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

1864年（同治三年）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具有濃厚愛國愛鄉思想、生活上則保持清朴風尚的鄉村塾師的家庭里，自幼受清朴剛正家風的熏陶和艱苦生活的磨鍊，“幼負大志”，渴望報效國家民族。這一切對他日後的事業以及人生道路都產生了積極有益的影響。丘逢甲自幼天資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在其父的親自教授下，六七歲即能吟讀、屬對。14歲時赴台南應童子試，獲全台第一，受福建巡撫兼學台丁日昌注意，連稱“奇童”，特贈“東寧才子”印一方，由此聞名全台。

1887年（光緒十三年）入台灣兵備道唐景崧幕府，帖拜唐為師，對台灣風雨飄搖的局勢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1888年（光緒十四年）參加鄉試，中試為舉人。

1889年（光緒十五年）春，赴京參加會試進士，中進士，欽點工部虞衡司主事。此時丘逢甲年僅26歲，但他卻無意仕途，辭歸故鄉，專意養士講學，任台南崇文書院主講，同時兼任台灣府衡文書院及嘉義羅山書院主講。1892年（光緒十八年），《台灣通志》總局正式開設，丘逢甲被聘為採訪師，負責採訪、補輯鄉土故實，因此有較多機會深入民間，了解社會民情。這時期，整個中華民族正處在深刻的民族危機和社會矛盾之中，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使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威脅，這樣的社會現實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鬱悶和隱憂，他慨嘆道：“風月有天難補恨，江山無地可埋愁。”“孤島十年民力盡，邊疆千里將材難。”他預感到一場大的動蕩即將到來，自己雖隱身山林，專心教讀，但渴求報效國家之情卻熾熱而強烈。在他的書屋中，自書中堂“且看鷹翅出雲時”，以明心志，時刻準備報效國家。

1894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預見到台灣前途危難，以“抗倭守土”為號召創辦義軍，自己帶頭變賣家產以充軍費，並動員親屬入伍。不久，160營（實際上經訓練的只有30餘營）義軍成立，丘逢甲擔任全台義軍統領（又稱義軍大將軍）。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國馬關春帆樓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丘逢甲悲憤交加，當即刺血上書，抗議李鴻章的賣國行徑。刺指血書“拒倭守土”四字，率全台紳民上書反對割台，表示要與桑梓之地共存亡，清廷不納。丘逢甲見無可挽回，遂倡議台灣自立為民主之國，率台民領銜電奏十六字：“台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為島國，永戴聖清。”親草憲法，以藍地黃虎為國旗，“永清”為年號。5月25日建“台灣民主國”，擁署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此後他多次聯合台灣紳士向朝廷發出呼籲電，要求廢約抗戰。清政府不但置台灣領土和幾百萬同胞於不顧，而且急詔撤回守土官兵。丘逢甲聯合一批愛國志士，與日軍展開抗戰。日本侵略軍進攻台灣后，台北、台南和台中的防務分別由唐景崧、劉永福和丘逢甲、林朝棟負責。由於唐平時放縱部下，紀律鬆散，無心抗戰，一與日軍交手，便節節敗退，不久基隆失守，唐化裝逃離台北，台北被日軍輕易佔領。消息傳來，丘逢甲急舉義軍赴台北增援，途中得知台北已淪陷，唐已內渡，氣憤至極。日軍沿鐵路南侵直達新竹，丘逢甲率義軍與日本侵略軍血戰20餘晝夜，進行了大小20多場戰鬥，給日軍以沉重打擊。終因“餉盡彈盡，死傷過重”而撤退。許多義軍將領同時也是丘逢甲的弟子，如姜紹祖（“敢”字營統領）、丘國霖（“誠”字營統領）、徐驤（“捷”字營統領）、吳湯光等，都英勇獻身。

同年秋失敗后離台內渡，定居鎮平，往來潮、汕、廣州之間，一度赴港、澳、南洋等地，曾與康有為、梁啟超會晤。7月27日抵泉州。七月回祖籍鎮平定居。為表示不忘光復台灣素志，為其子丘琮定別號“念台”，將房舍定為“念台精舍”。后順應時代潮流，從贊同維新保皇逐漸傾向革命，掩護同盟會員的反清活動，致力於興辦學校，推行新學，培植人才。先後擔任兩廣學務處視學、廣東教育總會會長、廣東咨議局副議長等。民國成立，以廣東代表身份赴南京參加籌組臨時政府，被推舉為參議院議員。

1912年（光緒二十八年）初扶病南歸，隨即病故。他臨終彌留之際，囑咐家人：“葬須南向，吾不忘台灣也！”

1904年（光緒三十年）在箭竹頂茶場策劃“黃岡起義”行動計劃期間，為石馬私塾先生黃彩平題寫的屋名“遷善樓”墨寶，因刻石師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損了一角，這次子淵公又在箭竹頂茶園議事廳請丘逢甲即興揮毫重寫了一張。為此，黃彩平還特地減免了何家兩斗谷種的地租以表謝意。（遷善樓，光緒戊申夏月，丘逢甲書）

黃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給滿清王朝所造成的衝擊卻堪與廣州黃花崗起義相媲美。正如孫中山在他的《建國方略》中所言：“若無此次諸烈士轟轟烈烈足喪滿虜之膽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義師一舉而鄂督瑞澄入軍艦之美果？”。

1904年（光緒三十年）春節在箭竹頂茶場一共住了兩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間，特地以何子淵的字“東漢”為據，為子淵先生題下“光漢茶莊”和“淵廬”“順裕廬”等多幅墨寶。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5月第二次黃岡起義失敗后，何子淵等領導人隨即返回梅州。不久，蕭惠長、江柏堅、姚竹英、張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頂茶場達半年有餘。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頂茶場住了半年多，蕭惠長、江柏堅住了四個多月，邱逢甲為了營救革命黨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動方案，於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來到石馬“順裕廬”跟子淵先生商討對策，后遇險黨人卒在何子淵、丘逢甲的疏通、擔保之下得以脫險。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任潮州韓山書院山長，后又在潮陽東山書院、澄海景韓書院任主講。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創辦潮州“同文書院”。翌年由廣東當局派赴南洋調查僑情，歷游越南、新加坡、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向僑胞籌募辦學經費。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遷同文書院於汕頭，改為嶺東同文學堂，自任監督（校長），開設格致、化學、生理衛生、經學、史學、算學等課程，聘清日本學者熊澤擔任日文教學。同文學堂是廣東第一所新式學堂，廣泛傳播了西方文明和改革思潮，培養學生千餘人，後來大多參加了同盟會。此外，他還創辦了鎮平初級師範傳習所、鎮平縣立中學堂。2月12日廣州新軍起義，旋敗。當局查知諮議局人員參與策劃者有陳炯明、鄒魯，持名單見丘，要拘捕二人，經他力保始無事。同年，與陳炯明在諮議局力倡禁賭，為受賭商賄賂的部分議員所否決，遂發動社會大眾展開鬥爭，卒使廣東當局下禁賭令。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改任廣州府中學堂監督，嗣又任廣東教育總會會長。

1909年9月當選廣東諮議局議員，繼又被舉為副議長。同年受聘為兩廣總督公署議紳及兩廣方言學堂監督，與陳炯明等同盟會骨幹時相往還，同情革命。時同盟會正籌劃廣州新軍起義，計劃成功後由丘逢甲、陳炯明分任正、副民政長官。

1911年9月廣東光復，丘任廣東軍政府教育部長。十月代表廣東赴南京出席獨立各省組建臨時政府會議。

1912年1月因肺病轉劇南返，至潮州，接到被推舉為臨時參議院參議員之電。2月25日病逝於鎮平。

丘逢甲少有詩名，內渡前所作已多，但代表其詩歌思想、藝術成就的，是內渡后的作品。這部分詩約1700多首，以懷念台灣和感憤時事之作最為突出。《山村即目》《秋懷》《紀夢二首》《百字令》《竹枝詞》《離台詩》《天涯》《元夕無月》《愁雲》《春愁》《往事》《送頌臣之台灣》《夏夜與季平肖氏台聽濤追話舊事作》和前後《秋懷》等，傾訴台灣淪亡的悲憤，抒寫思念故園的愁情和恢復失土的壯志。《香港書感》《海軍衙門歌》《聞膠州事書感》《汕頭海關歌》《答敬南見贈次原韻》（其三）等，揭露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瓜分和掠奪，譴責清政府的昏聵無能，要求變革圖強，“誅秦”除暴。這些詩都具有鮮明的時代內容，體現了丘逢甲“重開詩史作雄談”（《論詩次鐵廬韻》）的創作特點。

此外，他的懷古、紀游詩，表彰前賢，刻畫山川，往往寄託了憂時濟世的懷抱。在藝術風格上，抒懷感時之作悲涼激越，寫景小詩清新爽秀，敘事之作酣暢淋漓。在形式上，頗為放恣，不為格律所拘，語言圓熟流暢，好用俗語新詞。所作以七律、七絕及七古居多。在風格卑靡、崇尚擬古的晚清詩壇上，丘逢甲的愛國詩篇，氣壯而志奮、情真而意切，“震動一時”（江瑔《丘倉海傳》）。梁啟超稱他為“詩界革命之巨子”（《飲冰室詩話》），黃遵憲說“此君詩真天下健者也”（《與梁啟超書》）。唯其詩騁筆而書，不免有題意乃至語言雷同的缺陷，表現上也較率直而少含蓄。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中對這種豪放激越、震撼人心的詩風同樣有很高的評價，並稱丘逢甲為“詩界革命一巨子”。

詩集主要有《柏庄詩草》《嶺雲海日樓詩鈔》等。《柏庄詩草》為內渡前作品，作者原以為毀於戰火，後人亦長期未見。

1979年始被發現今由丘氏後人收藏，有手稿影印本傳世。《嶺雲海日樓詩鈔》12卷，為其弟丘瑞甲從遺稿選輯編年，均為內渡后所作。

1913年粵東編譯公司刊印。

1936年中山大學出版《詩鈔》13卷本，系將原書第5卷“己亥稿上、下”分為2卷，又另輯“選外集”1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標點本，即以此為底本。

198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嶺雲海日樓抄》12卷，附《選外集》《選外集補遺》《柏庄詩草》《其他詩作》，為現行丘詩的最足本。

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倉海先生丘公逢甲詩選》，是丘逢甲之子丘琮據《詩鈔》12卷本所選，增入《離台詩》等作品。

雖然在潮汕地區任教的時間不長，但他揚棄舊式以時務、策論、詩、古文辭課士，摒棄八股試帖，創辦當時粵東潮屬各縣獨一無二的新式學堂，開創了潮汕近代新學的先聲。

丘逢甲逝世后，台灣有以其名字命名的逢甲大學、台中逢甲路、逢甲夜市、台北丘逢甲紀念亭等以示紀念。廣東蕉嶺也有逢甲路、丘逢甲故居、丘逢甲紀念亭等以示紀念。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內展示有丘逢甲抗日保台的事迹以及邱氏家族捐贈的丘逢甲遺物。廣州也正在籌建丘逢甲紀念館、丘逢甲紀念廣場等。

2016年6月中國台灣向美國購買二艘佩里級護衛艦，派員赴美接艦，規劃，未來兩艘護衛艦將命名為“銘傳”與“逢甲”，紀念清末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與抗日名將丘逢甲。

丘逢甲少年得志，卻棄官返台從事教育工作；已未割台時，他首倡獨立抗日；內渡大陸后則獻身推廣新式教育，為國家培養元氣。終其一生始終對國家抱有高度的期望，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操。丘逢甲的詩文曾獲得諸多學者高度的評價：錢仲聯曾評其《嶺雲海日樓詩鈔》曰“七律一種，開滿勁弓，吹裂鐵笛，真成義軍舊將之詩。”柳亞子謂“時流竟說黃公度，英氣終輸倉海君，戰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殘角海東雲。”梁啟超則譽為“詩界革命巨子”、“天下健者”。

1895年反割台運動（反割台鬥爭）期間，丘逢甲雖首先刺血上書反對割台，爾後卻提前內渡，其前後言行不一，實際表現未盡理想，使後人稍有微詞。連雅堂（連橫）在《台灣通史》便作總評為“成敗論人，吾所不喜，獨惜其為吳湯興、徐驤所笑爾。”丘氏內渡之際，有謂其挾帶巨額公款而，但因無實據，亦有持不同意見者迄今仍無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