介石從小對數學和珠算表現出驚人的興趣和愛好，十二三歲就愛上算盤，自學珠算，且能無師自通。但余介石並未由於這一點就去重蹈父轍、也踏上徽商之路，而是繼續求學，先去上海市中華工業專門學校附中讀完中學，而後考入南京東南大學數學系深造。在這段時間裡，“珠算情結”一直陪伴著、愉悅著他的學生生涯。

這段經歷使余介石後來大學剛畢業，就迫不及待地和同學一起編寫了一本附有珠算並用筆算式對照的《初中算術》教材，送到教育部去審查。雖然這次教材編寫實踐最後是以失敗而告終，然而，這對於余介石後來的奉獻出60餘種教材、著述的編寫生涯來說，卻有著至關重要的“處女作”的意義。而對於中國珠壇來說，余介石的這段經歷，又奠定了他後來為了中國珠算事業而不斷挺身、奮起的基調，因為這次失敗的原因就是教育部認為“付入珠算，不合當時標準，責令刪除”。

“在故宮宋畫《清明上河圖》上發現了算盤並進行深入的研究，從而將中國算盤的發明時間又前推了三四百年”，被公認為余介石對於中國珠算史研究的一大貢獻。

1956年的3月，余介石教授正在研究的課題是“中國算盈與珠算的發明時間”的問題。為此，他查閱、研究了許多宋代的典籍，並從鄭振鐸的《清明上河圖研究》一書中得到啟發，獨辟“古畫之中覓算盤”的蹊徑。

於是，余介石約了好友、著名珠算史家殷長生教授一塊來到故宮博物院的古畫館，手舉高倍放大鏡，隔著玻璃在珍藏著一張張古畫的展櫃前搜巡、尋覓……突然間，他們的目光同時被定格在宋代名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上，因為他們在該圖卷末的趙太丞藥鋪櫃檯上，驚訝地發現了類似算盤的東西。

這可是一個驚人的發現，余介石、殷長生兩位教授緊緊抓住不放，通過深入研究，最終在“是算盤還是錢盤”的爭議中堅定地確認並證明了“是算盤”。這期間，僅余介石教授為此研究寄給中國“珠壇泰斗”華印椿教授的信件和文稿，就達幾十萬字之多。這些信件和文稿後來在1981年11月中國珠壇舉辦第一次中國珠算史研究會之前，由華印椿教授遵其遺願，代為整理成《余介石教授對於<清明上河圖>中有關算盤圖形的探討》的長篇論文，並在會議上宣讀，立即在中國珠壇和世界珠壇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在同年的1月，殷長生教授專門約請了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高級攝影師，到故宮博物院古畫館拍攝了《清明上河圖》古畫中的“算盤”特寫放大圖，終於以雄辯的事實證明了：這件東西確確實實是一架15檔中國算盤。這就是說：至少在張擇端所在的北宋之前，中國就已經發明和使用了算盤。

余介石雖然只是一介書生，然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極富正義感，敢於為公挺身而出的性情中人。早在“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他就響應《生活》雜誌社的號召，以個人名義並聯合中等算學研究會會員共同發起募捐活動，共募集到千餘元大洋，多次匯往東北等地，支援東北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義勇軍。

余介石的這種性情優勢，同樣在他的珠算生涯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1963年11月15日，由余介石領銜發起、由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和中國數學會在北京召開了“珠算及輔助工具座談會”。會議重申“珠算仍然是中國民族遺產中重要的科技項目”，必須改革和改進珠算教學。會間產生了由孫克定、余介石、華印椿、殷長生、于振善、曹日昌、馬慶忠組成的七人小組工作班子。實際負責人是余介石。這在現代珠算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學術會議。之後，《人民日報》、《北京晚報》等各大報紙，以《中國數學會召開珠算及輔助工具座談會》為題，作了報道。此次僅有一天會期約40人參加的會議，卻把珠算列入數學議程，專門研究教改，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1964年7月，由余介石領銜並擔任聯繫人的，由華印椿等16人簽名的關於重視珠算教育、改進小學珠算教學大綱、加強珠算師資培養等內容的《16人建議書》上書教育部，當年10月就獲教育部“十分敬佩”的回復。

1965年7月11日，余介石再度領銜發起並擔任聯繫人的《32人建議書》向教育部再次上書，內容是關於加強珠算教育工作、建立珠算研究組織、編印珠算教學研究期刊和在中國範圍內開展珠算教學經驗交流活動等。這次上書的32人除了當時和以後活躍在中國珠壇的重要專家學者，還有國內外著名的數學家如熊慶來、華羅庚等人。

余介石發起的向教育部的上書，感動了教育部。季副部長曾於1964年10月10日以（64）部編（季）字第556號批示：待通過試點，再作通盤考慮。教育部的回復中對余介石教授等表示“十分敬佩”。

胡術五之子胡初雲提供了余介石寫給他的同鄉、同學和同行胡術五教授，事關共襄中國珠算大業的十二件信函文物。十二件信函凝珠魂，他們之間幾十年矢志不移地將中國珠算事業作為自己畢生的奉獻，一北一南鴻雁傳書，互激互勵、互磋互商、密切合作，取得巨大成就且一直沒有間斷過，堪稱珠壇雙傑。更重要的是，這十二件信函文物不但能從一個極具權威性的獨特角度上讓人們走進余介石的真實世界，成為余介石獻身中國珠算事業的有力佐證，而且還能以其第一手史料的嚴肅性糾正好些中國珠算史上的訛誤，具有正本清源的意義。

關於編印油印刊物《珠算教學研究通訊》的時間，好多文章都說成是1964年，其實是1955年的事。請看余介石1955年8月27日（有郵戳為證）從北京前門草廠二條甲4號寓所寄給胡術五的明信片的節錄：“弟仍治理研究珠算，已與上海、南京、開封三處同志建立通信聯繫，但他們均有工作，不能如弟之有暇，尚少討論機會為恨耳。近各方擬合力刊行油印資料，每月約印二、三萬字，在弟處辦理編印。參加者每季擬收費一元，如約齊五、六十人即可開始，近日已印了一些，是完全由弟負擔一切費用的，茲寄上請兄指正。尊處如有對此感興趣者，便乞一詢，各地請自推一聯繫人負責收費及分發刊物之責，因缺人手，不易分寄，只能寄聯繫人轉發。討論是以珠算改革、演演算法教法為主。弟曾偏向歷史方面，但注意者絕無僅有，恐不能多印這些資料。”上述引文至少傳遞出如下幾個值得關注的歷史信息：1．余介石創辦油印刊物《珠算教學研究通訊》的時間是在1955年；2．從余介石創辦刊物時，胡術五就是積極的支持者，其後的多封信均談到刊物事及胡術五為之撰稿並刊登在刊物上；3．開始創辦刊物時的“一切費用”和編務均是由余介石一人承擔；4．辦刊宗旨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這就是該刊一直堅持的“以珠算改革、演演算法教法為主，以珠算史研究為輔”，很顯然這個宗旨在一定時期內是不無意義的；5．在另一封信中，余介石有如下文字：“通訊目前是激發大眾的積極性，故弟儘可能不單獨署名寫稿登出，最好純為來稿，至多也只與他人聯署，”足見余介石為繁榮珠算事業而不計名利的奉獻精神與“激發大眾”的良苦用心。

關於珠算史的研究，余介石與胡術五的通力求索工作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就已達到相當的水平。在1955年4月6日的明信片中，余介石有如下一段文字：“聞屯溪舊書店書比較不算少，前兩三年有一友購得《新編對相四言》一本（六本只十多頁，大約是明版，價只一元多），即過去的看圖識字，大約萬曆年間編的，弟在友處見到此書，其中有‘算盤'兩字，旁有一圖，九柱，上二珠下五珠。但據日本資料說美國有此書一本，圖是上一珠下五珠，為1430年刊，想來是先後刊行，足證算盤構造變革經過。今擬懇兄再為注意一覓，能否找到那種版本（即是上一珠的）。據《文淵閣書目》說還有一本《對相識字》，刊行較早，如能也有算盤圖，亦煩一併注意。萬一僥倖找到此種上一珠的算盤，則價雖高亦煩代購，或代在照相館將該圖照一張二寸相片，惠下為感(即使能找到，亦請先照一相，以防萬一郵寄遺失）。”而在1955年8月27日的明信片上，余介石又一次寫上：“舊珠算書（石印木板之類）便乞在屯留意，此等書可遇不可求，不必急急也。”待到1964年正月初五的明信片中，余介石終於和盤托出自己的大膽假說，他寫道：“弟認為在現行算盤前應有上一珠下五珠的一種（後有上一下四的，與《數術記遺》所載不同。）”而在這些信件中我們同時也可以間接地了解到，為了珠算史研究，胡術五在徽州各地遍覓珠算古籍幾至廢寢忘食地步的動人情景。那部《對相四言雜字》的看圖識字的兒童讀物已經成為“最早繪有算盤圖的圖書”的有力佐證，上一下五珠算盤的假說也已被福建漳浦縣出土的明代算盤實物所證實。

關於製作算盤輔助工具配件以便在算盤上計算解高次方程核算負數的研究一直是余、胡二人倍加關注的議題。在1964年9月22日的明信片上，余介石除了向胡術五推薦了對此“鑽研甚深”的蘭大講師王守義同志之外，並就配件問題詳寫道：“至於輔助工具配件，各方提出設計很多，主要是速成，問題在於無法制出成品。弟似曾於前歲寄過一些資料與兄，刻下已作了改進，曾個別試教，凡已習珠算加、減，並知九九歌訣的人，一小時內外即能全部掌握任何多位數乘除，不易出錯且定位亦易。該工具可以自制(大約半小時可自制一具，最好用木板、木條，但紙板亦可），亦當於下月內做一樣品寄上不誤。”同信中還詢問“尊處通用算盤是否每二檔間距離2.4—2.5厘米（北京如此)，乞便調查一下，以便制配件。”如今我們讀到這些文字，回想當年兩位大教授為珠算改革事業而嘔心瀝血孜孜不倦的求索情景，令人備加感動，其虛懷若谷、身體力行的做學問精神堪稱後人的楷模，中國珠算事業之所以能夠有今天的輝煌成就，就是由於中國珠壇上有一大批余介石、胡術五這樣的熱心人的奮鬥；中國珠算事業要奪取明天的輝煌和發展，同樣需要越來越多的余介石、胡術五這樣的珠壇赤子。

在余介石、胡術五合力研究中國珠算史的成就中，“尋覓並發現了明代珠算宗師程大位的故居並向世界宣布”堪稱重大貢獻。這不僅是因為對於這麼一位寫出“風行宇內”的珠算巨著《演演算法統宗》的、曾經顯赫一時的偉大珠算家程大位的研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幾乎成為被遺忘的角落，而且更因為程大位故居的發現和對程大位的研究，更可以成為“算盤和珠算術是中國發明的”論斷的有力證據。

余介石將胡術五尋覓到程大位故居的消息，通過日本《珠算界》月刊1968年第109期公之於眾，題目為《關於<演演算法統宗>作者程大位的生歿年代及其故居》。或許因為程大位在日本一直被奉為“算神”的緣故，或許因為程大位的《演演算法統綜》開了日本和算的先河，該刊不但全文譯介了余介石的文章，而且還鄭重地將余介石寫於1966年6月6日的八行箋手稿影印件，及胡術五在程大位故居拍攝到的兩幀照片一併發表。余介石的文章中寫道：“前月，七旬老人胡術五得程夢樵、邵亦庵二同志協助，知程氏九代嫡孫偉函翁，年八旬，尚健。比偕至率口鄉前園村渠東五號程氏故居訪晤。翁謂大位舊有墓與碑，在附近之八卦山，因年久失修不復存。乃函其子永萱，命查忌辰簿，知大位為其五十一世祖，歿於1606年。胡老特為大位故居及翁攝影留念。”從此，1966年5月便成為程大位故居發現並公之於世的時間。

其實關於程大位故居的尋覓和程大位生歿年代的查考，在此之前的相當長時間裡，一直是余介石與胡術五所倍加關注並孜孜以求的重大課題，倖存於世的12封信件也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新鮮證據。從1955年12月1日余介石致胡術五的長信中我們了解到問題提起的緣由，即：余介石當時“受中華書局辭海編輯部委託，審閱辭海未定本中的珠算條目，並補寫《程大位》與《演演算法統宗》兩辭條，花了不少時間，致無暇多寫信”，“弟因修訂辭海珠算條義，發現古算史中問題甚多”，這些問題主要是該信中列出的程大位故居問題，信云：“程大位家居‘率水'(休寧一個小地名，一稱率口)刻下是否仍舊？有無改變？是否還能訪到他的後裔?”又云：“程家有家譜，藏在北京圖書館，但也只程大位生時年月，即嘉靖1533年4月10日，無卒年。若能查明，也是極可貴史料。京譜名《率口程氏定本宗譜》，隆慶四年1570年編，故不及程氏卒年”。

上述引信說明了余介石因為辭海審閱珠算條目及補寫《程大位》和《演演算法統宗》辭條而將程大位故居及生歿年代問題鄭重提起，而早在這封信之前的1955年元月6日的信中，他已提出：“休寧在明代為珠算名城，現存四部大珠算書，程大位《演演算法統宗》，黃龍吟《演演算法指南》均刊於休寧。可能休中藏書還有珍本，擱置不用似太可借。兄可否向休中校長建議，可否將之轉給有關部門(如文史研究部門)以供利用”。從該信附言中知悉，余介石還隨信寄贈胡術五《增刪演演算法統宗》一部。在同年2月3日的信中，余介石又一次寫道：“程大位資料仍乞費力代覓，想來或可得程氏宗譜，能查出生卒年(北京有一部系程氏生時編寫，只有生年)”。1963年11月15日余介石讀向覺明居士藏程大位《演演算法纂要》並為之撰寫後記時，開篇一句就是“珠算古籍，當推吾皖程大位《演演算法統宗》一書為最著”，足見其時程大位問題已在余介石心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字裡行間不乏自己與程大位的“吾皖同鄉”之自豪感。而在一封寫於正月初五的明信片上，余介石又再一次以急切的文筆寫道：“程大位即是休寧人，聞其後人尚在，故居能否設法調查”，足見其時胡術五已輾轉調查到程氏後裔尚在並將此信息報告給了余介石，而在另一封信中反映得更明確些：“承查出程大位歿年，甚有價值。此資料當補入兄撰訪程氏故居一文中，於下次通訊中刊出”。這篇文章即為後來刊登在《珠算教學研究通訊》油印刊物上的《程大位故居尋覓記》。

從一封蓋有2月17日北京郵戳的大概寫於“三反、五反”運動之後的明信片中有一段文字：“弟閉居逾半年，除間因學習去院外（五反後期老教師免予參加未去），在家研究珠算史及高級計演演算法（如負數計算、解方程之類），並常去北京圖書館查閱古珠算書，頗感興趣。珠算為祖國科技普遍流行，惜一直墨守成規，不但無所闡發，即古法亦尚未為刻下所通曉。日人研究甚力，材料頗富，弟擬最近學習日文（弟十二、三歲一度讀過，已逾半個世紀完全遺忘），繼續學習。日本名數學史家三上議夫，稱中國算盤從羅馬傳來，近年日人某教授因珠算史得博士學位，極為日人所推崇，其論達一千餘頁搜羅甚廣，其中論中國算盤部分已譯成英文向世界傳播。弟覓得一冊，已詳細閱過，並在各圖書館翻閱了有關資料，覺得文多舛謬，理應糾正，稍暇擬寫一文駁斥。但向外交流資料須有關部門核定，尚不知能否邀准耳”。後來的情況是，他不但寫了而且還寫了兩篇，這就是《關於算盤起源的臆說》和《論珠算髮展並同山崎與右門商榷》兩篇論文。這封信說明了余介石與胡術五奮力尋覓程大位故居與生歿年代的動因，至此有了質的升華，已從最初階段的“珠算興趣”上升到“糾正舛謬駁斥臆斷為中國發明算盤的史實提供有力論據”的高級階段，其間充溢著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實在感人肺腑。

1966年6月，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從余介石所在的北京拉開了序幕。而此時的余介石正在為尋覓並發現了程大位故居而欣喜若狂，就在他的《關於<演演算法統宗>作者程大位的生歿年代及其故居》即將在日本《珠算界》雜誌發表的前夕，一場致命大禍已經降臨在他的身上。1968年春，余介石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被關進所謂“造反派”的牢營，終日在強制監督的專政下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接受勞動懲罰之餘，還得書寫永遠也難以通過的檢查交代材料，並不時接受野蠻荒唐的批鬥。

這些勞動和批鬥對於當時的遭劫者來說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按理說余介石是應該可以挺將過來的。然而“文革”浩劫無奇不有，最後導致絕望中的余介石憤然走向不歸路的，竟然是他父親給他取的那個“余介石”的名字。“那麼多的名字你不取，為什麼偏要取個與‘蔣介石'相同的名字？險惡居心何在?”當造反派們終於拋擲過來這麼個荒唐透頂的問題並定下莫須有罪名的時候，余介石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大大升級的殘酷批鬥。67歲的余介石老人每日都被批鬥、折磨到深夜12點以後，而余介石的回答卻註定是永遠也無法通過。於是，余介石終因年事過高、營養極度不良、遭受摧殘強度過大而一病不起，但造反派到這個時候卻還是慘無人道地不准他就醫。迄至病情十分惡化、已到無法治療時，方准其回家，回家后不久即於1968年12月26日含冤去世。

1983年4月，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作出決定，為余介石教授洗去冤屈、平反昭雪。同年7月26日，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余介石教授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悼詞中說：“余介石他的科研論著對中國的珠算改革、使用和推廣起了積極作用……他對中國數學教育工作的推動和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作出了積極貢獻，因而在中國數學界享有相當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