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瓷器

西夏瓷器種類按用途可分為生活用器、文房用具、娛樂用品、雕塑藝術品及建築用材等。常見器形有碗、盤、壺、瓶、罐、盆、燈、帳鉤、硯、鈴、牛頭塤、棋子、板瓦、滴水、供養人、駱駝、馬、雞、鴨等等。除此以外，還出土有不少駱駝、馬的素范，說明此時駱駝、馬已能夠翻模成批生產。由此可見西夏瓷器已作為商品在其境內廣為流傳。據不完全統計1956年至1986年在寧夏、內蒙古、甘肅、青海等地先後出土上百件西夏瓷即是很好的證明。

據考古調查發表資料可知，燒造西夏瓷的窯址主要集中在寧夏銀川西郊賀蘭山下及靈武市一帶，在甘肅省武威也發現西夏古瓷窯址一處，這是目前發現中國西北邊陲最遠的一處古瓷窯址。西夏瓷窯地處西北大漠地區，是由黨項人具體經營管理，因此其產品造型設計、紋飾題材、裝飾手法均表現出較強的民族風格與特點，將這些民族風格與特點集聚一起，便形成西夏瓷器特徵。富有西夏民族特徵的瓷器，突出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西夏瓷器品種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壺、四系瓶、帳鉤、紡輪、牛頭塤獨具特色。它們造型設計與黨項人的游牧生活密切相關。扁壺從早期到晚期一直生產，產品數量大，製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燒瓷窯口所不見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壺有兩種，較大者為圈足扁壺，壺口小、頸短、腹扁圓，是由兩個淺腹缽對接粘合而成，其接縫處常以附加堆紋進行彌合，腹側上下分別置兩耳或四耳，腹部中央有圓形圈足。該壺造型設計合理，口小腹大，壺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圈足置腹中央，只要將口塞住，壺可平放，這樣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撐非常穩妥。腹側有耳可供穿帶，將帶系壺附於馬背，出遊狩獵時攜帶安全方便。另有一種小型扁壺，其器形與大型扁壺相似，不置圈足，體態輕盈，腹側置雙耳，穿帶隨身攜帶簡便實用。扁壺無論大小，設計合理製作精美，體現了黨項人的聰明才智。四系瓶（多系瓶），小口圓唇微外侈，束頸斜肩，長圓腹，圈足平底，肩腹交接處置對稱四耳（或多耳），其腹大口小，是盛水、奶的理想用具。若將多耳穿帶，可以提拎，簡單實用。瓷鈴、帳鉤是西夏瓷中的特殊產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時與西夏並存的遼國契丹人是中國東北部的游牧民族，其轄區內曾出土過銅鈴、鉤等用具。西夏地處西北大漠，這裡煤礦資源豐富，銅、鐵礦產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鈴、鉤代替金屬鈴鉤應該是個創舉，它不僅巧妙解決沒有金屬製品的困難，同時為制瓷業開創了新思路牛頭塤是瓷塤的一種，形似牛首故稱之牛頭塤。其正面有二孔，頂部有一孔，吹之能發出美妙的聲音。牛頭塤作為一種樂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愛。它的出土不僅表現出西夏人善於創新的智慧，同時也展現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西夏瓷中有大量建築用瓷，如瓦當、筒瓦、滴水和各種脊飾瓦件等，其中大部份建築構件為素燒，有些板瓦、滴水掛黃釉，脊飾多施黑釉。特別值得提及的是白釉板瓦，製作精巧別緻，其胎質細膩，上下基本等寬，厚薄相同，斷面略有弧度，面微凸，施釉前掛有白色化妝土，釉色白中泛青有光澤。白釉板瓦尺寸不盡相同，總體規格相一致。西夏瓷器中大量建築用材的出土，不僅為研究西夏建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同時表示出西夏黨項民族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正在發生著根本的變化

西夏瓷的裝飾技法，有刻釉、刻花、刻化妝土、剔釉、剔刻化妝土及少量印花及白釉黃褐彩等。其中刻釉多用於黑（褐）色釉器，以刻花部分露出胎色與釉色間的色差，起到裝飾作用。刻花即在施釉前在陰乾的胎體上用刀刻出花紋，然後施透明釉。由於胎體較暗燒成后呈淡淡青色，胎釉反差不十分鮮明，因此刻花瓷出現數量較少。西夏瓷器中以剔刻釉、剔刻化妝土為多見。剔刻釉技法在北宋初期磁州窯已經使用，如黑剔花枕、罐等。之後中原一些窯口也採用此種方法裝飾瓷器，但所佔比例不大。西夏靈武窯在承襲磁州窯此項工藝時運用得比較普遍，絕大部分壺、瓶、罐、缽都以剔花進行裝飾，而且在表現手法上富有創意，具體可歸納為三點：其一，在粗胎上施釉，然後根據創意划好花紋，剔掉花紋以外的地，露出胎的真實面貌。（圖五）其二，在粗胎上掛好白色化妝土，再劃出花紋，然後剔刻掉花紋以外的化妝土，施透明釉，入窯燒成后深色的地上呈現白色花紋，樸素美麗。（圖六）其三，施化妝土和不施化妝土同時並用於一件器物上，有個別褐釉剔刻花經瓶胎體粗，肩部寬斜不掛化妝土，腹部瘦掛化妝土，並剔出大朵牡丹花，地露出化妝土，近足部飾划紋一周。此裝飾設計新穎，刻劃手法精湛，肩、腹顏色反差理想，花紋層次分明，有意想不到的裝飾效果另外，採用開光裝飾瓷器是西夏瓷器最突出的特徵。開光是古代祖先把對光的認識與感情以藝術手法予以表現。此種裝飾最早在北宋時期，以白釉繪黑彩的形式用於枕面裝飾，黑白強烈反差襯托花紋很醒目。在西夏瓷器中壺、瓶、罐、碗、盆、缽無所不用開光，其比例之大是其它窯口無以倫比的，而且開光不拘一格，有菱花形、連弧形等。開光全部採用剔刻技法，即開光內剔掉花紋以外的地，露出淺色的胎，開光外划滿斜道紋或水波紋，以突出開光內花紋有淺浮雕之感，藝術效果極佳。

西夏瓷器紋飾題材內容豐富，有植物紋、動物紋、圖案紋及反映民間生活習俗的紋飾。植物花紋以牡丹為最多，可分三種：纏枝牡丹、串枝牡丹、折枝牡丹，多用於扁壺、經瓶和深腹罐上。少量蓮花紋、菊瓣紋、石榴紋用於經瓶或滴水上。動物紋有魚、鴨、蜜蜂和鹿紋。其中鹿銜牡丹或蓮花很有情趣，鹿為瑞獸，蓮花牡丹象徵吉祥富貴，西夏人將鹿與蓮花、牡丹巧妙結為一體，在表達美好願望的同時也展現了黨項人粗獷的胸懷和奔放的感情。反映民間生活習俗的題材雖然發現不多，但頗具民族韻味。如靈武窯出土小口深腹瓶，腹部中央刻一馬馱一朵盛開的蓮花，其上立幡旗，馬前有一奔跑的獵犬，犬前有一隻掙扎的肥鵝，其上方有一展翅的雄鷹，鷹前方有一隻逃命的野兔。馬後方似刻劃一隻靴子和靴墊。靴子和靴墊反映人死後要走向祖靈的思想。（圖八）該罐整幅畫面純真稚拙，異常生動，真實地反映了黨項人出遊狩獵場面和游牧生活的浪漫與歡樂，同時也有希望死後能象生前一樣享受生活的強烈願望。

宋金時以磁州窯為首的北方窯口，普遍流行嬰戲紋飾，嬰兒形態稚嫩甜美，代表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追求，很受喜愛。西夏靈武窯也出土有一塊刻劃嬰兒紋飾的殘瓷片，嬰兒作禿髮狀。另外該窯出土一些男性供養人均禿髮，明顯與中原及其它少數民族不同。據《續資志通鑒長編》

一五○卷載：“元昊初制禿髮令，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禿髮，三日不從令，許眾殺之。”李元昊實施禿髮令深入人心，這一點在西夏瓷器紋飾題材中也得到了真實的印證

西夏靈武窯的發掘，使我們看到西夏瓷器的真實面貌，其中除部分白釉器為仿定器外，黑（褐）釉剔刻花器受北方最大民間窯場磁州窯影響較強烈。為了弄清它們之間的關係，不防將靈武磁窯堡窯出土西夏瓷器與較之稍早的北宋磁州窯中心窯場觀台窯出土瓷器作簡要比較：

北宋磁州窯產品豐富，除日常生活用品碗、盤、罐、爐、瓶外，還生產有陳設瓷花口瓶、玉壺春瓶等。上述的某些器形在西夏靈武窯中也能找到近似器。黑釉雙耳罐是北宋磁州窯常見器，直口圓唇、鼓腹、圈足平底。類似黑釉雙耳罐在靈武窯早期也能找到，只是口微斂、腹略顯長圓。（圖十）白釉爐是北宋磁州窯較具代表性的創新產品，早期小口、寬平沿、深腹高圈足，晚期出現廣口三足爐。此兩種爐在西夏一期均能找到相似黑釉器（圖十一）。葫蘆瓶是北方磁州窯系普遍生產的一種器形，因形似葫蘆而得名。磁州窯葫蘆瓶多帶雙耳，西夏葫蘆瓶無雙耳，似便於束腰拴系，更符合游牧民族生活習俗。（圖十二）花口瓶是北宋磁州窯創新燒制的陳設用瓷，初為平底，北宋末期至金始有圈足，器形逐漸變高，典雅秀美。西夏花口瓶造型特徵晚於北宋與金同步，但磁州窯風格明顯。（圖十三）玉壺春瓶作為陳設用瓷，北宋時中原一些窯口均有生產。北宋磁州窯玉壺春瓶長頸圓鼓腹、圈足。靈武窯玉壺春瓶最大腹徑*下，時代稍晚，與金代磁州窯玉壺春瓶更接近。

磁州窯的紋飾題材多取自民間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內容極富民間色彩。題材有花卉、飛禽、人物山水，其中花卉題材中以牡丹花為最多。北宋時期牡丹以折枝最具特色，其形式設計為牡丹花朵左右兩側有花葉襯托。西夏瓷器中90%紋飾為折枝牡丹，折枝花朵較大，左右兩側由花葉襯托，圖案構思與磁州窯基本相同，表現手法寫實性強，更顯形態逼真。（圖十五）

北宋磁州窯的裝飾方法多種多樣，除常見刻花外，還創造出白地黑花、白釉剔花、剔黑等方法裝飾瓷器，白地黑花即在白色化妝土上以繪畫技法，繪出各種圖案，再罩透明釉高溫燒成。白釉黑花多用於枕面，以曲線或連弧紋勾出開光，在開光中繪出主題花紋，清新醒目。白釉剔花即在掛好白色化妝土的胎上刻劃出花紋，剔掉花紋以外的地，露出胎之本色，再施透明釉燒成。白釉剔花利用胎與釉的反差裝飾瓷器，因反差不很大，效果柔和。剔黑即是在掛白色化妝土的胎上施黑釉，然後刻花，再剔去花以外的黑釉，露出化妝土，再施透明釉燒成。剔黑花紋與地反差強烈，鮮明亮麗，給人以疏朗之美。受磁州窯裝飾藝術的影響西夏靈武窯裝飾主要以黑釉剔花為主，且黑釉剔花多與開光結合併用，即在黑釉上刻劃出開光及花紋，然後將開光內花紋以外的地剔掉，由於露出胎之面積較大，胎釉間的反差對比強烈，此種裝飾，樸實無華突顯花紋別具風格。

受定窯影響北宋磁州窯裝燒方法有多種，對於深腹碗、罐等圈足器或平底器，採用三*支釘、三足支墊墊燒，瓶、罐等高形器採用亞腰形支墊垛燒，有些精美細瓷採用一匣一器法燒造。淺式碗、盤則採用支圈或支墊一匣多器仰燒。另外還發現有支頂碗（盤），是用來放在筒式匣缽最底部起支撐作用，即頂碗覆燒，此法可克服瓷器芒口的缺欠，內底雖有砂或一周無釉現象，但優於芒口瓷亦比疊累正燒產量高。受磁州窯頂碗覆燒法的影響，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很多窯口金代均採用此種方法燒造瓷器。靈武窯裝燒方法博採眾長，達八種之多。一般碗、盤採用頂碗覆燒法燒造，罐、大盤類用支圈正燒法生產。精細白瓷碗、杯等則用一匣一器法燒造，瓶、瓮等大型器用工字形支墊垛燒，小件碗、缽類採用芒口對燒。除此之外，還學習鄰近一些窯口的搭燒法即在瓶、罐等器肩部刮掉一圈釉，然後在上面扣一件碗、缽類器，這種見縫插針的燒造法既合理利用空間又提高產量、節約燃料。

縱觀上述比較分析，不難看出西夏靈武窯早期發展階段，受北宋磁州窯制瓷工藝影響較深，有些器形花紋、裝飾手法、裝燒方法相接近，說明兩窯口關係密切，有一定的淵源關係。但西夏靈武窯中最具代表性典型器扁壺、四系或多系瓶、帳鉤、板瓦等是當時其它窯口所不見，由此可見，靈武窯的制瓷工匠在學習模仿名窯產品的同時，也注意將制瓷工藝與本民族文化相結合，創造出適合本地區本民族生活習俗的有代表性的新器形。並且在花紋的裝飾上大量使用開光，利用胎釉間的強烈反差突顯花紋立體效果，在開光外布滿斜道紋或水波紋，突出黨項民族與眾不同的獨特風格。因此，西夏瓷器是中國陶瓷百花園中最具地域特色和鮮明民族風格的一枝奇葩。

西夏王國的黨項人，原本是散居在青海一帶的拓跋氏後裔。據《舊唐書黨羌傳》載“唐初吐蕃強盛，拓跋氏漸為所逼，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於慶州（今甘肅慶陽）”。內徙慶州后，與中原內地接觸機會增多，對黨項民族的封建化進程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他們逐步開始半農半牧的新生活。與中原漢人及東北部契丹人相比，黨項人還是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黨項人不會耕作，更不會燒制瓷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民族，何以在西夏時突然能夠建窯燒瓷？關於西夏瓷器的起源，只能藉助歷史與考古資料加以分析推斷。對於這一問題有學者推測認為“是西夏佔領晉北沿黃河一帶地區，時間雖短，在撤退時把河曲等窯場部分匠人掠走，以後發展了西夏制瓷手工業”。此話不無道理。因為在歷史上後進民族佔領先進地區時，採取劫掠手段將先進民族的工匠擄走為其服務的事屢見不鮮。如活動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契丹人，也是逐水草而棲的游牧民族，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國（后稱大遼）。據遼史載，太祖阿保機曾“南攻燕薊……以所俘人戶散居潢水之北”“建臨潢縣”[ii]。后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俘虜甚眾[iii]。遼世宗時“以定州俘戶置弘政縣”[iv]。從中可看出，遼初契丹人曾數次進犯中原定州等地，每次均劫擄大批有技能的漢人工匠，歸其帳下，為其所屬，並將所俘漢人置新的州縣，使其從事農業或重操舊業。五代人胡嶠著《陷虜記》載“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使術、教坊、角抵、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並、汾、幽、薊之人尤多”。被契丹人掠走的漢人中肯定有制瓷工匠，上述史書中雖未說明，但遼代早期建造的上京及後來中京附近的赤峰都發現有燒造遼瓷的窯址，遼墓中也曾大量出土遼瓷。考古與史料相互印證，契丹人劫擄漢人制瓷工匠已成不爭的事實。黨項人數次入侵北宋，有否劫擄有技能的漢人工匠，史無記載。毅宗諒祚時（公元1049—1067年）西夏開始變強盛，司馬光著《涑水記聞》中載：諒祚曾向北宋朝廷訖取“工人”，遭宋仁宗拒絕[v]。由此可推斷，黨項人入侵中原沒能向契丹人那樣擄走各種有技能的漢人。後來隨著其勢力強盛和對奢侈生活的追求，才想到向北宋朝廷索取技能工人為己服務。另外在西夏轄區內，考古調查均未發現西夏早中期的瓷窯遺址，說明西夏中期之前黨項人沒有建窯燒瓷。崇宗乾順時（公元1087—1139年）西夏與北宋戰爭減少，經濟得到較大發展。至仁宗仁孝（公元1139—1193年）時，西夏政治、經濟變得強大，為西夏鼎盛時期。此時遼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所取代。公元1127年金滅北宋，佔領淮河以北廣大地區。在北方金與西夏友好相處達80年，此時西夏人是否向金人訖取“工人”文獻無記載，但從寧夏靈武古瓷窯址的考古發掘中似乎能找到答案。據《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中出土瓷器可分五期。一期時代為西夏中期偏晚，即崇宗晚期及仁宗前期。二期時代為西夏晚期，即割劇政權走向衰落後30年。三期為元代，四、五期更晚。因三期以後器物雖與弧⒍?謨諧邢？叵擔??奔渫磧諼饗模？飫鋝歡嗵浮N饗拇墒忌漳甏??繾諭砥諢蛉首誄跗赱vi]，即北宋剛剛滅亡，金人剛剛佔領淮河以北之際，為了鞏固政權，金與西夏友好相處來往頻繁，其時是否派遣制瓷工匠北出塞外到銀川平原雖不得而知，但靈武窯一期瓷器即是始燒起源期又是繁榮期，文化堆積厚，延續時間長，種類豐富，而且有些器物造型、花紋內容、裝飾手法、裝燒方法均能與磁州窯找出一脈相承的內在聯繫。開始建窯燒瓷初期產品種類之多、質量之好、成型燒造技術之成熟，如若沒有外來技術支持是難以想象的。因此從該窯始燒年代及制瓷技術分析應是在金初得到河北磁州窯系工匠們的技術支持，西夏瓷器才得以燒製成功。當然也不能排除中原一帶的制瓷工匠們為躲避戰亂，舉家北遷到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與之雜居，更何況古靈州（靈武窯附近）畢竟是西北地區要塞名城，政治、經濟比較發達，離古都長安不十分遙遠。由於其地處寧夏平原，地形平坦，飲水方便，加之這裡產煤，蘊藏有豐富的制瓷原料，一旦條件成熟，瓷業便可立即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

西夏王國作為地方割劇政權與中原宋朝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聯繫，西夏文化就是在吸收借鑒漢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民族文化。西夏瓷器作為西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窯系影響，並結合本民族的文化習俗創建發展出粗獷質樸，極具黨項民族特色的瓷器。近些年在內蒙、甘肅、青海等地都出土有西夏瓷器。這些瓷器與靈武窯早期瓷器相一致，說明西北邊疆地區自古以來與中原息息相關，也證實歷史上西北地區曾有發達的制瓷業，其中心很可能就在古靈州一帶。從各地出土的西夏瓷器看，民族特徵鮮明、紋飾簡潔、裝飾手法粗獷。最具特色的扁壺、四系瓶、高足碗、帳鉤以及剔刻釉裝飾藝術，突出表現出黨項民族純真質樸的民族性格，同時更加豐富了陶瓷器形及裝飾內容。因此西夏瓷與較之稍早的遼瓷一樣，在中國陶瓷百花園中佔有一席之地，值得好好研究。

西夏瓷器

1982年以來，古城鄉上河村塔兒灣農民在山坡上取土時陸續發現了一批瓷器，部分瓷器（包括殘片）上寫有漢、西夏文紀年、姓氏名字，后被專家考定為西夏瓷器。除大宗瓷片尚待繼續復原外，完整和已經復原的瓷器有115件，主要有碗、碟、壺、罐、瓮、瓶、釜、缽、燈等；裝飾技法主要有素釉、複色釉、印花、彩繪、剔刻釉等；釉色有黑、褐、醬、豆綠等多種，以白釉、褐釉居多。大多數器物色澤瑩潤，給人以穩重古樸而明快典雅的感覺。由於剔刻花和印花手法的普遍運用，成為涼州西夏瓷器的顯著特色，並隨著白地繪黑（褐）花瓷器的出土，填補了西夏瓷器已經運用磁州窯匠師創造白地黑花器物技術的空白。裝飾題材有陰弦紋、陽弦紋、水波紋、帶狀紋、運頭紋、九點紋等幾何紋樣，有梅花、牡丹、蓮花、葵瓣、花葉、草葉等植物紋樣，還有天鵝、仙鶴等飛禽紋樣，也有幾何與植物結合的卷草雲紋等。涼州西夏瓷器的這種裝飾手法進一步說明，西夏時期，儒學為官方哲學，佛教十分興盛，而崇尚陰陽、崇尚自然天道觀的道家思想也普遍被人們接受。釉面光滑柔潤，再加墨彩襯托，黑白相間，顯出了濃郁的鄉土氣息和民族特色。涼州西夏瓷器數量大、種類多、內容豐富且保存完整，既有宋代風格，又有西夏黨項族和涼州地方特色，在西夏制瓷業中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對研究我國制瓷業，特別是西夏制瓷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