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花外交

“能白更兼黃，無人亦自芳。寸心原不大，容得許多香。”明代詩人張羽的五言絕句《詠蘭花》確實抓住了蘭花的特徵：花朵不大，也不問是否有人讚賞，卻默默地散發著幽香。正是由於蘭花的這種特點，它一直被中日兩國的文人墨客所鍾愛。上世紀60年代，小小的蘭花更是成了中日之間溝通的橋樑，一次巧妙的“蘭花外交”成功地促成了兩國間的重要貿易，為日後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日貿易遭遇難題，“蘭花代表團”帶著重要任務訪日

1963年4月的一天深夜，中國對日工作負責人廖承志家裡的電話鈴聲突然響起。當他拿起電話，話筒中傳來了 一個熟悉的聲音，對方正是廖承志的大學校友、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謙三。松村在電話中寒暄了兩句，突然提出他要以日本愛蘭會會長的身份，邀請中國迅速派一個蘭花代表團訪問日本。這個請求頓時令廖承志感到有些奇怪。要知道，松村是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內三木─松村派的領袖之一，在政壇有著相當的影響力。他為何如此急促地要中國派蘭花代表團訪日呢？

放下電話后，廖承志立刻向周恩來總理報告了情況。兩人經過分析，認為松村的請求與當時兩國貿易面臨的困境有很大關係。松村是日本國內力主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家。這位剛直坦蕩的老人自幼沉浸於漢學研究，最喜愛蘭花，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感情。日本投降后，松村曾帶頭反對岸信介內閣的親美反華政策。在1959年和1962年，松村不顧黨內壓力和美國的威脅，兩次率團訪華，與周恩來總理達成以漸進的方式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共識。訪華期間，兩國簽署了《LT貿易備忘錄》，同意在東京和北京互設常駐辦事處並實現互派記者，開創了著名的“備忘錄貿易”。

然而在落實備忘錄貿易的過程中，卻出現了種種困難。先是日本政府遲遲不肯批准向中國出口維尼綸成套設備，接著兩國互設代表處也遇到了阻力，而來自美國和台灣方面的壓力更讓當時的池田勇人內閣對備忘錄貿易產生了畏難情緒。形勢的轉變令松村焦急萬分，於是他想出了一個好主意，邀請中國派蘭花代表團訪日，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打破當前的僵局。這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方法，因為松村謙三愛蘭花是眾人皆知的，在訪華期間他曾與朱德討論過養蘭心得，因此以交流蘭花的名義邀請中國代表團訪日可以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在得知了松村的真意后，周總理和廖承志決定立刻派代表團赴日，商討兩國貿易和設立常設機構問題，並希望藉機實現交換記者。

老政治家自掏腰包招待中國客人，政府高官冒辭職風險放行對華出口信貸

1963年4月29日，由蘭花專家、福建省委統戰部長張兆漢為團長的中國蘭花代表團動身訪日，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廖承志的3位得力助手孫平化、王曉雲和王曉賢成為代表團成員。孫平化等3人雖然對蘭花了解不多，按他自己的話說“我連蘭花和韭菜都分不清”，但他們卻是代表團中最重要的人物。在東京羽田機場，中國代表團受到了松村謙三的秘書山本重男的熱情接待。山本重男首先轉達了松村的歉意，因為松村認為他每次訪華都享受國賓級待遇，由中國政府領導人出面迎接，可是在日本他卻無法用同樣的方式報答，覺得很對不起中國客人，於是叮囑山本重男一定要用最大的熱情接待中國代表團。並不富裕的松村還打算自掏腰包支付中國代表團訪日的所有費用。

中國蘭花代表團訪日期間，與日本蘭花愛好者進行了交流，但這並不是訪問的重點。很快，中國蘭花代表團結束訪問回國了，孫平化等三人則留在了日本，他們開始了此次訪問最重要的日程。

經備忘錄貿易日方主要負責人河和良一的秘密安排，孫平化等3人會見了通產省官員渡邊彌榮司，就日本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使用日方出口信貸問題，試探日本政府的態度。渡邊猶豫再三，說明此事很難辦，因為當時兩國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採取出口信貸的方式是不可能的，而且許多日本政客認為這樣做對日本政府沒有任何好處。儘管如此，他還是決定支持備忘錄貿易，因為這對中日關係的未來有利。

後來，渡邊在2000年對中國記者透露了當時他下決心幫助中國的原因：“1963年，我45歲，是日本通產省官房長官，那是我第一次與孫平化見面。我直覺認為，他是個好人，是個可以一生交往的朋友。當時，我所能做的，就是背著通產大臣，利用我的權力，批准這套設備出口，因為通產大臣知道了會禁止的。我當時拿定了主意，要是被查出來了，我就辭官，當老百姓！”在渡邊簽署文件三個星期後，日本通產大臣終於發覺了此事，根據渡邊的回憶：“他(通產大臣)像看到家裡著了火一樣著急，可根據國際慣例，這個文件已經生效了，但是通產大臣並沒有讓我交辭呈，他理解了我的良苦用心。”

中國密使會見日政壇實力派，“蘭花外交”開創中日溝通渠道

首戰告捷后，孫平化等人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與日本政壇的一些重量級人物相繼會面，展開了新一輪的 秘密外交，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本政治家宇都宮德馬在他家的大草坪上專門為中國客人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酒會，特意邀請日本通產省負責成套設備審批的通商課長谷敷寬出席，他還精心安排孫平化在酒會進行期間，到樓上一個小房間與谷敷寬磋商中日貿易問題。

接著，後來成為日本外相的園田直又安排孫平化與池田內閣里支持改善中日關係的實力派人物、建設大臣河野一郎，在一家日本餐館會面。當時，河野一郎是自民黨的領袖之一，他在與孫平化詳談之後表示：“池田首相理解中國的立場，對開展日中貿易也是有決心的，不會因為別國(指美國)施加壓力就不幹。”

此後，孫平化等人又委託自民黨議員高崎達之助，與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就中日貿易問題進行了溝通。高碕秘密會見池田首相后，請孫平化轉告中國方面，池田首相一定履行諾言，日本政府已基本上下決心批准向中國出口維尼綸成套設備。

1963年6月29日，中日雙方在北京簽訂了引進日本維尼綸成套設備的合同，總金額為73.58億日元。第一個成套設備貿易成交，使日本廠商大大增強了發展日中貿易的信心，中日“蘭花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儘管在以後的日子裡，美日右翼和台灣當局不停地出來搗亂，聲稱日本出口成套設備並提供政府貸款，是對中共的援助，有的甚至胡說讓解放軍穿上維尼綸軍服，就是加強中共軍事力量，企圖阻撓日本政府履行合同。但經過“蘭花外交”，中國方面與日本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渠道，雙方共同打破了美日右翼和台灣方面的阻撓，使維尼綸工廠順利地落戶北京。

這次意不在蘭的蘭花代表團訪日，對中日關係後來的發展可謂意味深長。維尼綸成套設備成功引進，對幫助當時的中國解決老百姓穿衣難的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代表團所接觸的日本政治家後來都成為了日本政壇的重量級人物，如園田直後來當過官房長官、外交大臣；河野一郎當過眾議院議長，他們在促使日本政府最終作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決定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蘭花代表團的成功訪問，還讓中國方面看到，即使在兩國沒有外交關係的困難情況下，日本仍有大量有識之士為發展兩國關係不惜犧牲個人利益，中日友好關係向前發展的前景廣闊。令人遺憾的是，一手促成“蘭花外交”的松村謙三先生並沒有看到中日關係的正常化，他於1971年因病逝世，享年88歲，但他對中日友好關係的貢獻將永遠載入兩國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