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

列夫·托爾斯泰出身貴族，1歲半喪母，10歲喪父，他由家裡的親戚撫養成人。1844年考入喀山大學東方語言系，攻讀土耳其、阿拉伯語，期中考試不及格，第二年轉到法律系。他不專心學業，痴戀社交生活，同時卻對哲學，尤其是對道德哲學發生濃厚的興趣，喜愛盧梭的學說及其為人，並廣泛閱讀文學作品。1847年4月為農民子弟興辦學校。11月起名義上在圖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職，次年12月被提升為十四品文官。1851年托爾斯泰和他的兄長前往高加索當兵。1852年他參加了一場戰鬥，表現勇敢，且發表了小說《童年》。

1853年托爾斯泰讀到了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非常欽佩。1854年托爾斯泰被調往多瑙河戰線，並參與了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塞瓦斯托波爾圍城戰，寫成《少年》、《青年》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 

1855年11月托爾斯泰離開軍隊回到聖彼得堡，重新投入娛樂圈，酗酒好賭。偏激的個性導致他與屠格涅夫長達17年的決裂。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開始創作，在《現代人》雜誌上陸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小說。1855年11月他來到彼得堡，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歡迎，並結識岡察洛夫、費特、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奧斯特洛夫斯基、德魯日寧、安年科夫、鮑特金等作家和批評家。托爾斯泰傾向於德魯日寧等人的觀點，但又認為任何藝術不能脫離社會生活。至1859年，他同《現代人》雜誌決裂。1856年底以中尉銜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國、瑞士、義大利和德國遊歷。 

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準備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農民，並在自己莊園試行。1860年因長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觀情緒。1859至1862年間幾乎中輟創作，先後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和附近農村為農民子弟辦了20多所學校，並曾研究俄國和西歐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還到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和比利時等國考察各國學校。后又創辦《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等教育雜誌。1862年7月他外出時，家中遭到憲兵連續兩天的搜查。不久他就關閉了學校。

1862年托爾斯泰與18歲的索菲亞·安德列耶芙娜·托爾斯塔婭（СофьяАндреевна Толстая）結婚，索菲亞是沙皇御醫的女兒，他們前後育有13個孩子。他和妻子的關係至今仍有爭論，可以確認的是大部分時光他們過得不錯，他妻子幫助他管理莊園，這使得托爾斯泰可以將全部時間用於文學作品的精雕細刻，在這裡，托爾斯泰給人類留下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傳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進行謄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 

新婚之後，革命形勢逐漸轉入低潮，他也逐漸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機。他脫離社交，安居莊園，購置產業，過著儉樸、寧靜、和睦而幸福的生活。從1863年起他以6年時間寫成巨著《戰爭與和平》。1866年他出席軍事法庭為士兵希布寧辯護。希布寧因不堪軍官的虐待打了軍官的耳光，雖經托爾斯泰為之奔走，希布寧卻終被槍決。這一事件使他開始形成反對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1869年9月因事途經阿爾扎馬斯，深夜在旅館中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憂愁和恐怖。這就是所謂“阿爾扎馬斯的恐怖”。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對叔本華哲學發生興趣，一度受到影響。從70年代初起，他開始新的思想危機和新的探索時期。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書籍，不能找到答案。這些思想情緒在當時創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鮮明的反映。他訪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隱修士，並結識農民、獨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終於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制農民的信仰。

最後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勢和全國性大飢荒的強烈影響下，棄絕本階級，完成了60年代開始醞釀的世界觀的轉變，轉到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在《懺悔錄》（1879～1880）等論文里，他廣泛闡述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然而，他卻反對暴力革命，宣揚基督教的博愛和自我修身，要從宗教、倫理中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道路。托爾斯泰富於獨創性。從此托爾斯泰厭棄自己及周圍的貴族生活，不時從事體力勞動，自己耕地、縫鞋，為農民蓋房子，摒絕奢侈，持齋吃素。他也改變了文藝觀，指斥自己過去的藝術作品包括《戰爭與和平》等巨著為“老爺式的遊戲”，並把創作重點轉移到論文和政論上去，以直接宣傳自己的社會、哲學、宗教觀點，揭露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的各種罪惡。當時寫的劇本、中短篇小說以及民間故事，同樣為了這一目的。他還從事廣泛的社會活動：1881年因子女求學全家遷居莫斯科，他訪問貧民窟，參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調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層生活；1881年他上書亞歷山大三世，請求赦免行刺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91年給《俄國新聞》和《新時代》編輯部寫信，聲明放棄1881年後自己寫的作品的版權；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後組織賑濟梁贊省和圖拉省受災農民的活動；他還努力維護受官方教會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爾教徒，並在1898年決定將《復活》的全部稿費資助杜霍包爾教徒移居加拿大。

從19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托爾斯泰增強了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態度，對自己宣傳的博愛和不抗惡思想也常常感到懷疑。這在《哈澤—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論飢荒》一文而企圖將他監禁或流放，但懾於他的聲望和社會輿論而中止。至此又因《復活》的發表，指責他反對上帝，不信來世，於1901年以俄國東正教至聖宗教院的名義革除他的教籍。這個決定引起舉世的抗議，托爾斯泰卻處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而寫《致沙皇及其助手們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給人民自由並廢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對日俄戰爭。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對革命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卻不了解並迴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敗后，他又反對沙皇政府殘酷殺害革命者，寫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爾斯泰在世界觀激變后，於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離家出走。這種意圖在他80至90年代的創作中頗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他意識到農民的覺醒，因為自己和他們的思想情緒有距離而不免悲觀失望；對自己的地主莊園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爾斯泰主義者和他的夫人之間的糾紛更使他深以為苦。 

在托爾斯泰離家之前，他與妻子的決裂程度人人皆知。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又鬧不和。之後，托爾斯泰的妻子曾跪下懇求托爾斯泰為她再讀一遍早年時代丈夫為自己創作的詩歌和散文，以找回當初的甜蜜，但是托爾斯泰當時已死了心。最後，他於1910年10月28日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公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車站逝世。遵照他的遺言，遺體安葬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森林中，墳上沒有樹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爾斯泰在小說中對人性進行了大量的思考，從這些思考中可以看到托爾斯泰精神世界最真實的一面，托爾斯泰對人性的思考主要由俄羅斯當時的歷史和現實激發的：一方面，傳統的俄羅斯是宗法社會，東正教決定了人們思想感情的方式，托爾斯泰也深受東正教的影響，不管他的態度是接受抑或是有所保留；另一方面，歐洲的啟蒙精神亦深深影響著俄羅斯，這很大程度上動搖了俄羅斯傳統信仰的根基，啟蒙精神對托爾斯泰的影響亦是顯著的，這使得托爾斯泰對東正教基本的教義體系產生懷疑，他不會像一般教徒一樣思考信仰問題。但是，托爾斯泰也並沒有完全走向歐洲的個人主義的啟蒙立場，所以，他對人性的思考常常遊離於二者之間，有時像一個教徒，有時像一個人本主義者。 

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有著烏托邦思想，主要表現為反抗暴力與奴役，反對土地私有制度，反對崇尚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和“進化論”，要求奉行合法的生活義務和合理的生命法則，回返健康的農耕生活，通過人人的勞動和道德實踐建立起充滿兄弟情誼，平等、和諧、友愛的屬於全人類的人間“天國”。 

托爾斯泰創造了史詩體小說。歷史的事實融合著藝術的虛構，奔放的筆觸揉和著細膩的描寫；在巨幅的群像中顯現出個人的面貌，史詩的莊嚴肅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獨白，變化萬千，蔚為奇觀。他善於駕馭多線索的結構，千頭萬緒，銜接得天衣無縫；又能突破小說的“封閉”形式，波瀾壯闊，像生活那樣無始無終。 

托爾斯泰的藝術魅力，不只在於再現宏觀世界，而且還在於刻畫微觀世界。在世界文學中空前地把握心靈的辯證發展，細緻地描寫心理在外界影響下的嬗變過程；並且深入人的下意識，把它表現在同意識相互和諧的聯繫之中。托爾斯泰的藝術力量是真實的，它突出表現在性格塑造上。如實地描寫人物內心的多面性、豐富性和複雜性，不只寫其突出的一面或佔優勢的一種精神狀態。不隱諱心愛人物的缺點，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閃現的微光。不粉飾，不誇張，不理想化或漫畫化，總是藉助真實客觀的描寫，展示其本來面目，從而於平凡中見偉大，或者相反，於平凡的現象中顯示其可怕。描繪性格的發展和變化，自然渾成而不露斤斧痕迹。

托爾斯泰的風格主要特點是樸素。力求最充分最確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實或表達自己的思想，因此，雖然在藝術上要求嚴格，卻不單純以技巧取勝，不追求形式上的精緻，也不迴避冗長的複合句，而只尋求最大的表現力。

晚年的時候，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簡潔，不寫感受的整個過程，只寫心理過程的各個階段的主要環節；有時採取戲劇的方法，通過行動和對白來表現。不寫性格的順序發展過程，而寫突然事故引起的決定性轉變。在結構上，為了表現人物的醒悟，常常採用倒敘的方法；為了集中，長篇小說也不再用多線索而是用單線索逐漸展開的方式。在語言上，則力求質樸簡練和淺顯易懂，接近民間故事。

從19世紀60年代起，他的作品開始在英、德等國翻譯出版。19世紀70至80年代之交以《戰爭與和平》的法譯本出版獲得國際上第一流作家的聲譽，成為當時歐美的“俄國熱”的主要對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國最早論述他的評論家，都承認他的現實主義創作對自己國家文學的振興作用。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成長的進步作家法朗士、羅曼·羅蘭、亨利希·曼和托馬斯·曼、德萊塞、伯納·蕭、高爾斯華綏以及其他歐美作家和亞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國，1900年就出現評價他的文字，1907年譯價過他的“宗教小說”（《主與仆》及民間故事）。1913年、1917年先後有《復活》（譯名《心獄》）和《安娜·卡列尼娜》（譯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譯本。“五四”前後，托爾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譯成中文。抗戰期間分別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揚翻譯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譯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托爾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譯出版，而且根據原文翻譯，不少名著都有幾種不同的譯本。

列寧：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是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天才藝術家”。

高爾基：不認識托爾斯泰者，不可能認識俄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