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幫裁縫

近代和現代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重要時期。這段時期國人的服裝開始從峨冠博帶的袍服制演變為輕便實用的西式服裝。在這個變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令人矚目的裁縫群體，他們順應歷史潮流，突破傳統模式，致力西服研製，培養專業人才，為中國近現代服裝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他們就是開一代新風的寧波“紅幫裁縫”。

鴉片戰爭后，寧波闢為“五口通商”口岸，來了不少藍眼睛、紅頭髮的洋人。寧波人習慣上稱他們為“紅毛人”，於是為“紅毛人”做衣服的那一幫裁縫，也就被稱為“紅幫裁縫”。

早在18世紀末，寧波人以“三刀” （剪刀、菜刀、剃頭刀）為主體的服務性行業，已涉足日本橫濱。1921年出版的 《上海總商會月刊》記載了這樣一段歷史：清嘉慶年間，鄞縣姜山孫張漕人張尚義，學了裁縫手藝沒法糊口，被迫改行在漁船上幫廚燒火。一次，因遇海難，漁船漂至日本橫濱，被當地水兵救起。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張尚義憑藉裁縫手藝，寄居碼頭靠修補救生衣度日。他看到港區內有不少俄國漁民和荷蘭客商都穿西裝，就趁補衣之機，將洋人的西裝拆開，做成樣板，學習裁製，漸漸熟能生巧，成為製作西服的高手，於是回鄉帶兒子創立了“同義昌”西服店。張尚義的生意越做越大，又在日本東京、神戶開設了分店。並多次從橫濱返回故鄉，帶著奉化江畔的寧波人，一批接一批東渡日本，經營裁縫生意。

1905年，孫中山先生在橫濱組織同盟會。寧波裁縫根據孫先生的意願，以日本士官服為原型，改制設計了早期的中山裝。雖然這套中山裝不同於後來的形制，卻邁出了中山裝成為“國服”的第一步。旅居日本的張肇揚，是孫張漕張氏的第四代傳人，現在東京帝都飯店和橫濱山丁汀開洋服店。

橫濱中華街的“隆新”洋服店，原名“隆興”，是歷經四代人經營的一家百年老字號，創始者為鎮海人劉忠孝。 “隆興”在日本頗有影響，曾為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要人制裝。當年的“隆興”還是寧波紅幫裁縫在日拓業的一個聯絡站。從上海和寧波啟程的紅幫高手踏上日本國土時，都是先在那裡歇腳、聚首、中轉、交往，解決立足問題，然後繼往開來，開創新一輪事業。

上海市檔案館保存的1928年寧波旅滬同鄉會會員題名錄，其中旅居日本，在橫濱、東京、神戶等地洋服店供職的有15人。

以上種種，都是寧波紅幫裁縫在日本起源的依據。

如果說紅幫裁縫的起源在日本，那麼，紅幫裁縫的成名在上海。

1843年11月，襟江帶海、擁有開闊腹地的上海對外開埠，逐漸成為東方大都市。一方面，遠隔重洋的歐洲人猛增；另一方面，國內的洋行買辦、銀行高級職員、富家子弟、社會名流等追隨時尚，於是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西裝熱”。

寧波自從闢為通商口岸以後，風氣開放較先，又與上海近在咫尺，這股“西裝熱”自然影響到了寧波。70多年（截止2011年）前的 《鄞縣通志》記載： “海通以外，商於滬上者日多，奢靡之習，由輪船運輸而來……往往時式服裝，甫流行於滬上，不數日，鄉里之人即仿效之，有莫之能御矣。”

寧波地狹人稠，尤其是紅幫發祥地鄞奉一帶，人口增長造成的人與有限自然資源的矛盾更加突出，所以寧波人一向有到上海謀生的傳統。 “西裝熱”給聰明能幹的寧波裁縫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紛紛湧入上海灘。一時間，開張的西服店號如雨後春筍。從1896年奉化人江良通在鉅鹿路開設上海第一家西服店“和昌號”起，到1950年的50餘年間，上海的西服店多時候達710餘家，而寧波人開的就有420多家，佔總數的60%。 1910年，奉化江口王漵浦人王才運揮灑大手筆，與兩位同鄉合股，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今南京東路）與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交匯處（現上海“一百”位置），開設了當時最豪華的三層十間門面的“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經精心經營，使“榮昌祥”成為上海灘名氣最大、服務最完善、信譽最可靠的專業服裝店，王才運本人也被推選為南京路商界聯合會會長和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副會長。

清末，在上海的寧波裁縫，應革命志士徐錫麟之請，全部用手工工藝，製作了一套西裝，這是中國人在國內所做的第一套西裝。20世紀初，“榮昌祥”在孫中山先生的指導下，改進了中山裝外形，將其定型。

在上海，還誕生了中國第一部西服著作。作者顧天雲，1883年出生於鄞縣下應。他15歲在上海學裁縫，滿師后東渡日本，在東京開設了“宏泰”西服店。數年後，顧天雲飛渡重洋，先後考察了歐美十多個國家，遍搜圖冊，列訪名師，冥鉤博羅，孜孜以求，積極吸納新的款式、新的成衣技藝和經營經驗。1933年，顧天雲在上海出版了中國第一部西服理論著作——《西服裁剪指南》。

顧天雲在著書立說的同時，還協助上海市西服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王宏卿等，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西服工藝職業學校。

寧波紅幫裁縫在申城創業的同時，也把目光投向了同屬長江三角洲區域的寧、蘇、錫、常。例如，蘇州最早的西服店是1879年寧波人李來義開設的“李順昌”西服號，“李順昌”所在的天賜庄也成了蘇州西服業的起源地。後來，李來義的兩個兒子又分別開設了南京“李順昌”和揚州“李順昌”。時至今日，南京“李順昌”仍打著當年的旗號，是南京乃至江蘇省的百年名店。

鴉片戰爭后，廣東與寧波開禁較早，在天津與外國通商之前，廣東與寧波兩幫就不斷從海路赴津。寧波裁縫憑藉寧波幫在天津的根基，早在19世紀末就在那裡悄然興起。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當時中西裁縫聚居地“小白樓”，寧波的紅幫裁縫紅極一時。小白樓的“江廈里”，居住著西服高手何慶錩等上百個紅幫裁縫，以致天津人後來將江廈里稱為“裁縫裡”。

1905年，哈爾濱正式開埠，大量外國僑民尤其是俄國人紛紛湧入。從那時起，善於抓住機遇的寧波裁縫便從上海到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到中俄雜居的海參崴……當年，在海參崴的中國街上，裁縫基本上都是寧波人。

1906年，鄞縣姜山人李玉堂在北京王府井開設了新記西服行，十餘年後一躍成為京城最著名的西服店，曾為許多名人和許多國家的領事館人員制裝。據北京市商會西服公會的有關檔案記載，當時北京全市入會的西服店共22家，其中寧波人開辦的18家。紅幫進京后，引發了款式創新、面料創新、工藝創新和店堂創新，創建了一批享譽京城的老字號。寧波紅幫裁縫在“九省通衢”武漢，在蘭州、西寧、烏魯木齊等西部地區，在港澳台和東南亞地區，都獲得了成功的拓展，取得了非凡的業績。

此外，寧波服裝博物館建立10年（截止2011年）來，還在山東半島的濟南、煙台、青島、威海，湖南的長沙，以及四川、重慶等地發現了紅幫裁縫七八十年前的創業經歷。

紅幫裁縫正宗直系傳承譜系

第一代：王才運，浙江奉化人，紅幫裁縫（奉幫裁縫）創始人。1910年與同鄉合夥開辦榮昌祥呢絨西服號。1911年，“榮昌祥”曾經為孫中山縫製第一套中山裝。1916年，榮昌祥改由王才運獨資。王才運重視技藝的傳承。上海一批有影響的西服店從“榮昌祥”分立出去。

第二代：金德欽，紅幫裁縫創始人王才運弟子，余元芳同門師兄弟。金德欽老師傅為紅幫裁縫培養了大量的傳人。1929年金德欽在上海的創立紅幫裁縫店，在滬期間，還被蔣介石等奉化老鄉親切的稱為：“紅幫小人物”。在上海灘期間，為蔣介石、宋子文、蔡元培、馮玉祥、梁啟超等製作了大量的服裝。真正確立了紅幫裁縫在上海的地位和名氣。

余元芳，浙江奉化人，王才運弟子，金德欽同門師兄弟。1949年從“榮昌祥”分離出的“王順泰”西服店辭職創辦“波緯”西服店，練就通過目測獲得胸圍、腰圍數據的本領。1956年，“波緯”從上海遷至北京，後來更名為北京紅都時裝公司，多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領導人和外國使節縫製西裝。

第三代：金興君，金德欽之子，手藝一脈相承。技藝高超，擅長西裝、中山裝的製作，金興君夫婦同樣為紅幫裁縫培養了許多傳人。特別是為紅幫裁縫在改革開放後傳統文化和技藝重新發揚光大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柳志飛：金興君妻子，在傳統手工旗袍的製作高超，並為傳統旗袍製作技藝的改進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第四代：金達迎、金輝，兩位均為金興君和柳志飛之子，紅幫裁縫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金達迎師傅是“紅幫裁縫”新時代的領航者，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優秀傳承人，是年輕一代政府認可的非遺傳承人，高超的手藝折服了大量中外同行和服裝界人士，榮獲"光榮浙商"的指定“紅幫裁縫”，同時也被義大利、法國等國外頂級服裝設計師聘為御用裁縫。

有一則“書屑偶拾” 《成衣匠的詩外功夫》寫道：某家僕人去為主人定做衣服。寧波成衣匠詢問他家主人的性情、年紀、狀貌，以及何年得科第，獨獨不問尺寸。僕人覺得奇怪。成衣匠告訴他： “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衣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傴，需前短而後長。”這種有別於單純的量體裁衣的“詩外功夫”，正是藝術所推崇的“神形兼備”的境界。

清末社會變革，奉化江兩岸的紅幫裁縫興起，替代了昔日的中裝裁縫。他們做西服的“詩外功夫”，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定製西服大大小小有100多道工序，中山裝有40多道工序。大致上可分為量體、裁剪、試樣、定樣、縫製、檢驗六個環節。

人的軀幹和四肢千差萬別，從頭到腳各個部位的尺寸和比例都不可能完全一樣，所以量體是裁縫的一項硬功夫。紅幫高手不但能根據顧客的身材將衣服尺寸量准，還能在特殊情況下憑一雙眼睛“以目測代量”。早在20世紀初，上海的紅幫名店為顧客製作服裝時，就能根據顧客看中的外國電影中的名角服飾，依樣複製；也能從國外進口的月季簿中模特的摩登打扮，移花接木成為國人的時尚衣著。他們為梅蘭芳、程硯秋等藝術大師製作的服裝，深受他們的喜愛和誇獎。

原北京“紅都”服裝店第一任經理余元芳，1964年的一天，被周恩來總理安排到釣魚台國賓館，目測來訪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王子，為他們三人做大衣、西裝。余元芳不露聲色，在一旁仔細觀察后，默默記下三人的每一處尺寸；過兩天送去三套服裝，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又驚又喜，拍手叫絕。西裝的立體裁剪有別於中裝的平面裁剪，要講究人的體形，穿出人的氣派和風度，而且還要通過巧妙的裁剪，彌補顧客身材的缺陷，其難度可想而知。

再拿試樣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做考究的西裝和中山裝，不可能一步到位，尤其是入門不久的新手，要想做出來的衣服與顧客身材一模一樣，穿上后非常合身，必須進行半成品試穿。一般試穿二三次，難度大的需四五次，有時甚至不惜將樣衣當場剪掉，為顧客再度免費選料，重新縫製，以求得顧客的滿意，樹立商店的信譽。為提高技藝，不論師傅還是徒弟，都苦練基本功。例如，他們針對西服面料厚、輔料硬的特點，通過練習“熱水裡撈針”、“牛皮上拔針”等特殊功夫，來提高運針的速度和力度。業餘時間還刻苦進修英、俄、日、德等多種外語，以更好地適應一些西方僑民顧客的要求。

過去寧波人有句老話： “天下三主，頂大買主”。紅幫裁縫在講究技藝的同時，十分重視無微不至的服務。除了一般商人都會注意的和氣生財、笑臉相迎之類生意經外，紅幫裁縫還有他們的許多獨到之處。例如，客人來店定做衣服，記住他的姓名、地址、職業等信息，更要記住他上次定做過什麼衣服。心中有了底，他下次再來時，你在接待時就可以談及上一次衣服的款式、面料等，同時介紹區別於上次衣服的花色料子。這樣，他一定既高興又佩服，新的生意又可成交了。碰到顧客進店后突然下起雨或雪，當他起身回去時，你要撐開雨傘，送他上車。

每逢春秋兩季，店裡給做過衣服的老顧客一一發信，告訴顧客現在是換季之時，新貨已到，恭候您的光臨。信中並附上面料小樣，註明品質特色、流行情況。顧客收到這樣周到熱情的信件后，多會及時回信，或親自來店。

回顧寧波紅幫裁縫風塵碌碌的歷史，發人深思。它不僅填補了中國服裝史上的空 白，更是一個寶貴的品牌形象。從文化分析的角度取精用弘，紅幫是一個群體，是中國近現代服裝的開拓者；紅幫又是一種精神，它凝聚了寧波幫的創業精髓。毋庸置疑，紅幫精神釋放的能量，已成為寧波服裝大市彌足珍貴的財富。

寧波紅幫裁縫的貢獻在中國服裝史上是不可替代的。他們開創了中國服裝史上的諸多第一— 第一家西服店，第一套西服、中山裝，第一部西服專著，第一家西服工藝學校；經歷了“橫濱港習藝、上海灘成名、滬寧線延伸、京津城引領、東三省跨越、大武漢創優、大西部傾情、東南亞拓展、港澳台溢彩、三江口奉獻”的創業歷程。紅幫裁縫精湛的技藝和高超的經營方法，是他們在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的法寶，尤其是他們強調的西服製作的“一對一”人性化服務，在工業流水線大批量成衣的今天，尚屬鳳毛麟角，分外可貴。這樣精工細作做成的西服，實質上已超越了單純服裝的含義，而成為一種美輪美奐的手工藝品，不但具有實用價值，還具有欣賞和收藏價值。

紅幫裁縫的源流在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姜山鎮的孫張漕村，發祥地在毗鄰該村的奉化江兩岸-----姜山、雲龍、鍾公廟、下應和奉化市的大橋、江口、西塢一帶。寧波人習慣上把藍眼睛、高鼻子和棕色頭髮的洋人稱為紅毛人，為紅毛人做洋服的裁縫則稱為紅幫裁縫。紅幫裁縫以上海為中心，影響波及全國20多個城市，及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蘇聯等地。

紅幫裁縫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為我國近現代服裝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紅幫技藝以父子、師徒和工場作坊為傳承方式，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先後有六七代出類拔萃的傳人，湧現了裁縫狀元、巧匠、工藝發明師、國服高手和高級管理人員。他們曾為孫中山先生、為黨和國家四代領導人、外國元首製作過精美絕倫的服裝。他們創業和創新的精神，有力地推動了寧波當代服裝業。由於種種原因，目前，海內外的紅幫裁縫共計百餘人，且都已七八十歲高齡，紅幫技藝面臨著人絕藝亡的危險。

為搶救紅幫技藝，寧波早在10餘年（截止2011年）前，已著手調查轄區內的紅幫源流，成立了寧波紅幫鄞縣服裝技術協會；1998年創建以紅幫史陳列為支撐點的中國首家服裝專題博物館——寧波服裝博物館；編寫了《寧波服裝》、《紅幫服裝史》等專著；召開了各種形式的寧波紅幫文化學術研討會……

紅幫學徒分“學店堂”和“學工場”兩種，“學店堂”的重在門市接客，“學工場’的主要是縫紉、熨燙、整理。紅幫學徒從十三四歲開始拜師學藝。拜師要有薦頭人，薦頭人一般是業主或師傅的親友、同鄉，是徒弟的學徒期擔保人。進店之前，要簽訂拜師協議。進師之日和滿師之時，必須宴請送禮。出師后，有的要幫師一年。一年以後由本號引薦，他號方能錄用。由於西服製作難度大，學徒必須苦練基本功，如在熱水裡撈針、牛皮上拔針，以提高速度和力度。三年滿師后，逐步掌握量、算、裁、縫技藝。

紅幫裁縫在17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形成了西服製作的“四個功”、“九個勢”和“十六字標準”，成為中國縫製西服的經典。

1.“四個功”

即刀功，手功、車功、燙功。“刀功”是指裁剪水平。“手功”是指在一些不能直接用縫紉機操作或用縫紉機操作達不到高質量要求的部位，運用手上工夫進行針縫，主要有扳、串、甩、鎖、釘、撬、扎、打、包、拱、勾、撩、碰、攙等14種工藝手法。“車功”指操作縫紉機水平，要達到直、圓、不裂、不趨、不拱。“燙功”指在服裝不同部位，運用推、歸、撥、壓、起水等不同手法的熨燙，使服裝更適合體型，整齊、美觀。

2.“九個勢”

是指脅勢、胖勢、窩勢、凹勢、翹勢、剩勢、圓勢、彎勢、戤勢。如袖籠山頭必須做到圓順，袖子要做成有彎勢，後背要有戤勢使兩手伸縮方便，子口要有窩勢，不向外翹，前胸要有胖勢，肩頭要有剩勢等。

3.十六字標準

即“平、服、順、直、圓、登、挺、滿、薄、松、勻、軟、活、輕、窩、戤”。“平”是指成衣的面、里、襯平坦、不傾斜、門襟、背衩不攪不豁，無起伏。“服”指成衣不但要附合人體的尺寸大小，而各部位凹凸曲線與人體凹凸線相一致，俗稱“服帖”。“順”指成衣縫子，各部位的線條均與人的體型線條相吻合。“直”指成衣的各種直線應挺直，無彎曲。“圓”指成衣的各部位連接線條都構成為平滑圓弧。“登”指成衣穿在身上后，各部位的橫線條（如胸圍線，腰圍線）均與地面平行。“挺”指成衣的各部位要挺括。“滿”是指成衣的前胸部要豐滿。“薄”是指成衣的止口、卜頭等部位要做得薄，能給人以飄逸、舒適的感覺。“松”是指成衣不拉緊、不呆板、能給人一種活潑感。“勻”是指成衣面、里、襯要統一均勻。“軟”是指成衣的襯頭挺而不硬，有柔軟之感。“活”是指成衣形成的各方面線條和曲線靈活、活絡，不給人獃滯的感覺。“輕”指成衣的穿著感到輕鬆。“窩”是指成衣各部位，如止口、領頭、袋蓋、背衩，都要有窩勢。“戤”是指成衣寬舒度，伸手時不扳緊，手放直時戤龍不縐。以上十六字，都是相互聯繫，統一在一件服裝上，就能顯示出紅幫特色工藝的特點。在女式服裝上還體現鑲色、嵌條、滾邊、切圖、繡花等工藝特點，使女子服飾造型上更優美，有時代特色。

度身訂製西服，先量體，選擇面料，然後划樣、裁剪、縫紉、扎殼。先出毛殼，請顧客試穿，成為光殼后，再次試穿。有的需試樣3-4次，試一次，修改一次，邊試邊改，直到滿意為止。最後進入整燙、鎖眼、釘扣。西服從衣片上打線釘標誌算起，到成衣，整個工序多達130餘道。這些工序中的縫紉，除直向縫合用縫紉機外，其餘都得用手工縫製。紅幫裁縫還善於對身體有缺陷的顧客，如斜肩、駝背、將軍肚、體瘦等等，採取各種縫紉方法，使之穿上西服后，能掩蓋缺陷。紅幫裁縫在縫製時善用針箍是技術上的又一個成功之處。他們把針箍套在中指的中間一節，運用時腕指用力，肩膀不動。經過長期鍛煉，拉起線來平直、均勻。縫製的服裝，儘管一次次洗滌，卻不會皺縮。

回顧紅幫的發展史，其在歷史上的貢獻是多方面，茲述其要：

發起了中國服裝史上最富有革命意義的一次改革，揭開了中國服裝史上嶄新的一頁——中國現代服裝史：在完成這一重大改革的征程中，開創了中國服裝史上影響最大、最深、最久的一個服裝流派——紅幫。

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裝改革。其中，以趙武靈王、魏孝文帝和盛唐時期的3次改革最有聲勢，影響最大，但所有的這些改革，無不是在傳統的範圍內反傳統，是在不根本觸動服飾上的封建主義等差觀念的原則下由上而下進行的某些改良。君主所好臣民必追逐之當時服飾的流行時尚並不是源於美感和生活需求，不是自我形象、個性的展示，也不是群體認同的載體顯現。《韓非子·外儲說》曾描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齊桓公說：他討厭紫色。於是，“是日也，郎中奠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這雖然是帶有寓言色彩的滑稽喜劇，但卻是擊中封建時代服裝變幻的要害的。

而紅幫開創的近現代服裝，是在中國社會出現次重要轉型的歷史背景下，在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延續時間特別漫長的封建專制制度的歷史條件下孕育和展開的；從一開始起，就是由下層民眾中的裁縫與民主革命者共同策劃的，以後改革的全部歷程無不如此。從裁縫師傅到革命領袖，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一起謀構、推廣和完善，不管是男裝、女裝，其代表作中山裝、西裝、旗袍，穿著者都是沒有階級、等級限制的。從大總統到平頭百姓，都可以按自己的條件、意願自由選擇。自由、平等、民主精神從這裡得到了體現和高揚。正因為此，這項改革才隨著革命的深入而越來越廣泛越深刻，紅幫也因此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理念，和一個長葆青春活力的流派，走上了一條開放型的發展道路。

取眾之所長是服裝改革取勝的必經之路。這一規律，在紅幫的改革中得到了空前有力的論證。洋為中用，古為今中，推陳出新，成為紅幫參與市場競爭的有力手段。

應該說，中國服裝現代化的春風，是從西方吹進來的。其方法大體上有兩種：一是照搬，購置西方進口的服裝，或向西方裁縫定做西裝。這是開始階段在外國的留學生、外交人士和商人，以及國內的極少數富有者採取的方法；二是借鑒，由中國裁縫參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縫製技藝，按照中國人的體形、性格、生活環境，不斷加以改造，使之中國化，有的完全“化”為中國民族服裝，比如中山裝。這是紅幫等裁縫群體採取的方法。

西裝，在西方也是革命的產物。它是在法國大革命后形成的。后經定型、規範，遂成為西方現代服裝的主導品種，進而作為國際通用服裝向全世界傳播。正是在這種時代大潮中，西裝傳入我國。在中國社會歷史大轉型時期進入中國，是有其心然性的。

而引進西服，使西服中國化，正是紅幫順乎歷史潮流，開拓的洋為中用的一條中國服裝現代化的康庄大道。

中山裝，是化洋為中的顯例。它是受到日式西服的啟發而創製的。紅幫把它引進中國之後，使之徹底中國化了，使紅幫再創作的成果，達到了洋為中用的極高境界。中山裝幾經改革，已不再是洋服了，而是中國的“國服”了。中山裝的創製、完善和普及，是中國服裝史上最偉大的變革之一。它是由革命家和紅幫人為創製主體，以革命氣概和科學精神相結合，以我國社會改革、人民生活的新需要和新的審美趨向為依據，博納中外，一代又代人不斷發展，不斷創新，從而使這種服裝成為向傳統的舊式服裝挑戰、中國服裝走向現代化的第一個重大成果。經過多元發展、大膽普及，不但成為我國現代男裝最具魅力、最有代表的一種服裝，而且在國際服裝中獨樹一幟。

旗袍則是紅幫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一個典範之作。發展到20世紀後期，它已走向世界，進入中西台璧的世界女裝藝術宮殿。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紅幫人都參與了這個女裝精品的創作。它是紅幫和其他裁縫集體智慧、膽識和科學精神的結晶。

旗袍，本是滿族女子穿的一種長袍，為了遮擋胡天的狂風飛沙暴雪，這種袍子長而寬大，是直筒式的，又稱“大衫”。它無法顯示女性的性感特徵．缺乏女性服裝的形象美，從清末起，旗袍悄然變化，辛亥革命以後，更出現了一個持續創新的歷程。在具有先進服裝文化素養的上海、天津、哈爾濱、大連、青島、漢口、廈門、香港等地紅幫裁縫和其他有現代意識的裁縫和服裝企業，以及許多民間心靈手巧的中青年女性的共同參與下，繼承春秋戰國時期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蒙古族女子穿著的長袍等民族服裝的傳統特色，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同時，大膽吸取西方女裝的先進觀念、現代人文精神和設計、造型藝術不斷改進旗袍的款式、造型和剪裁、製作方法，把中西女裝的長處有機地融入旗袍之中，成為魅力無窮的女裝寶典。

如果說中山裝是“西服東漸”的結晶，旗袍則是“東服西漸”的代表作。這兩種中華民族的現代服裝已成為中外服飾文化雙向交流、互相融合的經典之作。正是它們促使互動式的中外服裝文化交流駛進了快車道。

紅幫的歷史貢獻還不僅僅於此，而是在長期的發展中不斷地將一些獨特的文化內涵注入到服裝中去。一件衣服上要有幾隻口袋、袋蓋的形狀、紐扣的多少、領口的設計，都有獨特的文化內蘊。即使是今天，紅幫前人對服飾文化的精彩詮釋，仍讓後人們驚嘆不已，受用不盡。正是有了一整套基於深厚的文化內涵，科學又合乎中國實情的製作體系和理論體系，紅幫在發展了二三十年後，已不再是個只會實幹、只求實功實利的民間自發的初級流派，而是一個有理論支持、名師輩出、名店林立、著名產品不斷湧現，具有良好的培訓機制，在全國服裝行業中獨領風騷，引導中國服裝藝術新潮、主潮的主導性流派。1956年，“波緯”、“雷蒙”等20多家著名的服裝店從上海遷往北京，絕不是偶然的，而是紅幫發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趨勢。他們無疑代表了當時中國服裝界的最高水平。

在中國服裝史上，“紅幫裁縫”創立了五個第一：中國第一套西裝，第一套中山裝，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論專著，第一家西服工藝學校。紅幫發起了中國服裝史上最富有革命意義的一次變革，揭開了中國現代服裝史嶄新的一頁，“紅幫”也因此成為中國服裝史上影響最大、最深、最久的一個服裝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