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瑞軒

約生於清道光年間。同治、光緒時在北京演唱八角鼓，后改單弦，是單弦牌子曲這一曲種的創始人。曾寫詩自稱“身經四朝沾雨露”。早年為演唱八角鼓的票友，相傳曾辭掉在欽天監的差使，成為八角鼓票房的“把兒頭”(組織者)，票房堂號名“隨緣樂”，他改演單弦牌子曲后便以堂號為藝名。他說、學、逗、唱、吹、打、拉、彈樣樣精通。遇有的票友借故不肯如約演出，損害票房信譽，他毫不遷就，自己頂替上演，因而得罪了不少同房票友。有一年(約為光緒五年)舊曆六月初一，西直門外高梁橋附近一野茶館約“隨緣樂”票演三天，屆期全體票友都借故不來演。他向觀眾道歉說：“今天隨緣樂唱不了啦，所有的茶錢我一個人候，明年六月初一還在這裡，隨緣樂一定有新玩意兒報答諸位。”由此他憤而隱居北京西山，根據《警世通言》、《水滸》等書編撰曲詞多種，並將由多種樂器伴奏、三人分飾角色演唱的八角鼓，改為一人用三弦自彈坐唱的形式。翌年六月初一，該野茶館門前貼出報子，“隨緣樂一人單弦八角鼓”，他一個人一天彈唱三個多小時，連演三天，觀眾踴躍，盛況空前。其後繼者德壽山、曾永元稱這種形式為單弦，得到司瑞軒首肯，單弦便由此產生。

司瑞軒編演的單弦牌子曲詞，表現社會生活風情和描摹人物心態細緻入微，他的表演也生動形象，語言幽默風趣。他編演的曲目曾有長篇《十粒金丹》，也有中篇《武十回》、《翠屏山》等；其段子活《挑簾裁衣》、《武鬆開吊》、《石秀殺山》、《莊子扇墳》等尤為膾炙人口，成為後世一些單弦牌子曲藝人的保留曲目。他在岔曲創作方面也很有成績，自編了《夏布衫訴功》等，改編了《風雨歸舟》、《贊劍》等。張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橋》(1951年北京修綆堂版)中說，隨緣樂的唱詞“妙在詞句變遷”，一回一個樣兒，臨時支配，日異月新。某年，禮王府召其演唱，點名要《挑簾裁衣》，台下坐有許多女眷，不想他由頭至尾，跟街上唱的完全不同，連牌子帶轍，統通改換，卻依然甩出許多‘包袱兒’，毫無猥褻之詞，仍然招得男女來賓笑不可抑。他還有個風流焰口，正月在東四廣泰軒，夏令在南城金魚池出演，最能招人。”

司瑞軒為創立單弦牌子曲，在音樂方面做了奠基性工作。在八角鼓中，原來已有〔倒推船〕、〔雲蘇調〕、〔羅江怨〕、〔南鑼〕、〔高腔〕、〔石榴花〕、〔梅花鹿〕等牌子。但這些牌子用於抒情的較多，用於敘事則顯不足。司瑞軒在創立單弦時，就把所有這些牌子，除了已不太時興的昆高腔而外，統統吸收為單弦牌子。他還把眾多民間說唱曲調化成單弦牌子。據白鳳鳴《漫談岔曲與單弦》(中央廣播說唱團內部資料)一文介紹，司瑞軒曾說過，他寫曲詞，不是曲詞眼著牌子走，而是按故事的內容去選擇牌子。昆高腔的曲調莊嚴典雅，不適合通俗的曲詞，不能為了使用這種曲調，把曲詞都寫成像八股文章似的，只有那些老夫子愛聽。他寫的曲詞要讓販夫走卒也能聽得懂，高人雅士聽著也有趣。因此，他吸收了〔怯大鼓〕、〔怯快書〕等粗野的曲調，同時又吸收了〔石韻〕、〔硬書〕、〔四板腔〕等細膩曲調，〔湖廣調〕、〔剪靛花〕、〔疊斷橋〕、〔柳葉錦〕等清脆纏綿的曲牌，〔小磨房〕、〔梆子佛〕、〔寄生草〕、〔砧子贊〕、〔耍孩兒〕等輕鬆的小牌子，和爽快流利的連珠快書〔流水板〕等。司瑞軒曾向石玉昆的門婿馬姓學過石韻，並把它化成單弦牌子曲的一個牌子。當時有人譏笑他的單弦牌子曲不如石韻高雅，他說，石先生由於曲高，所以才和寡；他正是由於曲不高，所以才和不寡。

司瑞軒對於請他教唱教彈者，從來是來者不拒，總是不厭其煩地把人教會。當時傳其衣缽者有李燕賓(北通州人，藝名“隨緣時話”)等人；稍後又有德壽山、曾永元(司瑞軒對德、曾二人是半師半友關係)、全月如。他們以自己的藝術實踐使單弦牌子曲影響逐漸擴大，流傳各地，成為北方主要曲種之一。

司瑞軒晚年唱單弦牌子曲，先後曾找雙子、瘸連兒為他彈三弦伴奏。相傳他因一次演出中被人以言語相謔，精神受重大刺激，不數日鬱憤而死。(任志菲著)

司瑞軒曲藝音樂家。清代道光、咸豐年間（公元1821—1861年）的八角鼓名票友，單弦創始者。因他所主持的八角鼓票房名“隨緣樂”，同行及聽眾遂以此作為他的藝名。他好學強記，博聞多能。精通八角鼓的說、學、逗、唱、吹、打、拉、彈等多種技藝。早期八角鼓的表演均為群唱形式，后因他在茶園貼出“隨緣樂一人單弦八角鼓”的海報，自彈自唱演出，八角鼓又得名為“單弦”。司瑞軒除對表演形式進行革新創造外，並強調曲詞要通俗化。在音樂上善於吸收新的因素，如把[石韻]、[硬書]、[四板腔]等抒情的曲調吸收到單弦中來，又吸收了[怯大鼓]、[怯快書]等牌子加以改造，使之成為半唱半說的新曲牌，豐富和增強了單弦音樂的表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