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軍

自立軍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維新派組織的武裝，是康有為“保皇派”與孫中山革命派合作的產物。戊戌政變后，唐才常輾轉到日本，和康有為、梁啟超商討，決定組織武裝“勤王”，以實現君主立憲的目的，唐才常也得到孫中山的支持，留日學生林圭、秦力山、沈翔雲等先後參與其事。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冬，唐才常、林圭等回國。次年在上海發起成立正氣會，旋改名自立會，對外稱“東文譯社”，以教授日文為掩護，而秘密籌組自立軍。1900年中國北方掀起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南方政局動蕩。7月底或8月初，唐才常到漢口建立自立軍總機關，在長江沿岸聯絡會黨，運動清軍，組成自立軍七軍。秦力山統前軍，駐大通；田邦璇（王睿）統后軍，駐安慶；陳猶龍統左軍，駐常德；沈藎統右軍，駐新堤；林圭統中軍，駐漢口；另置總會親軍及先鋒軍。唐才常任諸軍督辦。計劃於8月9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同時起兵。但因康有為、梁啟超未能按時接濟款項，只好延期舉事。大通的秦力山未接到延期通知，如期起兵，失敗。唐才常聞報，決定23日起兵。消息泄露，湖廣總督張之洞遂勾結英國領事，於21日破獲設在漢口英租界的自立軍總機關，唐才常等死難，全軍瓦解，自立軍起義失敗。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領導自立軍在長江沿岸地區發動的反清武裝起義。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佛塵，自號？？子，湖南瀏陽人。出身於封建士大夫家庭，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維新期間，在湖南參加變法運動，廣泛宣傳資產階級民權思想及君主立憲制度，是年八月應譚嗣同之邀赴京，準備參與新政，行至漢口即得到慈禧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的噩耗。他悲憤至極，決心推翻以慈禧為首的清朝封建頑固派政權，擁立光緒帝復辟，恢復變法新政。為此趕赴上海，后輾轉至香港、新加坡和日本，在日本謁晤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廣泛聯絡流亡海外的志士，以圖匡救祖國。二十五年初回國，在上海主編《亞東時報》，以開拓民智、激發忠君愛國之志為己任。夏天再赴日本，與康有為、孫中山取得聯繫。

當時康有為正大力提倡保皇，鼓動起兵勤王。孫中山也密謀發動反清武裝起義。保皇黨和革命派都把唐才常看作在國內組織武裝起義的倚重人物。康有為給他3萬元活動經費，並表示願以募集到的30萬元繼續支持。同年四月（5月），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等人在日本橫濱成立自立會，康有為任會長，梁啟超為副會長，並在《清議報》上發表《自立會序》，宣布維新保皇的政治宗旨。孫中山也主動與康、梁聯絡，倡議合作，在長江地區發動起義，派吳祿貞（1880―1911）、傅慈祥、畢永年、戢元丞等興中會員直接參與其事。康有為一心保皇，拒絕與革命派合作，唐才常因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欣然表示願與革命派聯合起事，決心回國發難，並與梁啟超、吳祿貞、林圭、秦力山等商討起義的具體部署。唐才常回國后，支持丁惠康、汪康年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新馬路梅福里東文譯社創辦正氣會。由於唐才常與保皇派和革命派都保持密切聯繫，受到雙方的影響，思想上經常呈現自相矛盾的狀態。他所領導的正氣會既有反滿傾向，卻又主張保皇；既對義和團運動持否定態度，又認為機不可失，試圖利用義和團造成的動蕩局面發動武裝起義。

唐才常依靠的武裝力量是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會黨組織和新軍中下級軍官及士兵。為便於聯絡各地會黨和新軍官兵，唐才常採取了秘密結社中傳統的建山堂、發票布的辦法。自立會會員稱“會友”，每人發“富有票”一張，上書救國保民的政治宗旨，作為會員憑證。自立會建立富有山堂，設有正龍頭、副龍頭、內八堂、外 八堂等名目，體系龐大。許多省份會黨頭目均名列其中，唐才常也被列為副龍頭。自立會的口號是：“萬象陰霾打不開，紅羊劫日運相催，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在籌建勤王軍隊過程中，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等人的指導，另一方面又遙戴孫中山為“極峰”，在兩派中左右逢源，“各方咸為之用”。經過上述努力，唐才常領導的武裝力量發展十分迅猛，至二十六年六、七月間，人數已達10萬多人，遍布鄂、皖、贛、湘各省的會黨組織及新軍中。六月初五（7月1日），唐才常以保國保種為號召，邀集容閎、嚴復、章太炎、文廷式等社會名流與正氣會員在上海張園召開會議，號稱“國會”，后改為“中國議會”，容閎被推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任總幹事，總會設在上海。國會宣布三項宗旨：一、保全中國自立之權，創造新自立國；二、不認滿清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三、請光緒皇帝復辟。唐才常召開國會，旨在借重社會名流的聲望以資號召，並使武裝勤王取得合法地位。但會上爭吵激烈，在依靠哪一派政治力量保全中國的策略問題上分歧很大。有人主張借重張之洞、李鴻章等地方督撫；有人主張依恃日本和英、美等列強。汪康年等人旨在發揚清議，依靠張之洞等地方實力派保護中國東南，徐圖振興之策，沒有與清廷決裂的勇氣和決心；唐才常等人則十分痛恨后黨頑固派，堅決主張勤王起事。幾派意見始終無法統一，矛盾日益尖銳。在此情況下，唐才常等人毅然決定在正氣會內恢復自立會名目，不顧汪康年等人的反對，於七月初六（8月2日）以“總會理事員”名義宣布篆刻關防，組成自立軍，任命自立軍統帶，並挾國會以自重，作為起事以後立國建制的雛形和統率自立軍的最高機構。國會名義上是自立軍的領導機關，但實際上自立軍領導權仍掌握在唐才常手中。

就在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活動之際，林圭、傅慈祥等人也在武漢加緊武裝起事的準備，於漢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設立自立軍機關總部，將各地自立軍勤王武裝分為中、前、后、左、右各軍及總會親軍、先鋒營，共7軍，兵力約2萬人。中軍為自立軍本部，設在武漢，由林圭、傅慈祥統領；前軍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吳祿貞指揮；后軍在安徽安慶，由田邦？負責；左軍在湖南常德，陳猶龍統之；右軍在湖北新堤（洪湖縣城關），由沈藎統率；總會親軍和先鋒營在武漢，由唐才常親自指揮，唐並負責節制諸軍。

起義原定於七月十五日在漢口發動，湘、鄂、皖各地五路兵馬同時響應，但因康、梁等人允諾的匯款遲遲未到，自立軍糧餉無著，起義日期只得后延。然而安徽大通自立軍前軍未得通知，秦力山、吳祿貞等人於十五日準時起義，一舉轟毀大通鹽局，佔領大通縣城。兩江總督劉坤一、安徽巡撫王之春急調湖北、安徽兩省清軍全力進剿，另派3艘兵輪駛入大通江面進行堵截。秦力山、吳祿貞兵少不敵，率眾退往九華山。

十五日當天，唐才常從上海溯江西上，抵漢口指揮起義，但因餉械延誤，起義時間一拖再拖。這時大通起義失利的消息傳來，湖北清軍又蠢蠢欲動。唐才常、林圭等人默察形勢，決定破釜沉舟，於二十八日在漢口起義，湘、鄂各地同時並舉，計劃漢口自立軍先奪取漢陽兵工廠，解決武器裝備后一舉佔領武漢三鎮，然後揮師西安，救回光緒帝（此時由於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光緒隨慈禧逃往西安）。但卻因對湖廣總督張之洞與英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而最終失敗。

張之洞對自立軍的活動早有了解。義和團興起后，英國一面極力拉攏張之洞結成“東南互保”，一面策動康有為指使自立軍擁立張之洞在長江流域宣布獨立，建立“東南自立之國”。唐才常、林圭等奉康有為旨意，也曾勸說張之洞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在清廷、英國和自立軍三者之間，張之洞反覆權衡，態度暖昧。但到自立軍起事前，慈禧與光緒已從北京安全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殘喘，於是張之洞決計回到清廷懷抱，剿滅自立軍，並將這一決定通告英國駐漢口領事傅磊斯（1859―1922）。英國此前也暗中支持唐才常，有意把自立軍作為可資利用的肢解中國的途徑之一。但此刻八國聯軍正與清政府洽談媾和條件，對慈禧採取“保全主義”；同時英國也懼怕自立軍起義動搖它在長江流域的統治秩序，故轉變態度，支持張之洞撲滅自立軍。二十七日晚，張之洞下令清軍包圍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樓街寶順里4號的住所和設在漢口英租界內李慎德堂的自立軍總部，並於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查獲自立軍大批軍械、印章、書札及“富有票”等。二十九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餘人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殘酷殺害。退往九華山的秦力山、吳祿貞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解散部隊，分別潛伏。新堤自立軍右軍一部及湖北蒲圻、麻城、沙市、巴東和湖南常德、岳州等地的自立軍及會黨組織也曾舉行起義或開展零星、分散的鬥爭，但在張之洞嚴厲鎮壓下相繼失利。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起義最終失敗。

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保皇黨及各地會黨等諸多社會力量組成的聯盟武裝，其成立伊始，政治綱領就自相矛盾，宗旨模糊，兼之對英帝國主義和洋務派官僚張之洞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因而起義未給清政府造成沉重打擊即迅速失敗。但自立軍起義是戊戌變法后在長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萬人參加的武裝鬥爭，鋒芒直指掌握清朝實權的后黨頑固派，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這次起義還吸引了革命派參加，導致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發展，為推動兩湖地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義的爆發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