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島問題

《間島問題》不是一般的史地研究著作，而是專門論證一地所屬的著作。既然“間島”是個國際交涉的問題，而日本人動輒引用所謂國際法進行“論證”，因此，宋教仁便也從國際法出發來論證。宋教仁受過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訓練，如此展開論證恰好能夠展示他的特長。而且以國際法出發來論證，既可以有針對性地駁斥日本人製造的所謂“理由”，也使自己的論證有了比較符合邏輯和當時國際習慣的順序。就邊疆史地的研究思路和論證來說，這恐怕也是宋教仁不同於前人的地方。

世界各國領土與邊界的劃分，情形雖然十分複雜，但還是有一定的規律，也有一些公認的準則，這就是所謂關於國家版圖或領土的國際法。宋教仁指出，國家版圖之取得，有兩種方式，一為本來取得（acquisition originally，英文為宋教仁自注，下同），一為傳來取得（acquisition derivative）。本來取得，有增殖、時效、先佔三者；傳來取得，有交換、贈與、割讓、買賣、合併五者。邊界的劃分，也有天然的境界（如山川、湖海、沙漠、荒原），人為的境界（即條約）。因此，則有三個要素必須考察，即領土主權誰先取得，自然地勢何者便利，境界條約如何訂立。

這三個要素確定，而一地的主權歸屬就確立了。論文即圍繞這三者展開論述。

首先是關於“間島”領土主權的歷史。宋教仁通過大量歷史文獻，尤其是朝鮮方面的文獻，證實“‘間島’之領土主權，自唐中葉迄於明末，即屬通古斯人之傳來取得者，不特與朝鮮國家絕無關係，即與朝鮮人民亦無絲毫之關係也。”

相鄰兩國邊界的劃分，條約的訂立非常重要，但大都依據大山、大河、沙漠等自然的屏障。因為這是兩國居民的繁衍遷徙及政府控制逐步延伸自然造成的。宋教仁接著論述“間島”自然地勢，長白山、鴨綠江、圖們江為中朝兩國邊界天然的境界，有關邊界的約章也是由此劃分的。日本人強詞奪理，有指海蘭河為圖們江的，有指松花江發源的一源為圖們江的，不一而足，皆為宋教仁駁斥。圖們江發源於長白山天池，即為圖們江源，這正是日本一些遵守科學規範的探險家、測繪家考察后得出的結論。宋教仁正好據以立論，並輔以韓國、中國的文獻。

關於“間島”境界之條約，宋教仁指出，東方各國國際法不發達，缺少完備形式的境界條約，但是，國與國之間劃界之事是常有的，這種劃界，具備國際條約的實質。中韓明確劃界之事，在康熙五十一年（朝鮮肅宗三十八年）。宋教仁特地選了兩種朝鮮方面的記載來說明此事，一為《通文館志》，一為《東國文獻備考》。朝鮮文獻明確記載，當時兩國官員到達長白山，刻立石碑，上有“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為記”等字樣。雙方除官員共同勘界外，還有文書往返。這實質是一種邊界條約。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宋教仁指出，“然則間島當為中國領土，其條件已完全具備矣”。

充足、完備的資料是進行歷史學或史地研究的前提，其實又不僅歷史學，所有科學研究都是如此。如果資料不足，或遺漏重要資料，則不僅不能服人，自己的結論也很可能站不住腳。

延邊地區南部，原來文化不發達，比較中原地區，文獻記載要少得多。但宋教仁還是搜集了非常多的資料，甚至令人驚嘆。據筆者粗略統計，宋教仁注出的資料即達92種。筆者不敢說宋教仁窮盡了關於“間島”的資料，但6萬字的論文，能引證這麼多的資料，實在可以當得上“資料豐富”四個字。

與一般考證須儘可能窮盡資料又不同的是，《間島問題》中大量應用了日本、韓國方面的資料，這是《間島問題》的一個基本特色。據筆者初步統計，宋教仁提到或注出的日本資料達24種，韓國資料19種。這又與以往邊疆史地學者的研究論證撰著有很大不同。客觀上，當時日本的公共圖書館已經相當發達，閱覽比較方便，這是宋教仁能夠運用這麼多日、韓資料的條件。

日、韓資料的運用，一方面豐富了可資使用的資料，而更重要的在於收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有的資料證據作用十分明顯。如宋教仁在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找到的朝鮮古山子《大東輿地圖》，其中清楚地繪有長白山、天池（闥門潭），以及鴨綠江和豆滿江（圖們江）的源頭。該圖還標有中韓界標。此圖足以證實圖們江以北的“間島”地區為中國領土。此外，上節所說的從國際法的論證，多用日、韓方面的資料，尤其境界條約方面，完全用的韓方資料。這比利用中方資料更能說明問題。

中國傳統也有所謂音韻學，但研究發音及標註方法，基本上限於漢語及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語音。因此在研究邊疆史地時，很少能應用語音學。宋教仁通日語，學過英語，在他的日記里，有了解和研究語音學的記錄，在研究“間島”問題時，他應用了語音學的方法。日本人強辯說豆滿、圖們（土門）是兩條河，豆滿（即圖們江）是朝鮮境內的河；土門是界河，在松花江源頭。宋教仁討論所謂“豆滿”江的源流時，他利用滿語（包括女真語）、漢語、韓國語進行對比，又用英語、日語及國際音標的發音做比照，最後指出豆滿、圖們、徒門、土門、圖門，實際都是來源於女真語，即圖們江，也即中朝界河。“豆滿”完全不是什麼另外一條河，譯成“豆滿”是因為韓國語中缺少某些發音元素所致。圖們、圖門是正譯，其他是不準確的譯法。

古人由於時代的關係和研究手段的原始，即便親臨其地，也未必能準確記載。如《大明一統志》記述：“長白山高二百里。”《大清一統志》竟也沿襲其說，宋教仁指出其謬誤：“考天下之山，未有高至二百里者，明志所云，殆出於傳聞。”此不過是根據當時的科學知識對傳統籠而統之的說法的糾正，屬於比較簡單的。

徠宋教仁在第五章《間島地誌》中，對該地區的沿革、面積人口、地勢山川、地質、氣候、政治、軍備、交通、產業、語言、宗教、民俗、村鎮等，一一做了介紹。其中地質、氣候等部分，吸收了現代科學方法。

現在分析《間島問題》的缺陷。

筆者對邊疆史地研究是外行。但就一般史學研究規律來說，我以為有三個要素不可缺少：即文獻、實地考察、考古資料。宋教仁的時代，中國的考古還沒有發展起來，世界上的考古專業與20世紀以後的發展也根本不能相比。那麼，文獻與實地考察，就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此外，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的應用，都可以作為邊疆史地研究的輔助，宋教仁也在嘗試應用語言學等方法。

因此，我以為宋教仁的主要缺陷是實地考察不足。有回憶說，宋教仁到過延吉，甚至見過任吉林邊務幫辦的吳祿貞，但都語焉不詳。宋教仁在延吉停留的時間到底有多久，目前還不清楚。但是以宋教仁的革命黨重要人物身份，以及經費的限制，要做細緻的考察是做不到的。這導致宋教仁對一些地理的描述，只能依賴文獻資料，甚至是日本人到該地“考察”寫下的記述，雖然他常常向來自所要研究的地方的人去了解，但這比親自考察到底還是不同。比如圖們江的初源問題，《延吉邊務報告》的描述就更細緻、準確。這是因為吳祿貞帶隨從人員在“間島”做過細緻的考察，並有測繪人員一起考察。

第二個缺陷是沒有辦法利用檔案資料。清朝建立全國統治后，延吉一帶雖然僻遠，但該地是清朝發祥地，又是人蔘等特殊物品的出產地，相信檔案中會有一定的記錄。但這也是宋教仁所無法做到的。

《間島問題》問世以後的反響如何呢？

宋教仁去世后徐血兒所作《宋漁父先生傳略》說，宋“精輿地學，曾著《間島問題》一書，清政府得之，間島交涉，得以不敗。清政府欲請先生任外交，先生不為動”。騷心（于右任）說：“當間島問題發生后，交涉者一無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麗，搜求高麗之古迹遺史，抵遼瀋，又得中國及日本之史跡足以為此案之佐證者。復親歷間島，考求其地望事實，歸而著《間島問題》。書成，日本東京之有名學者，均欲求先生以此書版權歸諸日本。先生不允。時袁督北洋，得此書，電召先生歸國。先生……以書付袁，而卒未歸。后間島交涉，因獲此書為輔佐，得未失敗。袁甚德之，電駐日公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駐日使固強之，先生隨散之留東之睏乏者，且謂：‘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上述兩人都是宋教仁的同志、好友，其文字又是宋教仁剛被刺去世時，可能有誇大的成分，那麼鄭孝胥的日記應是當時比較客觀的評價。

為了擴大《間島問題》的影響，宋教仁將書寫成后，就謀求公開印行。同時，他輾轉託孟森請鄭孝胥為之題寫書名，因此，鄭孝胥在印行之前看到了《間島問題》。鄭在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初八日（1908年8月4日）的日記中記：“孟蒓孫（孟森）來談，言有宋鏈著《間島問題》一書，求余署其端。”幾天後，鄭孝胥看到了書稿，得出這樣的評價：“孟蒓孫送來《間島問題》稿本，其書頗有意理秩序。”鄭孝胥為當時名士，任預備立憲公會會長，他的評價，可以代表當時名流的看法。

清政府官方的反應也可作為參考。宋教仁將文稿寫好后，便託人轉交清政府駐日公使李家駒，李家駒見書即送兩份回國內，一給吉林邊務督辦陳昭常，一給外務部。陳立即兩次致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希望調宋教仁到吉林襄助邊務。其中說“是書詳於知彼,頗足補邊務報告所不及”。外務部也希望宋教仁回國參加交涉工作，但最後都沒有實現。

《間島問題》自面世后多次印行，也可見其反響。主要版本有兩個：一為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印本，鄭孝胥為之題寫了書名，國家圖書館藏有此版本；一為《地學雜誌》第46—73號所連載。由於1908年中國圖書公司版本錯誤較多，而原稿已不知下落，因此，後來印行都是用的《地學雜誌》的版本。陳旭麓先生主編《宋教仁集》，李澍田先生主編《長白叢書》初集所收錄的《間島問題》，用的都是《地學雜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