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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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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辭
昭君辭
昭君即王昭君,是漢元帝時宮女。匈奴呼韓邪單於來朝時,漢元帝將昭君嫁給了單於。昭君出嫁匈奴的故事引起後人的無限感慨,屢有歌詠其命運的詩歌。至沈約時,昭君出塞已經成了詩歌中的傳統題材了,所以此詩就題材與表達的內容情感而言並無多少新鮮之處,但在剪裁與刻畫技巧方面頗具匠心,仍顯出與眾不同之處。作者寫昭君詩卻不把注意力放在昭君出塞前後的一系列具體事件的敘述上,對於昭君出塞的緣由、過程以及出嫁匈奴后的生活和最終結局並不涉及,而是著重描寫她離開漢宮前往匈奴途中的所見所感,從這樣的角度寫,更顯得集中、精緻。
詩從昭君辭別故國、北上與匈奴成親寫起。“披香殿”是漢代後宮殿名,“汾陰河”似指汾水,在今山西省境內。昭君北上時是否渡過汾水難以確知,作者此處用“汾陰河”與前句中的“披香殿”對舉,意在暗示昭君已遠離中原故土,進入北方邊遠之地,地域的轉換表示行程漸遠,風物已變,全詩描寫的離愁別恨也從此引出。接著的四句,便轉入對昭君痛苦情狀的描繪。“於茲”二句說離宮北上,渡過汾水,離匈奴漸近了,不由得黯然魂逝,自此雙眉緊鎖,愁苦滿懷。“沾妝”二句是對昭君憂傷容貌的描繪,沾在粉妝上的淚珠猶如濃重的露水,淚水環繞眼瞼狀似流波。大多數齊梁詩人有這麼一種傾向,即描寫刻畫精緻細膩,不厭其詳,以此顯示自己在這方面的才能。沈約這四句詩便是如此,然而這類精細的刻畫有時也會因過於繁複而使詩歌顯得板滯堆砌,缺乏生動流轉之美,沈約這四句詩雖然工麗,但語義已略嫌重複,好在並未繼續鋪陳下去,故未使詩歌風格平弱、結構臃腫。
“日見”句起四句詩寫了沿途的景象。隨著行程日遠,大漠中奔沙時起,隨風飄轉的蓬草也隨之增多。塞外凜冽的寒風,不僅侵透了身上的綺羅,而且刺入肌骨。四句詩展現了大漠蒼涼蕭瑟的景象,奔沙、胡風的肆虐,使人倍覺長途跋涉的艱辛,飄轉遷移的蓬草,更襯出昭君遠離故土、飄零異域的無限哀怨。作者此處用“日見”、“稍覺”,將由漢入胡時沿途所見景物的漸變及其對人物心理的影響刻畫得很委婉細緻,奔沙、轉蓬等也很好地烘託了氣氛。
行行日已遠,觸目又皆是與故國迥異的景象,昭君更思念故國了。“銜涕”二句寫她含淚南望,然而關山阻隔,故國杳渺,心中的哀怨之情更難以抑制,這裡用一“試”字,頗為傳神,既寫出昭君頻頻回首引領眺望的神情,又顯示了關山無極,南望非易,從而愁緒愈濃。“始作”二句寫她試圖用音樂排遣胸中的怨情,然而終於不能。據說漢武帝時,將公主嫁給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昭君時大約也如此,故沈約詩中有此二句。“陽春”、“苦寒”均為樂曲名,“陽春”原是楚國的古曲,此處泛指歡樂的曲子,“苦寒歌”即漢樂府《苦寒行》,這裡泛指辭調哀苦的樂曲。“陽春曲”與“苦寒歌”相對,且分別用“始”、“終”二字,別有深意,實際上這兩句還以樂曲為象徵,總括了昭君初始入選宮中,最終事與願違,未承恩寵而出嫁匈奴的悲劇性的一生,揭示了昭君命運的蹇躓。最後二句言南歸無望,日後唯有每月十五日的夜晚,明月又圓之時,聊以望月來寄託思鄉之情。這裡的“暫”字用得也極講究,思鄉之情無以排遣,只得寄託於夜空中團圓的明月,這本已是無可奈何中僅存的一絲慰藉,然而這明月卻並非夜夜都圓,則此情之最終不可排遣也就不難體會了。末二句委婉含蓄,富于思致,所謂“含不盡之意於言外”。
此詩除了剪裁上頗有特色,字句的鍛煉也極工巧外,還有一個特點不容忽視,即講究聲律。沈約是永明體詩歌的代表,他主張在詩歌中運用聲律法則,因此,此詩有半數詩句為律句,尤其是第三、四、五、六句,就每一聯而言,已合於律詩的平仄要求了,只是聯與聯之間尚未考慮粘接。有意識地追求聲律協調是齊梁詩壇上出現的新氣象,沈約在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為後來唐代律詩的形成作出了貢獻,此詩便是他聲律理論在創作中運用得較為成功的一例,因此,欣賞此詩,不能不注意到這點。
沈約(441~513年),男,字休文,吳興郡武康縣(今浙江德清縣)人,南朝梁開國功臣,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
隆昌元年(494年),任國子祭酒。后協助梁武帝蕭衍即位,任尚書僕射,封建昌縣開國侯。天監二年(503年),任尚書左僕射、中書令、前將軍。不久又提升為尚書令,兼太子少傅。天監九年(510年),改任左光祿大夫、侍中、太子少傅。
沈約孤貧流離,篤志好學,博通群籍,擅長詩文。著有《晉書》《宋書》《齊紀》《高祖紀》《邇言》《謚例》、《宋文章志》,並撰《四聲譜》。作為南朝文壇領袖,沈約學問淵博,精通音律,與周顒等創四聲八病之說,要求以平、上、去、入四聲相互調節的方法應用於詩文,避免八病,這為當時韻文創作開闢了新境界。其詩與王融諸人的詩皆注重聲律、對仗,時號“永明體”,是從比較自由的古體詩走向格律嚴整的近體詩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
天監十二年(513年),沈約於任上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謚號為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