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主義

1979年，銷聲匿跡了二十多年的丁玲重返文壇，率先透露丁玲復出信息的是三月份山西《汾水》文學月刊發表的丁玲給一位青年業餘作者李保平的信。就在這封短簡的結 尾，丁玲諄諄告誡文學青年:“寫文章不是要多，而是要好。過去有一個外國作家對我說過，鞋子要一百雙差不多的，不要只有一雙好的。而作品相反，不要一百篇差不多的，只有一篇好的也行，我認為這是對的”。這裡提到的“外國作家”，指的是蘇聯作家愛倫堡。1951年9月，愛倫堡和智利詩人聶魯達訪華，丁玲轉述的關於“鞋子”和“作品”的一通議論，正是那次丁玲陪同他們到我國南方旅遊，愛倫堡在旅途中對丁玲發表的見解。愛倫堡的見解是無可指責的。文學藝術創作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它有不同於一般物質生產的特殊要求，優秀的作品應該是充分顯示獨特藝術個性的不可重複的“這個”。此後，丁玲或許在某種場合，引用過愛倫堡的這一觀點，藉以說明“寫文章不是要多，而是要好”，以此勉勵青年作家努力寫出好文章來。

告誡作家，“不要徒有虛名，不作無作品的作家；鼓勵作家，特別是青年作家努力寫作，為人民至少能寫出‘一本’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優秀作品。”不少資料表明，丁玲在許多場合表達了她的這種殷切期望。

解放初，女作家陳學昭來北京創作長篇小說《春茶》，丁玲把她接到自己家裡。鼓勵她寫好工農兵，丁玲說:“白朗已寫出了一本，草明也寫出了一本，她也寫出了一本。”

周良沛同志在《不移志者》里回憶道:“丁玲訪蘇回來(指1948年11月到莫斯科，參加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和1919年l月赴布拉格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歸國途中訪問莫斯科)，帶回不少裝印精美的俄羅斯古典名著，文研所的同學拿到愛釋手。她鼓勵大家，那怕用一生時間能為人民寫出一本這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也就可以了。

1979年，白夜發表在《新聞戰線》第四期的《當過記者的丁玲》也有類似的回憶。白夜援引丁玲的回憶道:“那時我在中央研究所任所長，一些學生來找我，看到我家中一本又一本的裝幀精美的外文書，都是什麼普希金、托爾斯泰、雨果、狄更斯的名著。我就對他們說，一個人要是一輩子寫出這樣一本書，也就不錯了。後來這話傳出去，就成了‘一本書主義”。

1955年，伴隨著大規模批判和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在全國的展開，中國作家協會某些人，借口“整頓黨的文藝隊伍”，以“克服在領導幹部中長期存在的嚴重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和行為”為由，在作協內部，背著丁玲批丁玲，並以作協黨組的名義。向黨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該報告認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書主義’，目的是鼓勵作家寫出一本書，以此為資本，向黨鬧獨立。“

1956年1月，《文藝報》以《斥“一本書主義”》題，發表社論，將調子定為“所謂一本書主義者是革命內部的敵人，一本書主義可能使革命的事業變質等等”。

1957年5月，全黨開始了整風運動。正當中國作協準備撤銷1955年對丁玲的錯誤批判和結論時，1957年8月7口，《人民日報》頭版突然以顯赫標題報道:《文藝界反右鬥爭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一時令國人睦目。在這篇長篇報道中居然又舊話重提，指斥丁玲:“她還在青年作者中散布‘一本書主義’的思想，她說:‘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再一次將“一本主義”這頂政治帽子扣到丁玲的頭上，作為丁玲“在文藝界和青年中散播資產階級腐朽的個人主義思想的罪證。

1955年5月，大規模批判和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在全國展開，丁玲雖從年初起就避在無錫趕寫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裡》，也抽空寫出批判胡風的文章《敵人在哪裡》以劃清界線，在胡風夫妻被捕六天後的5月23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但仍然沒有躲過這場運動的株連。中國作協從當年6月底就開始揭批丁玲等人的問題，中共中央則在12月15日批發了《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

1957年，中共中央發起全黨“整風運動”，“丁陳反黨集團”以至“胡風反革命集團”成為文藝界批評中共“肅反擴大化”的主要問題，7月中共中央決定開展“反右”運動反擊“翻案風”后，進一步擴大了打擊面，將丁玲的丈夫陳明以及老朋友、同事、下級等打成“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連中共中央專案組曾對丁陳案有不同處理意見的成員也被打成另一“反黨集團”以至“極右分子”，受到株連者近百人，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和在“延安整風”時遭批的《“三八”節有感》等作品又被作為“毒草”罪證公布批判。

1958年5月，丁玲被開除黨籍，撤銷作協理事以外各項職務，取消行政級別（七級），7月又下放到丈夫陳明已被遣送去的東北“北大荒”勞動改造。

1971年4月，丁玲和陳明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分別關入北京秦城監獄。

1975年5月，丁玲夫婦獲釋后被遣送到山西長治農村“安家落戶”。

1978年的7月，丁玲被批准摘掉“右派”帽子。

1979年1月，她獲准回到北京，6月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1月參加全國第四次文代會，重新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委員，同年發表短篇小說《杜晚香》。

1980年1月，丁玲的“右派”結論被改正，恢復中共黨籍和原工資級別。

1984年8月由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關於為丁玲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而徹底平反，不久被補選為政協常委兼文化組長。

1985年1月，創辦文學雜誌《中國》任主編。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