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

青年時代，值“文革”之厄。政局飄忽，文教蕩然，無緣深造。

初中畢業后，入工廠做工人。四年後應徵入伍，至雲南楚雄為兵丁。服役三年半，退伍返家。此時“文革”結束，高考恢復。

1978年—1982年，在西南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學習。

1982年—1988年，在西南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大學）任教。

1988年—2001年，調至深圳行政學院供職。

2001年申請提前退休，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

《公羊學引論》

《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

《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

《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

獨自翻譯與合譯的著作

《基督的人生觀》

《當代政治神學文選》

《自由與傳統》

《政治的罪惡》

《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等；

選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推動兒童讀經運動。被稱為“儒家原教旨主義者”。

蔣先生大學所習為法律之學，然不樂以此為業。其學泛濫百家，以儒為宗。堅持“學在民間，道在山林”之立場，與目下學制學風成方枘圓鑿之勢，格格難入。遂於二○○一年，堅請提前退休，棲身林下，修道講學，守先待後。

早年好詞章，后喜深湛之思，折節讀書，究心古今中外有關宇宙人生歷史文化等方面之學問。出入儒釋道耶諸大教之間，上下求索學問之真諦。久之，乃安於儒教之學，以之為生命學問之依歸。

儒學本吾國立國之教，百年來，逢時不祥，屢遭厄運。經“五四”、“文革”重創之後，幾乎蕩然無存。幸海內外尚有以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大儒為代表之新儒家學派，出而為中流之砥柱，守護、闡發此學。上世紀八十年代，蔣先生傾心新儒學，肆力閱讀諸新儒學大師之著作，受其沾溉。亦曾謁訪梁漱溟先生，受其勉勵與鼓舞。一九八九年發表於台灣新儒家學派刊物《鵝湖》上之《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一文可謂蔣先生此一時期之代表性作品。此文指出：中國未來之出路在儒學之復興。雖然儒學之本根植於祖國大陸，然鼎革之後，儒學傳人乘桴海外；經唐、牟等大儒之努力，儒學在海外得以發揚光大。目下需以海外之新儒學“反哺”祖國大陸。文長亹亹數萬言，言詞剴切，痛快淋漓。可謂之為“文革”后儒學復興之宣言，堪與四十年前牟、徐、張、唐等大儒所發表之《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相輝映。

一九八九年後，基於現實刺激並本於個人認識，蔣先生漸不慊於新儒家，以為其學專言宋學而有忽於漢儒，未能窺孔教之全；其“新外王”復不得吾國禮樂政教之本，徒以西洋外來之民主法治為外王，於吾國之固有政治智慧未能善加紹述，有“變相西化”之嫌。乃究心經學，以漢之今文經學實為儒家政治智慧之淵藪。攻苦有年，成《公羊學引論》，於一九九五年公諸於世。斷之曰：

“吾儒之學，有心性儒學，有政治儒學。宋明儒學為心性儒學，公羊學為政治儒學。二學性質不同，治世方法各異。然二學均得孔子之一體，在儒學傳統中自有其應有之地位與價值。惜千餘年來，心性儒學偏勝，政治儒學受抑。時至今日，心性儒學宗傳不斷，講論不息，大儒輩出，政治儒學則無人問津，學絕道喪，門庭冷落。職是之故，孔子道術既裂，儒學傳統不全，如車之只輪、鳥之獨翼，國人只知吾儒有心性儒學，而不知吾儒有政治儒學，無怪乎談政治者只能拱手讓於西學矣。”（《公羊學引論·自序》）

拈出“政治儒學”，是蔣先生之特識，不僅對自由主義西化派蔑棄傳統之民族虛無主義是一聲有力之棒喝，對以牟宗三先生為代表之新儒學所表現出之可能之偏頗，亦有矯正意義。“政治儒學”之提出無疑為儒學在當今世界之新發展、當今學界之新景觀，亦蔣先生學術立場之貞定也。

《公羊學引論》問世之後，蔣先生即一直致力於“政治儒學”之發掘、闡釋工作，並思考如何立足政治儒學以回應當今中國之學術問題、政治問題、制度建構問題、中西文化問題以及儒學之未來發展問題。多年後，將所思結果匯為一書，此即二○○三年出版之《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也。此書將《公羊學引論》未盡之意，詳予推闡。究極天人，折衷今古，衡論東西，力以王道政治為天下倡，極富創見，對當代思想界已產生重大影響。該書認為：政治儒學與心性儒學相埒，同為孔子所創，有其源遠流長之傳統，其中凝結著儒家特有之政治智慧；民主法治乃西方文化土壤中生出之制度，並非人類普世之“共法”，今日欲再造中國政治制度，必須超越西方民主，回歸儒家本原，充分吸收政治儒學之智慧。而書中關於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基礎”之論述，其在理論上之開創意義尤令世人耳目一新。蔣先生提出：王道政治乃至任何合法之政治秩序必須同時具備三重合法性基礎，即超越之基礎、文化之基礎及民意之基礎：

“（王道政治之外王理想）以‘天下歸往的為民思想’來確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民意基礎、以‘法天而王的天人思想’來確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超越基礎、以‘大一統的尊王思想’來確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礎。無論古今中外，凡政治秩序欲合法，必同時具有此三重合法性的基礎，即必同時具有民意（世俗）、超越（神聖）、文化（傳統）的合法性基礎，缺一必不能合法。”（《政治儒學》，頁210。）

蔣先生所揭櫫之王道政治，或許有學者畏其陳義太高，難以落實，然欲使現實政治不致迷失方向，釀就人類之大患，吾人不可不懸此以為政治祈向之鵠的也。

蔣先生以“政治儒學”名世，然心性儒學亦其素好，造詣湛深，撰有《心學散論》若干篇行世。東瀛岡田武彥先生是當代世界儒學界之大儒，其學尚體認，重切己受用，與明儒中之江右學派相近，走“超越的逆覺體證”之路，以“歸寂證體”為宗。蔣先生與岡田先生有道交，深受其影響。若牟宗三先生之以陽明學為底里之“道德的形而上學”，蔣先生則不之甚喜。蔣先生慣於以傳統心性儒學之直指心體、直抒胸臆之言說方式論學談道，以為繁富新巧之思辨分析、九曲十折之義理演繹易致學問流為概念之知解解析系統，無當於身心。因此曾謂牟先生之學為“歧出之王學”。此說於牟先生之學恐未必平恕，然於此亦可覘蔣先生心性之學之傳統特質及其易簡之風也。

蔣先生於發明大道之同時，亦不惜力於儒學之普及教化工作。曾傾兩年之力，編就《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誦本內容皆采自儒典中之醇之又醇者，有其一以貫之者行乎其間，非雜然無統、斑駁不純者之可得比而擬之者也。洋洋十二冊，播布社會，厥功且不貲矣！

長久以來，痛感今世之學校無力勝宏道之任，未可培植學行兼備之儒士，乃發大願，仍前儒舊貫，創辦民間書院。苦心孤詣，顛躓奔走竭蹶籌謀近十年，所創陽明精舍卒告其成。地處黔中龍場，明代大儒陽明子成道之地也。書院屋舍挺然翼然，兼有山水之勝，清肅雅潔，儼乎儒教道場。此數十年來吾國人所未之或聞之鴻舉也！

先生為人精健昂奮，發強剛毅。以禮約身，不越儒者矩矱。滿腔仁心，時而出之。悲願宏志，塞乎天地。與人接，和樂恭安。接引後學，循循善誘，即之如沐春風。閑居之際，間亦一弄簫管。一曲既罷，林樾寂寂。

贊曰：粵自“五四”以來，天下滔滔，吾儒之學凋零日甚。幸梁熊唐牟諸大儒出乎其間，守死善道，講論不輟，使吾儒大道得延續不絕於一線。今春秋代謝，諸老師大儒皆歸道山，儀型藐焉無復可資仰瞻，每令學者心生山川寂寥之慨。值此絕續之際，蔣先生特力拔起，卓然挺出，兢兢體道弘道，數十年不稍弛懈，其悲願之大，骨力之堅，用功之勤，體道之深與夫陳義之高遠宏富，環顧今世，指不屢屈也。噫，能不令人扼腕欣慨！

松風館

道自白雲深處起，文不在茲乎；

學從綠野滿時來，質之將復矣。

感物廳

萬物有恩於我，此身回報難，唯惜之誠惶誠恐；

聖人無執乎私，天下感通易，宜致其仁術仁心。

水雲軒

山月出時，清簫一曲乾坤靜；

松風過後，濁酒半杯天地寬。

奉元樓

宣聖立元正始，統天統史統人，王道通三歸一統；

羲皇設卦首乾，成象成時成性，龍德用九化大成。

夫子哭麟，天地如此不仁，奮作元經萬世垂義法；

文成傷道，蠻荒居然有幸，細玩大易九夷立心宗。

復夏堂

先嚴夷夏之辨，元年自有統，不與夷狄主中國；

且緩西東會通，公器本無方，宜將西學益群生。

聖賢為人文性命根本，血食千秋，繼體傳心頌聖跡；

天道乃品物生民化源，清香一柱，修身講學報天恩。

繙經閣

五經藏理窟，立人文萬世根基，常道常繙承道統；

六藝蓄義海，開性教九州學脈，恆心恆現繼心傳。

性天園

強學達性，不枉此生，方為宇宙真豪傑；

潛徠修通天，莫求來世，才是古今大丈夫。

圓丘敬天，先王致孝乎鬼神，報本返始，民德歸厚在復禮；

方澤事地，后聖緣情於人道，立中用和，物理節文須依仁。

烏啼花樹，雨打疏桐，蛩吟露草，蟬唱香樟，靜中獨聽大成樂；

風散松雲，竹搖清影，月盪澄空，霧迷幽徑，閑里默觀造化心。

存心齋

為道須枯槁一番，刊盡聲華，從此海闊天空，鳶飛魚躍；

存心要靜默終日，養全性體，而後風清雲淡，山峙川流。

樂道園

獨宿深山，天心月滿時，有孔顏之樂；

默居靜室，檐下雨疏處，正堯舜所思。

一等人無思無欲，力學可至；

兩件事存理存心，勤修乃成。

春風拂綠野，觀東主生物心懷，樂水樂山復樂道；

冬日暖蒼空；體大人明德愫志，希賢希聖更希天。

俟聖園

山中明月，照我讀麟經，五千年往事胸中翻滾，賴王心斷截，天元正始道在是;

林下清風，伴人觀鳥跡，九萬劫洪荒性里收盡，依聖學安立，知體培根命歸焉。

雲生雷上，君子盤桓，守先待後辨理勢；

明入地中，文王憂患，論古知今究天人。

桂竹園——月窟居

無軒冕肆志，天外逍遙，物耶我耶；

有家國關情，人間造次，仁也義也。

退藏菴

庵中兀坐，思出風雲外，頓釋囂囂世味；

峰頂凝神，心鋪天地間，盡囊滾滾勞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