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中庸

《禮記》是一部儒家經典，它在經學中的地位早有定論。《禮記》是西漢武宣時代禮學家戴聖編定的四十九篇本，是先秦儒家學術論文彙編，非一人一時所著。它包涵了從孔子直到孟、荀各家各派的論著，其中皆為孔子七十子後學所記，內容相當龐雜。大多寫就於春秋戰國時代，文中反映的基本內容多系先秦古制，其中錄有一些孔子言論或其弟子對孔子思想真諦的發揮，即使有個別篇章是秦漢儒生所撰，但其基本內容也都是對先秦古制的追記，書中包涵的古代禮制和當時社會生活情景的內容；另外從治國方略，至家庭準則，在《禮記》中都有專門篇章論述。這些篇章處處體現出宗法制的原則和精神《禮記》在儒家學術史上佔有相當突出的位置。把《禮記》中有關篇章聯繫起來考察，大致可勾勒出孔孟荀之間乃至秦漢之際儒家各派思想體系傳承關係的輪廓。《禮記》為研究先秦儒學史提供了充分的資料，尤其是蘊含的禮學思想最為豐富。儒家的禮學思想博大精深，從孔子首創禮學思想，經孟荀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更高的階段，體系大備。其間《禮記》對禮學的闡述最為精彩完備。《禮記》還結集了如《中庸》、《大學》、《禮運》等蘊含深邃的思想內容的學術論文，它們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名作，影響極其深遠。是了解儒家的禮學思想的重要參考依據。

《四書》之《中庸》：《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中庸》（與《大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認為《中庸》是“孔門傳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從《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觀點來看，也大體上相同的。不過，現存的《中庸》，已經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於秦統一全國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於《大學》，不是取正義開頭的兩個字為題，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內容為題了。

《中庸》是四書五經中四書的一種，是中國古代儒家最主要的經典之一，原為儒家經典《禮記》中的一篇。

秦始皇焚書坑儒和秦漢之際的戰火，使儒家典籍喪失殆盡。西漢建立后，儒家經典才被重新搜集、整理。西漢宣帝時，戴聖從秦漢以前各種禮儀論著中輯錄了《禮記》，為與戴德傳《禮記》有所區別，後人稱戴聖傳《禮記》49篇為《小戴禮記》，我們現在所說的《禮記》，就是《小戴禮記》的簡稱。

《中庸》是《禮記》中第31篇。

《禮記》自西漢問世后，直到唐代，雖有人對《禮記》作注，但因《禮記》是一部典章制度書籍，其中《大學》、《中庸》等有著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的篇章就不那麼容易引起後世學者的足夠重視，這種現象到唐代開始發生變化。

關於《中庸》的作者。司馬遷，鄭玄都稱《中庸》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但清人崔則斷言“《中庸》必非子思所作”。馮友蘭則從《中庸》的內容和文體兩點出發，認為《中庸》的中間部分多言人事，文為記言體，似為子思所作《中庸》的原貌；而首末兩部分則論及天人關係，文為論著體，乃後人所加。

《中庸》的成文時代。一般認為是戰國時期孔子之孫子思所著，因有些內容為後人所加，所以其成文至遲也應在《禮記》成書之前；但就主要內容而言，似應將其成文年代定在戰國時期。應該說《中庸》從子思之文到收入《禮記》，再到宋人的解說，最終由朱熹從《禮記》中抽出，重新校定章句，並加以註解，成為四書之一，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中庸》全書共33章，3545字，此外還有朱熹所加的註釋和解說，以闡發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