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蜂

《女蜂》是莫卧兒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里，她提出了一個“蜂族”的概念，很快便引來諸多媒體關注，成為一個熱門辭彙。“蜂族”是針對時下“蟻族”命名的一個群體，指的是那些漂在北京等大城市從事出版、新聞等職業的年輕文化白領。應當說，這個群體龐大而活躍，只是過去沒人這麼稱呼他們。與“蟻族”比起來，這個群體的生存境遇顯然要好一些，多戴著“文化”這層溫情的職業面紗，在寫字樓從事著超負荷的腦力勞。但他們的文化與精神追求，卻常常與轉型期的社會現實構成激烈衝突。我讀這本書才發現，原來自己最常接觸和熟悉的這個年輕的群體叫“蜂族”，過去確實很少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所謂“蜂族”，是針對時下“蟻族”命名的一個群體，指的是那些漂在北京等大城市從事出版、新聞等職業的年輕文化白領。“蜂族”比“蟻族”的生存環境要好一些，起碼有著“文化”這層溫情的職業面紗，經濟收入也相對較高，但也同樣面臨著房價暴漲、通貨膨脹、資本壓榨，終日疲於奔命，難以掌控自己的情感和命運。

對於“女蜂”而言，她們比男性“蜂族”要面對更多的壓力，也更容易迷失。小說中的幾位主要人物，“金鋼蜂”盧小鴿、“夭折蜂”徐朵、“苦情蜂”葉楨、“幸運蜂”金點點、“海歸蜂”李妮，命運都有悲劇色彩。在“女蜂”這個族群里，如果說因勞累過度腦萎縮自殺還是個案，那麼日益嚴重的心理疾病、陷入不倫之戀、遭遇性騷擾、成為替罪羊、“被單身”……可算得上是司空見慣之事。在她們身上，許多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引發共鳴。她們在物質和精神、理想與現實的夾縫間苦苦掙扎。她們得到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怎樣才能得到屬於自己的甜蜜與光明？這一切，都沒有標準答案。我們只能說，我們面臨的困難——包括現實的困境和精神層面上的困境——都是一樣的。而在一樣的困境面前，不同的人會做出不同的選擇，也成就了不一樣的人生。

曾有評論家斷言，一切小說都帶有自傳性質。這用於評價《女蜂》可謂十分貼切。莫卧兒在北京文化和出版界工作了7年，這使她近於本能地將主人公的身份設置為出版公司營銷策劃總監，由此也揭示了出版業的不少內幕。她在小說中提到的圖書策劃、營銷手法，如與時尚雜誌“聯姻”深挖選題、借社會熱點做營銷策劃、搭車娛樂行業以拉長出版產業鏈和挖掘版權價值，都是她自己親手操盤的經歷，頗值得同行借鑒。對出版行業感興趣的人士，或是想少走彎路、提升自己的從業者，不妨細心研讀此書。

看到“蜂族”這個詞，我彷彿聽到開滿油菜花的田野上瀰漫的嗡嗡聲，這個詞對年輕的文化人來說，確實有很強的啟示性。蜜蜂被看作文明的昆蟲，這個族群不僅分工精細、講求秩序，它們的生活狀態也表現得誠實而民主。比如蜂后雖是統治者，但它的出身卻和工蜂一樣，工蜂通過共同的選擇創造蜂后。在蜂群中，工蜂作為一個集體享有權力和決策權。蜜蜂渴望飛向蜜的源泉，卻從不輕易動用貯藏的蜂蜜，當這些小精靈歡快地擁向花朵時，它們不只為了自己飽餐，更為了把戰利品帶回家，像維吉爾說的：“對蜜的狂熱在它們胸中跳動”，我想這種狀態和很多年輕的文化人對文化理想的追求是一致的。

記得有位英國作家這樣讚賞過蜜蜂：用蜜和蠟布滿蜂房，蜜蜂給人類提供了兩樣最高貴的東西：甜蜜和光明。這位作家認為，“蜜和蠟”的結合象徵著人類的美和智慧，是一種理想的文化狀態。顯然這也是很多“蜂族”的文化願望。

事實上，社會和文化的市場法則，卻讓“蜂族”在遠離“蜜和蠟”的文化理想，這也是眼下“蜂族”遭遇的文化困境。消費社會讓一切文化變得時尚化和碎片化，使活躍在文化領域的“蜂族”們，不得不把塑造一種消費型人格作為所有工作的中心，或消費名人和奇聞，或消費身體和慾望，或消費情感和時尚。這是當下文化的獨門秘笈，只有把大多數人成功催眠為一種消費型人格，那些速成的文化商品才能落地生根。在以消費為中心的文化中，價值觀單一到只關注自己要消費的一切，至於人類和自然、傳統和歷史的關係，並不在它的視野中。這種文化雖以追求個性和時尚為口號，其實推銷的是一種市場叢林法則，目的不過是使受眾沉浸於流行時尚的誘導和強迫中，甘願成為商品和時尚的奴隸。

像《女蜂》展示的，很多文化人原本帶著理想進入文化行業，但隨著生存和社會的壓力，很快迷失了自我，遠離了自己的文化理想，陷入對市場的追逐中。這也是每天發生在我們周圍的現實。這種文化困境對女性的傷害尤為明顯，她們付出的不僅是理想的代價，更顯示出一種女性意識的危機。小說中幾個文化女性的命運都有悲劇色彩，她們的幾種命運在北京的文化界都找得到原型。應當說，這種對女性意識和身份的認知危機，在今天的文化界表現得特別普遍。看起來今天的文化女性得到了空前解放，但更多解放的是她們的身體，而不是她們的心靈。

這和很多年輕女性在成長期，消費型文化對她們的塑造有關。各種流行文化和女性讀物，都隱含一個主題：就是發現自己的身體，要把呈現自己身體的美麗，當作一種生命和社會責任。這種文化對女性身體的強調，注重的是它們與財富和地位的交換功能。即使把女性的美麗，說成是女性自身快樂的源泉，這種貌似獨立的觀點，這種對身體的自戀和拜物式的崇拜，瀰漫在當下所有與女性有關的文化樣式中。

這種文化永遠不會反思家務勞動的單調乏味，不會論及生兒育女的負擔，它對此選擇的是美化或迴避。於是，我們看到許多活躍在文化界的女性，反而迷失在自己塑造的浪漫文化想象中了。這種想象簡化了女性所要面對的真實生活。對女性要面對的愛人和朋友、工作和家庭、社會實踐和女性意識間的種種矛盾，並不觸及。文化困境和女性意識的雙重危機，使得“女蜂”們的生存處境比男性“蜂族”更為艱難。很多年輕的文化女性，只把女性解放看作對自由的嚮往和對束縛的擺脫，其實更有對女性責任的承擔。如何建立一種尊重性別差別的男女平等，如何張揚感性、仁慈、包容的女性特徵，才是這個時代重塑女性意識的關鍵。

對女性意識來說，暴風驟雨的變革時代已經過去，怎樣和風細雨地實現與男性的合作，才是今天的主題。女性特徵是感性、仁慈、包容，男性特徵多為理性、控制、衝動，所謂的女性解放肯定不是在這些性別特徵上的男退女進，而是如何更好地張揚這些性別特徵。從社會性來看，女性的素質其實比男性更為重要，因為她們大多會成長為母親，而母親的素質代表著未來的素質。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要對異性有更多的了解和尊重，更要有對自身性別的內省。這不僅是當下文化的任務，也是“蜂族”們應當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