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

十六歲之前，在聖路易斯的史密斯學院學習。

1905年的秋天，進入哈佛大學。

1910年，離開美國，前往巴黎的梭爾邦大學（the Sorbonne）。

1914年，進入牛津大學的默頓學院學習。

1917年春天，在羅易德銀行（Lloyd`s Bank）擔任評估員。

1914年8月，到達倫敦，同行的美國詩人艾肯（Aiken）將艾略特的詩稿送給詩人龐德（Ezra Pound），9月，與龐德初次見面，從此，兩人在新古典主義詩歌的創作活動中緊緊的聯繫在一起。在龐德的幫助下，許多雜誌刊登了艾略特的詩作，

1915年，發表《J.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

1917年，第一本書《普魯弗洛克及其他》的出版給了他很大的動力。這本書由《自我主義者》雜誌印行，由龐德夫婦匿名出資。這本書為艾略特奠定了他詩人的地位。

1922年，《荒原》出版，這部作品被評論界看作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一部詩作，而艾略特本人的名氣高漲，這部作品被認為是英美現代詩歌的里程碑。

1935年至1942年，創作《四首四重奏》。

創作《燒毀的諾頓》《東科克爾村》《乾燥的塞爾維吉斯》和《小吉丁》。

祖父是牧師，曾任大學校長。

父親經商。

母親是詩人，寫過宗教詩歌。

1915年6月，與薇薇安（Vivien Haigh-Wood）結婚。

他在一所學校擔任講師，又擔任一本先鋒雜誌《自我主義者》（the Egoist）的助理編輯。

後來，薇薇安因為精神上的原因住進了療養院。

1933年，與妻子正式分居。

1956年，娶了第二任妻子弗嵐切（Valerie Fletcher）。

1965年1月4日，於倫敦的家中逝世。

詩歌

散文

劇本

艾略特在他的早期創作中善於把自己藏匿在詩句背後，不斷變換面具和語氣。詩中的“我”大都是戲劇人物，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但是總的看來他偏愛一種萎靡不振、無可奈何同時又不失幽默的聲音。這一特點確實使一般讀者難以理解艾略特的早期詩歌。艾略特的詩作往往沒有通盤謀划好的思想脈絡，他數次開玩笑地引用拜倫《唐璜》中的詩行為自己辯解：“我當然不敢號稱我十分懂得/當我想露一手時自己的用意。”在論文《玄學派詩人》里他還表達了這樣的高見：當代詩人的作品肯定是費解的，我們文化體系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必然會對詩人的敏感性產生作用，“詩人必須變得愈來愈無所不包，愈來愈隱晦，愈來愈間接，以便迫使語言就範，必要時甚至打亂語言的正常秩序來表達意義”。

艾略特認為，在詩歌創作中有種“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邏輯”，它們不同於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邏輯，因為詩人省略了起連接作用的環節；讀者應該聽任詩中的意象自行進入他那處于敏感狀態的記憶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當，最終自然會收到很好的鑒賞效果。表現這種“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邏輯”最為充分的大概就是奠定艾略特現代派主將地位的《荒原》。

《四個四重奏》是探討永恆和時間的哲理詩，但是詩人並不使用純粹抽象的概念，他帶領讀者在具體的歷史中探索永恆與時間的辯證關係。《四個四重奏》的用語普通正規而又十分精確。對語言異常敏感的艾略特常會詞不達意，他在《東科克爾村》里把寫詩比為“與詞語和意義的難以忍受的扭斗”。艾略特對自己的信仰和創作始終不敢心安理得，他擔心語言會因使用不當而退化，這必然會影響到我們思想感情的品質。

人物影響

文學評論家、復旦中文系教授張新穎也表示，翻開現當代中國詩歌史，眾多詩人都曾表示深受艾略特影響，例如徐志摩曾仿艾略特詩風寫作《西窗》。卞之琳、夏濟安、穆旦等人也都受其影響至深，“從當年的徐志摩、孫大雨到今天的文學青年，幾代人讀艾略特的曠世長詩《荒原》和《普魯弗洛克的情歌》，構成了中國文學的難忘記憶”。

艾略特還是20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他的“共同追求正確判斷”的理想一度成為頗有感召力的口號。他的《論文選，1917—1932》是英國批評史上少有的經典。

英國廣播公司（BBC）2009年組織了一次網上投票，請廣大聽眾和觀眾推舉“全國喜愛的詩人”（不包括莎士比亞），獲得這一稱號的是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

美國總統自由勳章頒獎詞：“他是一位詩人和批評家，融匯了智力與想象、傳統與創新，在一個變革時代，他為世界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羅姆：“你也許跟艾略特的評論搏鬥了很久，但仍然終生迷戀他最好的詩作。《荒原》和《阿爾弗雷德·普羅弗洛克的情歌》、《一個哭泣的年輕姑娘》、《空心人》、《三聖人的旅程》等，艾略特最不朽的詩作的名單上，也許還可以再加上《小老頭》和《小吉丁》。但剛才列舉的5首詩是他詩歌創作最重要的成就。”

美國藝術評論家羅傑·金博爾：“艾略特之所以值得注意，不是因為人們不贊同他對女性、猶太人、教育或宗教的態度，而首先是因為他寫的能引起人們共鳴、好奇的詩。”

人物思想

T·S·艾略特曾經將自己概括為“文學上的古典主義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國國教高教會派”，這三個標籤簡明易懂，並不需要詳細說明，因為它們都指向保守主義。他的保守主義實際上又根源於他思想深處相當嚴格的“確定論”，以及個性上過於誠實的自我意識，他不會輕易地接受混沌、朦朧和不可知的事物。從這方面說，保守主義代表著他與崇尚自由的現代價值體系保持的距離，一個不亢不卑的距離。

他的批評在一種謙遜的外表下包裹著不容反駁的結論，非常地言之有物、條理分明和實用有效。任何讀者通過他的批評都能學會理解一首詩或一篇散文——哪怕是自己不喜歡的詩或不喜歡的散文。他的批評很少摻入個人感情，他為詩人分類用的是“大和小”，而不是喜歡和厭惡。他在批評上的功績就在於建立起一種非常客觀和可靠的鑒別標準，使現代批評邁上能夠對一切進行量化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