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權法思想

在中國，從未出現過凌駕於世俗政權之上的教會和教權。中國古代的神權法思想是從屬與服務於奴隸制王權和封建皇權的，目的在於使王權和皇權神化。它最早盛行於夏、商、西周奴隸制時期。

君“受命於天”當時以國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極力宣揚他們是秉承“皇

天”的旨意來統治人民的。如說：“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先王

有服，恪謹天命”，“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等。這種“受命於天”的君

權神授思想，有利於使他們的統治合法化，並賦予他們以神聖不可侵

犯的絕對權威。

中國的神權法思想形成於夏代，發展到殷商進入高峰。殷商的奴隸主以迷信鬼神著稱。《禮記·表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隨著殷王權力的加強，當時的宗教迷信中出現了一個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帝”或“上帝”。所有國家大事，甚至是否用刑，都要通過占卜向上帝鬼神祈禱和請示。中國的甲骨

文主要就是殷王及其代理人（專職史官）向上帝和祖先進行占卜而刻在龜甲或

獸骨上的卜辭。如“貞（卜問）：王聞不惟辟,貞:王聞惟辟”；“茲人井（刑）不”。

表面看來，似乎殷王完全是遵照上帝旨意進行統治，實際上只不過是給殷王的

命令塗上一層神意的油彩。

殷商的神權法思想有一特點，即往往強調殷商貴族的祖先和上帝關係密切,能夠經常“在帝左右”;甚至宣稱他們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孫。《詩經·商頌》的《長發》載：“有娀（殷先妣簡狄）

方將（成長），帝立子生商”;《玄鳥》也載:“天命玄鳥(即燕,商族圖騰，

相傳簡狄吞食玄鳥卵生商先王契)降而生商”。這樣,他們便從血緣上找到

了充當上帝代理人的合法依據，並為壟斷神權提供了借口。

“以德配天”神權法思想在西周發生了一次較大變化。以周公等為代表的西周貴族，吸取了夏、商對人民過於殘暴而被滅亡的教訓，提出了一種新的君權神授說，認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的祖先神，而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神。“天命”誰屬，就看誰有能使人民歸順的“德”。所以他們大肆宣傳“惟命不

於常”、“天命靡常”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過去，殷的先王有”德”，“克配

上帝”，但後來的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而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改

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而大命文王。因此“天命”歸周，周王成了天之元子。

西周提出這種“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顯然旨在為西周取代殷商製造輿論，同時也意味著神權的動搖。統治者感到單靠神權不足以維繫其統治,還必須兼顧人事,重視民心向背，注意“懷保小民”,並決定採取“明德慎罰”的政策,開始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後來儒家繼承這一傳統，進一步提出“德主刑輔”

的主張。與此同時，周代法律也因講求策略而日益縝密，開始注意區分

故意與過失、一貫與偶犯，主張“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反對“亂罰無罪、殺無辜”等；但周初的“明德慎罰”政策並沒有

維持多久，隨著奴隸制的逐步腐朽和各種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統治者

法網也日益嚴酷。“以德配天”的神權法思想逐漸失去人們的信任。

神權法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封建製取代奴隸制的社會大變革和相應而來的思想解放，受到了較大的衝擊，代之而起的是百家爭鳴。中國古代的法律思想也從奴隸主的政權和神權桎梏下解脫出來，一度欣欣向榮。但殷周時期的神權法思想又為後來的封建統治者所襲用，並與儒家經學、封建倫理道德、陰陽五行說、讖緯迷信等結合起來，成為整個封建宗法思想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長期起著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重要精神支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