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山

1923年11月27日生於北京，祖籍江蘇無錫。

1940—1941年在上海滬江大學肄業。

1943年畢業於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經濟系。

1945年加入美國共產黨，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47—1948年曾任美國卡爾登大這和密歇根州立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1949年獲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浦山毅然地返回祖國。

1949—1957年在外交部情報司和政策研究室工作，1956年任政策研究室專員。

1950年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會議，控訴美國侵略台灣。

1951—1954年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朝鮮停戰談判代表團，在停戰協議的談判和簽署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後，浦山成為周恩來總理的英文秘書，跟隨周總理參加了共和國早期的大量外交活動。

1954年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日內瓦會議，

1955年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萬隆會議。

1956—1957年隨周恩來總理訪問十一國。

1973—1982年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員、副所長。

1980年被美國卡爾登大學聘任為政治經濟學凱能專設講座教授並被該校授予名譽博士學位。1996年再次被該校聘為客座教授。

1980年任中國財政部赴世界銀行代表團團長。

1982—198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1982—1985年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

1983年他擔任中國財政部赴世界銀行代表團團長，領導了中國恢復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席位的談判。

1985—1997年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

1997—2003年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名譽會長。

1991—1994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

1988—1993年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和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

重返學界之後，浦山致力於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運用於對世界經濟形勢的研究，為中國世界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善於團結同志，十分重視科研骨幹，特別是重視培養中青年人才，不拘一格，任人唯賢。

2003年2月7日19時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

浦山同志一生功績卓著，為人剛直不阿，嚴於律己，淡泊名利，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和道德風範，深受同志們的愛戴，也贏得了國際經濟學界的尊重。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勞倫斯·R·克萊因

麻省理工學院與哈佛大學並肩坐落在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歷來保持著非常緊密的校際關係。一所大學的學生可以到另一所大學去聽課，還可以取得相應的學分。當然，也有許多學生只是利用這種良好的校際關係去旁聽自己感興趣的課程和講座，並不為了拿正式的學分。正是這種雙學院的傳統和做法造就了我與浦山（在美國稱浦壽山）終生的友誼。

當時學校有許多課後討論小組。我參加了麻省理工學院屬下的一個小組，其中有個朋友建議我們把浦山包括在定期的非正式討論中。我經常去聽哈佛著名教授的課，而浦山也對其中許多教授的課感興趣。同樣，美國經濟學界新秀保羅·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也吸引浦山到麻省理工學院來聽課。

我們的課餘小組開展了許多饒有興趣的討論，在大家都離開坎布里奇后，它們奠定了我們一直保持斷斷續續聯繫的基礎。我離開學校后加入了芝加哥大學的考勒斯經濟研究委員會（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浦壽山則完成了他在哈佛的學業，到明尼蘇達州的卡爾頓學院（Carleton College）去教書。在卡爾頓學院的經濟系，有我們共同的朋友肯尼斯·梅（Kenneth May）。後來在中國經濟改革初期，浦山回到卡爾頓學院進行短期訪問，並就中國經濟改革問題在沃頓計量經濟學院的會議上發表了演講。

我上學的時候，就一直認為浦壽山是當時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生中最優秀的一個。有意思的是，當我在1949年取得密歇根大學的教職后，我發現許多人都記得那個到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本科生”。我常常被問到在坎布里奇是否見過他，每次我都非常高興地回答“是”，並且讚歎密歇根大學在選擇和培養經濟學本科生方面做得如此出色。顯然，在密歇根大學，浦壽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品德高尚，治學嚴謹，在美國高等學術研究領域前途無量。

1949年，浦壽山告訴我他要回中國了，於是我們的友誼之線暫時中斷了。從那以後，我只能獲得有關他活動的零星消息，尤其是他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解決朝鮮戰爭的外交活動。特別是當時，《紐約時報》描述了中國代表團一位年輕成員的特徵：精通英語，受過嚴謹的英語文學教育並有廣博的經濟學知識，我確信這就是我在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的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歲月中的摯友。

我們的聯繫中斷了數十年。但在中國改革初期，當我隨同美國國家科學院與其它學術機構組成的經濟學團體訪問中國時，我立即打聽到了浦壽山博士，那時他已改名為浦山。1979年，我們沒能見面。到了1980年，在北京的一個計量經濟學的研討會上，我們終於重逢。

此後，我們一直保持經常的聯繫，不管是在美國、日本還是在中國。我非常珍惜我們在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紀的初期所進行的討論，當時我們的夫人和其他家庭成員也加入了我們的交談，其樂融融，其情殷殷，已成為我生活中美好的回憶。

1979年，當我們的學術團體訪問多所大學和學術機構時，我驚訝地發現中國在經濟學知識方面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有時，人們也跟我們談起在20年代教過他們的美國教授，但有關當代高級經濟學的知識，只有浦山和極少數的同行了解。得益於在安納堡（Ann Arbor）和坎布里奇的學習以及在美國、歐洲和亞洲其它研究中心工作的經歷，浦山對改革時期中國經濟學的貢獻，可以說是十分深遠的。在中國成為世界銀行成員國的談判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

浦山的一些學術著作

中國改革以來，我們的話題主要圍繞宏觀經濟學、世界政治事務和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浦山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貢獻體現在他的總體管理能力和對國際事務的廣博知識。擁有這些，已經非常難能可貴，但還不足以充分反映他卓越的經濟分析能力和影響深遠的學術成就。

我在前面說過，浦山在哈佛讀書時是班裡的優秀學生，在密歇根大學時應該也是如此，儘管我當時還不認識他。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技術進步與就業》。在這篇論文通過的1949年，這個題目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問題。這篇論文顯然受到了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威斯利·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保羅·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和其他許多學者的影響，這些學者或者是他的導師，或者是他認真研讀的對象。他提到的其他有影響的學者還包括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米歇爾·卡萊斯基（Michal Kalecki) 、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伊夫塞·多馬（Evsey Domar）、羅伊·哈羅德（Roy Harrod）、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

正如所有學者的成就都建立在前輩的學術研究之上一樣，他顯然學習了很多，也創造了很多。二戰後他在美國和歐洲時如此，後來也一直不斷地學習和創造。直到現在我們也還很容易看到這一點。

1946—1949年間，人們關心的問題是戰後製造業和一般工業系統的重建，技術有許多新發展，但公眾普遍擔心戰前就業機會短缺的局面會重演。隨著噴氣機、雷達、原子能和計算機的誕生，技術進步的影響逐漸體現出來了。現在，我們面對的是計算機、晶體管、激光、毫微技術的全面發展，以及對勞動力市場的新的關注因為信息技術的進步帶來了“減員”效應。

1949年時的情況與2000年的情況已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浦山博士論文中的許多論證需要相應的修正，然而浦山分析當前問題的許多真知灼見早在當時已經瞭然於胸。它們是：

（1）當所有價格和工資並非充分彈性時市場出清的重要性。資本主義商業周期之所以普遍是為了出清市場，因此在充分彈性條件下的純粹靜態求解並不可行。

（2）規模收益不變（如簡單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數）的對數線性函數並不能很好地反映技術生產過程。

（3）高度相互關聯的工業經濟中的技術進步作為內生變化比作為外生變化可以得到更好的分析。

（4）在開放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產業聯合成為壟斷或寡頭壟斷模式的趨勢。這一點在併購活動中已經不言而喻，特別是存在規模收益遞增情形時。

（5）技術變化建模的一種有遠見的方法是通過引入資本－勞動比率來修正純粹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數，50年以後在信息技術的研究中這種方法正在採用。浦山將這種方法作為他生產模型的核心。

（6）貨幣政策必須應對迅速變化的貨幣流通係數，正是它們擾亂了古典穩定的簡單（貨幣）數量理論方法。信息技術已經使現代金融根本改觀，這使（貨幣）數量理論家們很懊惱。

浦山論文的理論基礎是宏觀經濟學分析，為此，他考察了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的關係。在這方面，他沒有採納威斯利·里昂惕夫和我的建議，即尋找獨立變數的各個子變數之間的數學關係，不去理會它們的經濟和概率分佈。他採用了一種更為直接得多的方法，即區分了兩種關係：一是資本與產出的關係，二是勞動和資本的關係。

浦山的博士論文是一篇邏輯推理嚴密的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對於了解戰後經濟中可能發生的情況同樣具有啟發意義。它運用新的計量經濟學統計推理的方法，為經驗分析提供了堅實的平台。裡面的引文和參考文獻包括丁伯根（Tingbregen)、弗里希（Frisch）、哈維爾莫（Haavelmo）的著作（這些人後來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學術的通衢大道從未為浦山展開——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回到了中國。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觀點

浦山的同事們跟隨著他在中國從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卻遠落後於他。除此之外，浦山還將他的關注點轉向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分析。他發表在Cato Journal（1989年冬季版）上的文章，是針對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篇題為《運用市場促進社會發展》（Using the Market for Social Development）的文章的評論。這兩篇文章刊登在同期的Cato Journal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專題中。

浦山早期在美國學習和教學期間，有過一場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理性的經濟行為是否可能的大討論。特別是在極端保守主義者之間展開了非常激烈的辯論。特別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認為，按照古典主義，在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特徵的直接計劃下，經濟是不可能有效運轉的。價格體系怎麼能在這樣的條件下發生作用呢？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承認，理論上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可能實現對經濟行為進行理性的定價指導的，但是，卻缺乏創造技術進步的激勵機制。此外，他還覺得，決定合適價格的實際過程過於繁瑣，在實踐中根本行不通。當然這些觀點提出的時間，是在20世紀下半葉計算機和信息科學/工程迅速發展之前。

米爾頓·弗里德曼經常表達類似哈耶克等人的觀點。浦山對弗里德曼在Cato Journal上的文章作了回應。請允許我在這裡插入一段有關米爾頓·弗里德曼和他夫人羅斯·弗里德曼的一件小事。1961年夏天，克萊因一家與弗里德曼教授夫婦被邀請參加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附近的一個晚宴。晚餐前大家談起空間飛行和蘇聯經濟的運行。弗里德曼的觀點是，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的航天飛行根本不可信，因為有關這個事件的惟一的原始信息來自蘇聯方面的廣播。關鍵是，按照弗里德曼夫婦的說法，一個缺乏合理價格體系的國家是不可能在科學和工程方面取得如此突破性進展的。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相信市場出清的價格體系具有無上能力的熱心擁眾們，認為可以完全依賴這個非凡工具，儘管大量的市場失效導致的金融危機，在20世紀30年代發生過，在80年代和90年代仍然發生。

在評論中國向市場社會主義的成功轉變時，浦山指出，中國採取了漸進的改革方式，並且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這麼大的成就在極端保守主義思想家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看來是不可能的。漸進方式非常符合中國文化。他認識到了改革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如通貨膨脹和把各種決策主體在生產、消費和市場出清方面捆綁在一起的不同程度的經濟關係等等。浦山指出了引導中國實現社會主義體系有效率的運行的那些局部的和漸進的步驟。他描述了鄉鎮企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是它們在一年的不同季節里把鄉村活動與工業經營聯繫起來。他還形象地展示了中國是如何避免突如其來的通貨膨脹，以及作為市場經濟特徵的商業周期的波動。他認為，中國80年代的改革是局部的和漸進的，但老方法和新方法結合得很好，應該在經濟改革同時實行政治改革。在談到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運行時，浦山有力地捍衛中國的經濟進步。在浦山做出上述評價的10年之後，看到中國在90年代的經濟形勢，世界上的市場經濟國家無不對中國取得的進步感到驚奇，他們都為了自己的利益在試圖解釋中國的成就。我給他們的忠告是，好好讀一讀浦山的經濟分析，密切結合不斷演變的中國制度，這個制度變化的方向，與浦山多年前所指出的非常接近。

在日本，同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博士、同樣受到保羅·薩繆爾遜影響的Shinichi Ichimura教授組織的一些講座中，浦山詳細深入地介紹了有關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情況。他的演講題目是“論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景”。1996年5月，浦山就同一題目在密歇根大學發表了演講。

這個演講很重要，因為它表明浦山已經就中國經濟問題發展了自己的觀點，而不僅限於對米爾頓·弗里德曼有關社會主義經濟運行觀點的評論。在他的實證論述中，浦山直截了當地指出，他認為中國處在轉型階段——從中央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過程正在進行，效果不錯但尚未完成。他指出，恰當的描述應該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遺憾的是，一般記者和其他非專業的經濟學家們沒有能夠領會這個要點。總的來說，許多局外人沒能把市場機制的作用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作用區別開來。

浦山強調政治穩定是當今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徵。或許那些不經心的觀察家對此不能理解，但對那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們來說卻至關重要。

最後，在這篇政治經濟學演講的結束語中，浦山指出了轉型時期正在出現的不平等現象以及由此產生的道德和倫理方面的副作用，但他希望通過財政制度來扭轉這種不斷加深的不平等。他預期中國的經濟轉型將於2010年前完成，到21世紀中葉中國將達到經濟發展的中等水平。

著名經濟學家浦山逝世

本報訊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經濟學家、我院研究生院原院長、教授浦山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3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浦山同志1923年11月27日生於北京，在中學時代就接觸了革命思想和參加進步活動。1941年赴美國留學，1943年畢業於密歇根大學，1948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留學美國期間，參加了當地的進步活動，於1945年加入美國共產黨，同年秋經董必武同志批准轉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留學生活動和其它工作。1949年浦山同志回國。1949～1951年任外交部情報司副科長。1951～1953年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朝鮮停戰談判代表團，由於工作成績突出，曾經得到周恩來總理的表揚。1954年任外交部研究室專員。1954年和1955年先後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出席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1956年隨周恩來總理訪問11國。1980～1982年任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1982～198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1985～1997年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1997年任名譽會長；1991～1994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浦山同志還曾擔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浦山同志在從事研究工作和擔任學術機構的行政領導期間，表現出卓越的政治工作才能和人格魅力。他善於團結同志，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他十分重視科研骨幹，特別是重視培養中青年人才，不拘一格，任人唯賢。他具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理論的深厚學術功底，學風端正，治學嚴謹，強調獨立思考，關注國內外經濟理論的發展，把握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動向，努力開創科研工作的新局面。1980年以來，他參加了大量國際學術活動，曾被聘為客座教授在美講學，並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多次參加重要國際會議並作報告，為我院擴大學術交流創造條件。浦山同志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今天我們在這裡歡聚一堂，為2010年浦山世界經濟優秀論文獎揭曉頒獎，並聆聽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學術演講，首先我要感謝所有給予浦山獎支持的個人和單位，正是由於你們的無私幫助和大力支持，浦山獎可以發展到今天如此大的規模和影響，你們的善舉，中國世界經濟學界將會永遠銘記。

第二，我想向世界各界的朋友再次介紹一下浦山和浦山獎。浦山先生對於許多年輕學生可能並不太熟悉，但浦山教授是一位世界級的經濟學家，差不多30年前，當我陪浦山教授到國外訪問的時候我才突然發現，浦山教授在國際上竟然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一大批非常知名的經濟學家都非常尊敬的稱他為學長或老師，當時我感到非常震驚。在國內浦山教授一直採取低姿態的做法，但是他的影響，他和國際經濟學非常深入的交往是一般國內經濟學家所不能做到和沒有想象到的。浦山教授是中國世界經濟學界的開拓者之一，他是中國世界經濟學界代表人物之一，深受中國世界經濟學界人的尊敬，浦山教授代表中國政府參與中國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代表。以後他又成為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參加大型國際會議，坎昆會議的重要顧問。他深受同行的尊敬，深受國際學界的尊重，據我所知，當時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很多人，希望浦山能夠成為中國的第一任代表，但是浦山認為，國內的工作更重要，所以他謝絕了這樣的邀請，回到世界經濟所擔任世界經濟所所長的職務。

浦山教授是哈佛大學著名教授熊彼特的得意門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關門弟子，但是我知道熊彼特對他非常欣賞。如果浦山繼續留在美國，他很可能得諾貝爾獎金，浦山是他們這一圈子人裡面最聰明的一個，浦山回國之後，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參與了朝鮮停戰協議的談判工作，他是談判小組的負責人，負責起草有關談判的英文稿，他的責任非常重大。克萊因有一次在一篇文章中講，他1952年-1953年在美國的時候，《紐約時報》讀到一篇文章，在中國代表團有一個年輕的上校，當時浦山的軍銜是上校，說著非常流利的英語，對美國的文學文化非常了解，克萊因看了以後，他說這個人肯定是浦山，果然是浦山，不愧是老朋友。

浦山回國之後，在開始的時候，1957年以前，可以說他的事業是蒸蒸日上，他是周總理的私人秘書，曾經被周總理從朝鮮召回來討論中國是非應該參加聯合國代表大會。為了召回他，總理專門派了一架飛機把他接回國內，可見那時候浦山發揮什麼樣的作用。非常可惜的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突然間湮沒了，突然間消失了。非常幸運的是，我們進行了改革開放，浦山又重新得以出來發揮他的作用，當然應該承認，經過十幾年，經過這樣的挫折和坎坷，浦山教授把更多的時間用於培養新的經濟學家，他自己有一種述而不作的傾向，這也是很多人對浦山教授不太了解的原因。

為什麼他這麼做？原因非常複雜，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就不在這兒講了，但是我自己有深深的體會，浦山教授是在當時對於馬克斯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最有研究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他對於西方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了解是當時的人無法比擬的，他用了一系列的數學工具，這類的數學工具哪怕現在我們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夠把握，當時他已經處於這種前沿狀態。

特別令人感動的是，浦山教授為人非常正直，非常嚴於律己，改革開放初期他到美國講學，第一次講學他的報酬是六萬美元，是在80年代初，全部上交，一分錢不留，直到他去世前不久，他和他的夫人跟另外一家共住一個三居室的單元，他對自己的要求是極為嚴格的，人是極為正派的，同時他是一個極有學識的人，所以世界經濟學會感到非常榮幸，我們擁有這麼好的會長。正是由於有這樣的會長，他的言傳身教大家就有決心要把世界經濟學會，按照浦山先生設想的那樣辦好。所以我也感到非常高興，世界經濟學會是一個非常嚴謹，非常端正，而且追求學術真理的學會。

最近幾年大家想，一定要永遠紀念浦山教授，一定要把浦山教學的治學精神，樸素的傳統傳達下去，正是因為這樣的考慮，我們設法建立了浦山獎，浦山獎的第一筆錢是浦山教授的夫人陳秀煐捐獻的，浦山教授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他沒有什麼錢，有了錢都捐了公家了。他去世之後，他們家把在上海的老房子賣掉，分了一筆錢，陳秀煐老師繼承浦山的傳統，他把一些錢都捐出來作為種子資金，世界經濟學會的同事做了一些貢獻，也有很多單位和組織，特別是他的學生奧盛集團總裁非常慷慨，支持了我們很多工作。

中國目前對外開放和全球化越來越深入的背景下，中國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決心把我們的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我們作為努力的一部分，我們希望作為浦山獎發揚浦山先生所代表的優良傳統，我順便說一下，今天我們能請來斯蒂格利茨教授給我們頒發這項獎項，反映了斯蒂格利茨教授對浦山教授的尊重，反映了他對我們中國學界所給予的厚望。相信浦山獎將一定能夠繼續發揚光大，一定能夠越辦越好，我們期待著在以後能夠邀請越來越多的國際上著名學者，在這樣的學術場合發表他們的見解，我們從中得到非常有益的經驗教訓，同時使我們的經濟學理論更好的被中國改革開放服務，謝謝大家！

學術界公認，如果浦山先生不回國，憑藉他的學術成就，完全可以拿到諾貝爾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