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戲曲

不管做什麼都要腳踏實地閩南鄉劇也是很吸引人的，同樣的演法個人都能演出不同的韻味。

戲曲音樂是中國戲曲中的音樂部分，包括聲樂部分的唱腔、韻白和器樂部分的伴奏、開場及過場音樂。其中以唱腔為主，有獨唱、對唱、齊唱和幫腔等演唱形式，是發展劇情、刻畫人物性格的主要表現手段。唱腔的伴奏、過門和行弦起托腔保調、襯托表演的作用。開場、過場和武場所用的打擊樂等則是喧染氣氛、調節舞台節奏與戲曲結構的重要因素。

《舊唐書》卷四十雲“聖歷二年（699年）分泉州（今福州）之南安、莆田、龍溪三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711年）改為泉州（今泉州）。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割龍溪屬漳州。”《輿地紀勝》卷一百三十四雲“梁封王審知為閩王，漳泉並屬焉。”乾隆《泉州府志》卷三雲“太平興國六年（981年），割所屬莆田、仙游別為興化軍，長泰歸漳州。”所以，唐代至北宋初，泉州包含了今莆田、仙游及部分漳州。現在屬於閩南戲系統的莆仙戲、梨園戲、木偶戲等都是在這個地區產生髮展的。戲曲的產生和發展不能離開當時當地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因素，因此研究閩南戲必須研究唐宋時代泉州的有關歷史，才可正本清源。

泉州興化，從唐開始逐步成為我國東南沿海各自為文化發達，人才輩出的地區。唐大曆（766-779年）之後，有晉江人歐陽詹、莆田人林藻等，“不四五年繼踵登第，天下改觀，大光州閭”（見林蘊《泉山銘》）。閩南地區從此文化昌榮。宋代朱熹稱泉州“滿街都是聖人”，而莆田則成“文獻名邦”。明代李光縉《景璧集》卷一說：“冠帶衣履，粵士一之，閩士十之”。清初李光地在《榕村全集》卷十四列舉了許多史實說明從泉州的文明可以窺測全國的文明：“則豈非世道學術之高下，占諸泉而可知歟？”

經濟是文化的基礎。六朝陳天嘉六年（565年），印度僧人拘挪羅陀從泉州乘船回國，這是有史籍可稽的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記載。唐代泉州已和揚州、廣州並稱為我國南方的大港。天寶間（742-756年）詩人包何稱泉州呈現“市井十洲人”之景象。五代王審知的閩國獎勵海外貿易，泉州經濟日益發展。南宋吳自牧《夢粱錄》稱：“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北宋元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設立市舶司，及元朝，泉州成為《馬可・波羅遊記》所稱的東方第一大港。泉州當時經濟的高度發展，海外交通貿易的繁盛，人們視野的擴大，中外文化交流的頻繁，以及人民的出國，使以後泉州成為我國主要的華僑故鄉。

五代之時，泉州是閩國的主要政治經濟據點。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宋王室的貴族院南外宗正司及睦宗院均移置泉州。史載當時的趙氏宗室拓泉者為389人，到宋末人數已發展至三千多人。泉州不但是南宋的經濟中心之一，又是政治中心之一。除都城杭州外，只有泉州兩司--市舶司、宗正司並設。商賈雲集，冠蓋如雲，對戲曲的發展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

宋元時代泉州出現了多種宗教並存的局面，寺院與道觀林立。海商酬神還願，都佐以戲曲，現存莆田北宋祥應廟碑記載了海商酬神的盛況，泉州九日山祈風石刻也有官方酬神之記載。原始的戲曲都和宗教有關，宗教盛行促進戲曲的發展。

更有一件重要的史實在此應予以倡言，即戲曲和語言的內在聯繫。泉州及莆田的方言，據語言學家的研究，都認為是唐代以前中原古語的遺存。閩南劇種的道白演唱都用方言。經過千餘年的演變，而今的普通話，已和中原古語有很大的差別。閩南方言既保存了唐音唐韻，那麼，它在戲曲上顯然是以古間唱白，所以，它的源流便非淺短，研究者不可忽視這一問題。

總之，泉州地區的文化、經濟、政治、宗教和方言等方面都具有典型的區域性歷史特點，這些歷史特點必然對戲曲的發展發生過巨大的作用。在宋代，泉州的歷史特點與溫州的歷史特點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但泉州的個性多於溫州的共性，認為閩南的戲曲在宋代都是從溫州南戲發展傳播而來，殊嫌武斷。閩南戲曲自己有自己的源流，這是毫無異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