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說真話

再論說真話

我的《隨想》並不“高明”，而且絕非傳世之作。不過我自己很喜歡它們，因為我說了真話，我怎麼想，就怎麼寫出來，說錯了，也不賴賬。有人告訴我，在某雜誌①上我的《隨想錄》　（第一集）受到了“圍攻”。我願意聽不同的意見，就讓人們點起火來燒毀我的《隨想》吧！但真話卻是燒不掉的。當然，是不是真話，不能由我一個人說了算，它至少總得經受時間的考驗。三十年來我寫了不少的廢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當時的勞動模範忽然當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勞動”，又不做“模範”；說假話、搞 特權、幹壞事倒成了家常便飯。過去我寫過多少豪言壯語，我當時是那樣歡欣鼓舞，現在才知道我受了騙，把謊言當做了真話。無情的時間對盜名欺世的假話是不會寬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還有人要求作家歌頌並不存在的“功”、“德”。我見過一些永遠正確的人，過去到處都有。他們時而指東，時而指西，讓別人不斷犯錯誤，他們自己永遠當裁判官。他們今天誇這個人是“大好人”，明天又罵他是“壞分子”。過去辱罵他是“叛徒”，現在又尊敬他為烈士。本人說話從來不算數，別人講了一句半句就全記在賬上，到時候整個沒完沒了，自己一點也不臉紅。他們把自己當做機器，你裝上什麼唱片，他們唱什麼調子；你放上什麼錄音磁帶，他們哼什麼歌曲。他們的嘴好像過去外國人屋頂上的信風雞，風吹向哪裡，他們的嘴就朝著哪裡。

外國朋友向我發過牢騷：他們對中國友好，到中國訪問，要求我們介紹真實的情況，他們回去就照我們所說向他們的人民宣傳。他們勇敢地站出來做我們的代言人，以為自己講的全是真話。可是不要多長的時間就發現自己處在尷尬的境地：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變來變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國人重視信用，不會在思想上跳來跳去、一下子轉大彎。你講了假話就得負責，賴也賴不掉。有些外國朋友就因為販賣假話失掉信用，至今還被人抓住不肯放。他們吃虧就在於太老實，想不到我們這裡有人靠說謊度日。當“四人幫”圍攻安東尼奧尼的時候，我在一份義大利“左派”刊物上讀到批判安東尼奧尼的文章。當時我還在半靠邊，但是可以到郵局報刊門市部選購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幫”那一套鬼話，我看見中國人民越來越窮，而“四人幫”一夥卻大吹“向著共產主義邁進”。報紙上的宣傳和我在生活中的見聞全然不同，“四人幫”說的和他們做的完全兩樣。我一天聽不到一句真話，偶爾有人來找我談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憐憫那位義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麼容易受騙。事情過了好幾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還是右，也可能還有人揪住他不放鬆。這就是不肯獨立思考而受到的懲罰吧。

其實我自己也有更加慘痛的教訓。一九五八年大刮浮誇風的時候我不但相信各種“豪言壯語”，而且我也跟著別人說謊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發表雜文，鼓勵人“獨立思考”，可是第二年運動一來，幾個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棄甲丟盔自己繳了械，一直把那些雜感作為不可赦的罪行；從此就不以說假話為可恥了。當然，這中間也有過反覆的時候，我有腦子，我就會思索，有時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藝界的一次會上發表了一篇講話：《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就只有那麼一點點“勇氣和責任心”！就只有三幾十句真話！它們卻成了我精神上一個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著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果然，“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還在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海作家協會的大廳里就貼出了“興無滅資”的大字報，揭露我那篇“反黨”發言。我回到上海便誠惶誠恐地到作家協會學習。大字報一張接著一張，“勒令”我這樣，“勒令”我那樣，貼不到十張，我的公民權利就給剝奪乾淨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發生的事。我當時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後來說，我彷彿受了催眠術，也不一定很恰當。我腦子裡好像只有一堆亂麻，我已無法獨立思考，我只是感覺到自己背著一個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裡，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腦子裡沒有是非、真假的觀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來越大。最後認為自己是不可救藥的了，應當忍受種種災難、苦刑，只是為了開脫、挽救我的妻子、兒女。造反派在批鬥會上揭發、編造我的罪行，無限上綱。我害怕極了。我起初還分辯幾句，後來一律默認。那時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種符咒。造反派批鬥我的時候經常罵一句：“休想撈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僅把這個符咒掛在門上，還貼在我的心上。我決心認真地改造自己。我還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為了“超度亡靈”，請了和尚來誦經，在大廳上或者別的地方就掛出了十殿閻羅的圖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過十個殿，受盡了種種酷刑，最後轉世為人。這是我兒童時代受到的教育，幾十年後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後的三年中間，我就是這樣地理解“改造”的，我準備給“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鍋”，受盡懲罰，最後喝“迷魂湯”、到陽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決心咬緊牙關堅持到底。雖然中間有過很短時期我曾想到自殺，以為眼睛一閉就毫無知覺，進入安靜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毀譽無損於我。但是想到今後家裡人的遭遇，我又不能無動於衷。想了幾次我終於認識到自殺是膽小的行為，自己忍受不了就讓給親人忍受，自己種的苦果卻叫妻兒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哪裡摔倒就在哪裡站起來。”我還痴心妄想在“四人幫”統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

那些時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說假話，起初把假話當做真理，後來逐漸認出了虛假；起初為了“改造”自己，後來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話當真話說，後來假話當假話說。十年中間我逐漸看清楚十座閻王殿的圖像，一切都是虛假！“迷魂湯”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腦子清醒，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麼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哪怕是給鋪上千萬朵鮮花，謊言也不會變成真理。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我為它卻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后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