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蘇德霍夫

托馬斯·蘇德霍夫於1955年出生在德國的哥廷根。曾就讀於喬治-奧古斯特大學。並於1982年，在那裡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MD），並於同年獲得神經化學博士學位。1983年，他前往美國達拉斯的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擔任博士后研究工作，與邁克·布朗和約瑟夫·戈德斯坦（198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共事，之後，到了1991年，聚德霍夫成為霍華德·休斯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從2008年起，他開始擔任斯坦福大學分子和細胞生理學教授。2013年，他和理查德·舍勒一起獲得了拉斯克基礎醫學獎。2013年5月，獲聘 中南民族大學兼職教授，同年10月

人類身體中每一個細胞都像是個生產分子的工廠，比如胰島B細胞不斷生產胰島素，神經細胞不停地生產神經傳導素。這些分子需要被運送出細胞、送往不同的地方，包裝它們的東西被稱作“囊泡”。獲得2013年諾貝爾獎的這三位科學家就發現了這些運輸行為的原理：細胞貨物是如何在準確的時間內被送往準確的目的地。

聚德霍夫把這種運輸活動放在特定的身體部位去研究：大腦。他想知道大腦中的信號是如何從一個神經細胞傳輸到另外一個去，以及鈣離子是如何調控這一過程。他發現了腦細胞是怎樣感知到鈣離子，並將此信號轉換成囊泡中分子的形式。大腦信號如此這般神奇微妙的傳遞原理從而得到明確的解釋。

2013年10月7號17時30分（北京時間），揭曉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發布會按慣例在卡羅琳醫學院“諾貝爾大廳”舉行。，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秘書長戈蘭·漢松宣布了獲獎者名單和獲獎原因。

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在聲明中說，這三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解答了細胞如何組織其內部最重要的運輸系統之一——囊泡傳輸系統的奧秘。謝克曼發現了能控制細胞傳輸系統不同方面的三類基因，從基因層面上為了解細胞中囊泡運輸的嚴格管理機制提供了新線索；羅思曼20世紀90年代發現了一種蛋白質複合物，可令囊泡基座與其目標細胞膜融合；基於前兩位美國科學家的研究，祖德霍夫發現並解釋了囊泡如何在指令下精確地釋放出內部物質。

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說，三位獲獎者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細胞如何在準確的時間將其內部物質傳輸至準確的位置，揭示出細胞生理學的一個基本過程。

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獎金共800萬瑞典克朗（約合120萬美元），獲獎的三位科學家將平分獎金。

三位獲獎者也都憑藉自己的成就在此之前分別獲得過業界肯定。出生於德國的生物化學家托馬斯·蘇德霍夫以研究突觸傳遞而知名，自1986年以來蘇德霍夫博士的研究已經闡明了許多主要的蛋白介導突觸前功能。今年他剛剛才和另一位科學家理查德·施勒（Richard H. Scheller）共同獲得“拉斯克基礎醫學獎”——這個獎項被譽為“美國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它同時也是世界生物醫學領域最有名的獎項之一。

簡英奇·亨特

“這些美妙的發現對了解人體非常重要，同時對神經系統疾病、糖尿病和免疫失調等各器官疾病的研究有顯著意義。”瑞典卡羅琳研究所臨床腫瘤學教授簡英奇·亨特在一個新聞發布會上如是說。

貝爾·維克尼

新罕布希爾州達特茅斯大學分子生物學家貝爾·維克尼認為，這份獎“早就應該來了”。他稱，該獎“反映了一個分子生物學的根本難題，而這些科學家以三種非常不同的方式加以解決。”

關於托馬斯·蘇德霍夫受聘中南民族大學兼職教授的趣談

托馬斯·蘇德霍夫是一位名動全球的著名科學家，那麼，托馬斯·蘇德霍夫又怎麼會選擇來到武漢講學，並受聘中南民族大學的兼職教授呢？這得先說說中南民族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院的一位老師——陽小飛。

2013年10月7日，中南民族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院的陽小飛老師得知導師托馬斯·蘇德霍夫教授獲得諾貝爾獎之後，第一時間送去了祝福。托馬斯·蘇德霍夫為美國科學院院士、斯坦福大學教授，因與其他兩位科學家在細胞內主要運輸系統的新發現獲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陽小飛老師介紹，在斯坦福大學讀博士后時，師從托馬斯·蘇德霍夫。陽老師回憶說，導師是一位非常紳士的學者，平日里和藹可親，對學生的指導非常耐心、詳細。導師給陽小飛老師印象最深的是勤奮的治學精神。“剛去的時候，覺得老師勤奮得讓人無法想象。”陽小飛解釋，導師經常會在凌晨兩三點鐘出現在實驗室，有時候出差后家也不回直奔實驗室。同時，導師對學生要求也非常嚴格。陽小飛稱，他自己會非常頻繁地被導師“逼著”彙報實驗成果。

今年5月份，借著“世界著名科學家來鄂講學計劃”的東風，陽小飛邀請託馬斯·蘇德霍夫教授來漢，在中南民族大學為師生們講學，並被該校聘為兼職教授。

在漢兩天期間，托馬斯·蘇德霍夫還參觀了中南民族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高校的實驗室，與相關領域的在漢專家學者進行了溝通和探討。“托馬斯教授覺得武漢高校非常漂亮，武漢的氣候也很舒服。”陽老師說自己導師對武漢的印象非常不錯。

在蘇德霍夫看來，任何科學家都不能“計劃著”去得諾貝爾獎，“它只關乎科學，得到諾獎是沒有捷徑的”。

托馬斯·蘇德霍夫（ThomasSüdhof）先生並沒想到自己會拿到諾貝爾獎。

2013年10月初，當接到諾貝爾獎組委會打來的電話時，這位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神經科學家正在趕往西班牙的路上，當天下午要去作一個學術報告。他起初以為是同行打來電話給他指路，於是就把車開進一個停車場以便接電話，沒想到這是來自瑞典的電話。

“我甚至當時都有點兒迷路了。”蘇德霍夫事後回憶道。

這位1955年出生於德國的科學家與來自美國的詹姆斯·羅斯曼（JamesRothman）和蘭迪·舒克曼（RandySchekman），憑藉在“細胞物質運輸”研究上的突出貢獻而被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值得一提的是，蘇德霍夫還是一位“中國的女婿”。她的太太陳路也是一位在生命科學領域頗有建樹的科學家，曾摘得過“麥克阿瑟天才獎”。

近日，蘇德霍夫到訪中國，參加了由《國際人才交流》雜誌主辦的第二屆“國際化人才之路”論壇，並接受了《中國科學報》記者的專訪。

在他看來，任何科學家都不能“計劃著”去得諾貝爾獎，“它只關乎科學，得到諾獎是沒有捷徑的”。

為什麼愛科學

蘇德霍夫對科學產生興趣是從大學時期才開始的，當時他是一位醫學專業的學生。蘇德霍夫花了很多時間來研究醫學，並且進行了大量的練習和實踐。

主要學習的是如何治病救人。不過他慢慢覺得，自己學習的是技術而不是科學。他發現很多醫生雖然知道如何去治療疾病，但對疾病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卻不甚明了。

在蘇德霍夫心裡，了解病理和挖掘疾病背後的原因才是更重要的，這也就是我如何對科學產生興趣的過程。

小時候，並沒人督促他學習，考試也從來都不是他的包袱。在他所處的德國教育環境里，學習的目的被看作是培養創造力，通過教育教會孩子學習的技巧與方法。如果某位家長的目的是為了孩子考狀元、上名校，那麼這樣的家長就會被認為目光短淺。

儘管沒有外在壓力，不過蘇德霍夫似乎天生就喜歡讀書，並且興趣廣泛，歷史、宗教等各類書籍都在他的涉獵範圍內。讀書可以讓他進入完全忘我的狀態。他總是保持著對事物的好奇。一旦開始做事，托馬斯就很難停下。他總是希望把事情做完、做好。

負責蘇德霍夫此次中國行的工作人員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他身上有著德意志民族那種鮮明的嚴謹和認真，對時間的控制可以用“精確”來形容，每項安排幾點開始幾點結束，從不偏差。

諾獎之路

蘇德霍夫的諾獎之路並不輕鬆。他30年前便開始了神經傳導研究，其間不斷調整研究方向和側重點，想辦法解決相關的生化和醫學問題，“一點一滴”地將這些問題層層“剝開”，最終找到答案。

神經元，又稱神經細胞，是構成人體神經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基本單位，它們之間靠突觸進行溝通，而這正是人腦能夠運行的基礎。蘇德霍夫的研究就是搞清楚神經元之間的“通訊”是如何進行的。

蘇德霍夫雖然沒有與另兩位共同獲諾獎的同行一起工作過，但他們三人共同解決了生物學的一個重大問題，即“細胞如何在新陳代謝過程中將大量物質進行分揀、包裝並在正確的時間送到正確的地點”。他們已成功揭示，問題的關鍵在於細胞內存在的囊泡運輸系統。

蘇德霍夫於1986年在美國西南醫學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並著力於神經元的研究。當時的許多神經科學家致力於研究神經元與學習、記憶之間的關係，而蘇德霍夫則另闢蹊徑地研究神經元之間的信號傳導。

得益於羅斯曼和舒克曼發現的機制，當時學界已經清楚包含有神經遞質的囊泡會通過與神經元外膜融合將神經遞質釋放到胞外。然而，這些囊泡只有在需要向相鄰的神經細胞傳遞信號時才將神經遞質放出。

通過研究，蘇德霍夫發現，神經元產生的囊泡表面有一種結合蛋白，該蛋白只有在鈣離子定向流動時才能與細胞膜表面的另一種蛋白結合，從而促進囊泡與細胞膜融合釋放出神經遞質。這項研究揭示了囊泡運輸的時間精度是如何被調控的。

瑞典皇家科學院評論說，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發現的囊泡運輸機制不僅解決了細胞生理學上一個重大的問題，更促進了科學家們對許多疾病的認識和研究。例如，調節血糖水平的胰島素需要在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地點釋放至血液中，而囊泡運輸系統的缺陷會阻礙胰島素的釋放並造成糖尿病。該系統的缺陷還會引起其他神經和免疫系統的疾病。

諾獎無捷徑

如今，作為諾獎獲得者，在他看來，諾獎之路沒有捷徑，“必須要憑真本事”，而且認為得獎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不能計劃著去得到諾貝爾獎”。

不過他還是嘗試著總結出一些獲獎經驗。

首先，他強調，想要獲得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垂青，他們必須非常注重研究質量。“科學是關於真理的研究，但科學家也是人，都可能犯錯，為了避免犯錯，就必須全神貫注地集中在自己的科研質量上。”

其次，他認為選題很重要。據他介紹，在美國有很多科學家他們都非常注重課題的選擇。“重要的是要選擇本身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的課題，我們應當研究的是能夠改進人們對世界認識的科研問題。”

第三，蘇德霍夫非常看重創造力。在他眼中，這意味著科學家必須會提問題，這不僅僅是關於他的科研技能，同時還關係到科學家是否有真正的想法。

“創造力這一點可能是我提到的這三點當中最不可能提前規劃的，你沒辦法教某個人擁有創造力，”他補充道，“但是我認為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去營造一種具有創造力的文化，營造一種大家都喜歡在一起討論問題的環境。”

而對一些他人認為很重要的熱點問題，蘇德霍夫則不以為然，“不能只考慮大家對哪些問題感興趣，科學家關注的重心應當是相信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盲目地聽取別人的意見。”

中國女婿

工作之外，蘇德霍夫有一個令人羨慕的家庭。去年的諾貝爾獎頒獎禮，他就是攜妻子和孩子們一同參加的。

實際上，他的妻子陳路比丈夫更早得知了獲獎喜訊。諾貝爾獎組委會先是把電話打到了蘇德霍夫家裡，但他不在家。電話響了三遍，陳路才決定下樓接聽，她當時還以為是哪個搞不清時區的中國親戚打來的。

陳路1989年從無錫市輔仁中學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系，1998年獲南加州大學博士學位，其後曾在南加州大學、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從事博士后研究。2003年受聘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神經、分子與細胞生物學助理教授，現已晉陞為副教授。

蘇德霍夫與陳路相識於大約6年前，兩人的研究領域和實驗室都很接近，於是就這樣在實驗室里相遇了。

如今，這對夫妻育有兩個孩子。他們都認為自由的成長空間十分重要，盡量給孩子們以充分自由的玩耍空間。蘇德霍夫喜歡在家裡和孩子玩捉迷藏遊戲，並且很會躲，常常讓孩子找不到。

在妻子眼中，蘇德霍夫就是童心未泯的大孩子。如果他對參加活動的話題感到很無聊，會對興緻勃勃的來賓冒出一句：“你高興嗎？”如果聽了學術報告感覺不對，他會直接給對方指出來：“我不相信你作的研究。”

蘇德霍夫本人也對記者坦承，自己對工作上的問題確實很直接。

不過在個別專業問題的爭論之外，他絕非不好接觸的科學怪人，而自始至終都非常紳士而又耐心地配合著拍照和提問，專註地回答每個問題。當談到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時，他臉上的微笑則會綻放成爽朗的大笑。

陳路認為獲獎不會對兩人的生活產生多大影響。表示覺得他以前也不是為了得獎而工作，以後也不會因為有了獎就停止工作。我現在還很年輕，不想退休。

成立工作站

2014年10月24日，山西省兒童醫院（山西省婦幼保健院）諾獎工作站正式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