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國

梁天監元年（502年）由南齊宗室蕭衍稱帝所建，改國號為 梁，都建康（今江蘇南京）。以蕭衍封地在古梁郡，故國號為梁。因為皇帝姓蕭，又稱 蕭梁。

梁朝的建立者蕭衍為西漢相國蕭何的二十五世孫，本屬於南朝齊的皇室。其父蕭順之在蕭道成代宋自立的過程中，曾立下汗馬功勞。在齊明帝蕭鸞大殺宗室的過程中，蕭順之的一家沒有被殺。東昏侯蕭寶卷在位時期，“內難九興，外寇三作”。蕭衍看到齊朝統治已不會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陽暗中大作準備“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永元二年（501年）冬，蕭衍於襄陽舉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因當時齊朝的統治已腐朽之至，完全喪失了民心，故蕭衍起兵后“百姓願從者，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一時聲勢大振。蕭衍經過兩年的戰爭，蕭衍的軍隊攻入建康，殺掉蕭寶卷，改立蕭寶融為帝。當然，立蕭寶融只是蕭衍在代齊稱帝前的一個必要的緩衝階段。梁天監元年（502年），齊朝的最後一個皇帝齊和帝蕭寶融將齊朝的統治權轉交給梁王蕭衍，蕭衍正式在建康稱帝，將國號定為“大梁”。

梁武帝蕭衍統治初 期，尚能留心政務，對宋、齊以來的種種弊端有所糾正。他上台伊始，除了將宮女二千賜與將士外，又下詔將凡屬後宮、樂府、西解等處的婦女全部放遣。又廢止東昏侯設立的淫刑亂役，禁絕除習禮樂、繕甲兵以外的一切浮費，提倡節儉。他身體力行，經常只穿布衣，食菜蔬。又虛己待下，採納眾議。他詔令公東府置木、石函各一，規定如果對在位者所未注意的政事欲加議論，可投謗木函；如果以功勞、才能、冤枉未為人所知，投石函。他曾以東昏侯的余妃為後宮，頗妨政事。

自從西晉末年永嘉之亂以來，漢族政權偏安江南，在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軍事鬥爭中一直處在被動的態勢。但在經濟文化上卻強於北方政權，而南方從東吳開始在江南建立政權以來，南朝經濟文化最盛的時期就是梁朝。這與蕭衍本人的文化素質是分不開的，蕭衍的文化水準在南朝皇帝中可以說是成就最高的。他當皇帝以來，在國內是實行一種溫和的政策，以發展經濟為重點，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重視文化的發展。當時，與蕭梁政權對峙的北魏卻自從孝文帝拓跋宏死後，國力急轉直下。在蕭衍建立梁朝的同時，北魏內部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內亂和農民起義，這期間一直沒有實力和精力對蕭梁實行進攻態勢，使蕭梁可以趁著軍事壓力的減弱大力發展國內的經濟和文化。

當蕭梁的統治已經穩固，國力開始成上升勢頭之後，蕭衍已經漸漸變了好大喜功、喜諛恨諫起來。最後竟發展成為一個極為虔誠的佛教徒，他開始相信佞佛起來。不僅他一個人喜歡佛教，他還在統治區域內極力營造佛教氣氛，鼓動周圍的王公貴族也信佛。搞得舉國上下一片烏煙瘴氣，隨之而來的是政治上的腐敗。政治上的腐敗也必然導致軍事上的無能，加上當時北方政權雖然已經分裂，可從東、西魏分裂出來的北齊和北周經過各方面改革和整頓實力得到相當發展。

梁武帝時，鑒於宋、齊朝的典簽權重，權力集中於皇帝一身，造成皇室骨肉相殘，政權為素族所奪取的情況，為此，梁武帝廢除了典簽制度。這樣一來，諸王不再受制於典簽，成為有實權的藩鎮。他們在地方上胡作非為，就是抗衡中央，鬧出亂子，也不過是受梁武帝一番家教了事。梁武帝的一片苦心，後來竟導致了皇室內亂，這是他所沒有料到的。梁武帝還認為，東晉是憑藉世族大家的支持和維繫，國運才延續到百餘年，所以他特別重視恢復和提高世族大家的權利。對皇室子孫、世族大家和公卿大臣，一律加以優待、寬容，甚至放縱。即使他們犯了罪，也不受法律制裁。史書記載梁武帝“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奸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在濫者多……時王侯子弟，多驕淫”。梁武帝也深知這些弊端，但並未加以禁止。

梁武帝後期政治腐敗，官吏貪污，社會風氣浮華奢侈，人民流移逃亡，都極嚴重。賀琛給武帝上疏指出：“天下戶口減落，誠今之急務，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衷削。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今天下宰守，皆尚貪殘，罕有廉美者。”這些中肯的意見，梁武帝根本聽不進去。就是這樣，梁武帝造就了一個以皇室、世家大族為中心的腐朽沒落的統治集團。這個集團，受到皇帝的寬容，享有種種特權。他們“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可是人民卻在他們的盤剝下流離失所，以至“人人厭苦，家家思亂。”這就是梁朝末年走向動亂和滅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梁武帝執政末年不僅在內政上失誤百出，在對外處理與北魏的關係上，特別是在接納侯景問題上，更是蠢事不少。天監十三年（514年）十月間，北魏以司徒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將兵十五萬進攻梁益州，另令傅豎眼出巴郡北，羊祉出庾城，奚康生出錦行，甄琛出劍閣，想一舉取梁之蜀地，戰爭互有勝負，魏軍無功而還，差不多就在同時，梁武帝聽信北魏降人王足的建議，想築堰，以淮水灌魏壽陽城。梁派去勘測地形的水利工程家都說，淮水附近都是沙土，不堅實，不可築堰。梁武帝聽不進去，在徐、揚兩州大發民工及將士二十萬人日夜施工，歷時二年。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后，雙方連年交戰，對南邊的進攻趨向平緩；而梁朝也開始走向衰落，大規模對北朝的軍事行動停止了。但是梁武帝總想尋找時機，對北朝進行攻擊。中大同二年（547年），東魏大將侯景為高歡之子高澄所逼，求降於梁。梁武帝欣然接納，並以為北伐的時機來到了。

侯景與高澄矛盾激發，遂投奔他國。梁武帝接納侯景是出於擴大梁疆域來考慮的。但他缺乏慎重地對待此事，未充分估計到侯景的實際狀況，從而造成很嚴重的失誤。侯景降梁后，梁武帝在大同七年（541年）冬，派侄兒蕭淵明進攻鼓城，想與侯景互相呼應。蕭淵明是一個根本不會打仗的人。據歷史記載：“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結果梁軍被東魏高澄打得大敗，蕭淵明和幾個重要將領胡貴孫、趙伯超都被東魏俘虜，梁死亡士卒數萬人。梁武帝聽到前方失敗蕭淵明被俘的戰報，只得開始與東魏議和。大同八年（542年）春天，侯景被東魏擊敗，逃到梁朝的壽陽。這次戰鬥，梁朝的衰弱無能，給了侯景一個很大刺激。高澄見他求和心切，提出以侯景換蕭淵明的要求。梁武帝不考慮後果，竟滿口答應。侯景知道梁武帝將用他換回蕭淵明時，便在壽陽起兵進攻建康，造成梁末一場空前動亂。史稱這次動亂為侯景之亂，又稱“太清之難”。

太清二年（548年）十月，侯景攻下譙州（今安徽滁縣），梁武帝命侄子蕭正德防守長江。蕭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截獲，暗中接濟侯景渡江。梁武帝命太子蕭綱籌劃防務，蕭綱把防守宣陽門的任務交給蕭正德。蕭正德率眾於張建橋迎接侯景入宜陽門。十一月，蕭正德自稱帝，以侯景為丞相。侯景軍攻台城（宮城），將台城重重包圍。太清三年（549年），侯景攻入台城，將梁武帝禁閉在台城內的文德殿。梁武帝憂憤交加，膳食斷絕，被餓死在文德殿，終年八十六歲。

侯景在攻入建康城后，告訴諸將，要殺個乾淨，好讓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建康自東晉以來，本是歷朝勝地，商業和手工業發達，經濟繁榮，城南北各四十里，達二十八萬多戶。至侯景之亂，金銀寶飾財物被搶劫一空，宮闕圖書文物多被燒毀。又因為交通阻隔，糧食運不進去，米價高至七、八萬錢一升。那些士大夫們，個個餓得鳩形鵠面，穿著羅綺，抱著金玉，伏在床邊等死。顏之推曾這樣描述，“梁世士大夫……及侯景之亂，膚肥骨柔，不能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南朝士大夫受到了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全城餓死者超過半數。曾經多年繁榮鼎盛的建康，經過這次戰亂，幾乎蕩然無存了。太清三年（549年），侯景與蕭正德發生矛盾。蕭正德密召郡陽王范，要他帶兵討侯景。侯景獲得消息，殺蕭正德，立太子蕭綱為帝，是為梁簡文帝。大寶二年（551年），侯景又廢殺簡文帝，立豫章王蕭棟為帝。不到三個月，又廢蕭棟，將他鎖在密室裡面。這次索性自己當起皇帝來，稱漢皇帝。

太清三年（549年），侯景軍攻破建康以後，一路向三吳地區進軍。梁吳郡、吳興各有精兵數千，會稽郡有精兵數萬，都不敢抵抗。三吳最稱富庶，是建康經濟的主要來源。侯景軍據有三吳，燒殺擄掠，無惡不作，並擄掠人口，販賣到北方去當奴隸，致使當地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經濟凋蔽。大寶元年（550年），侯景另一路軍破廣陵，廣陵幾乎成了一座空城。大寶元年（550年），侯景軍一路沿長江西進。大寶二年（551年）破江州、郢州（湖北漢口），逼近江陵。蕭繹向西魏求援，割漢中給西魏。侯景軍被蕭繹擊敗，蕭繹奪回江州和邱州。大寶二年（551年），蕭繹派大將王僧辯率軍東下。陳霸先率精兵三萬人助王僧辯。王僧辯軍從尋陽出發，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從南江（贛水）出溢口，與王僧辯會師於白茅灣（今江西九江北）。

王僧辯到了姑孰。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渡南州，在岸上挑戰，一面以船載戰士在水面進攻。王僧辯命小船全部退走，只留大船停泊於兩岸。侯子鑒以為王軍要逃跑，爭相出擊。王僧辯令大船斷其歸路，擊鼓大呼，與侯軍戰於江中心。侯軍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侯子鑒僅以身免，只好收集散卒逃回建康。王軍乘勝攻佔了歷陽。這次水戰，侯景軍受創慘重。侯景聽到侯子鑒失敗的消息，“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而起，嘆曰：‘誤殺乃公’。”姑孰成后，王僧辯軍向前推進到了張公州，乘著漲潮，進入秦淮河，兵臨建康城下。陳霸先見侯景兵多，便令諸將分處置兵，又派弓弩手二千橫截其後。侯景大敗，逃回建康城。承聖元年（552年）四月，侯景被部將羊鯤所殺。至此，歷時近四年之久的侯景之亂才告結束。

先是由蕭衍容納的東魏叛臣侯景在江南作亂，北齊和北周政權通過蕭梁王朝對鎮壓侯景的過程中看到梁的政治已經腐敗到了極點，軍事上也不堪一擊。北齊趁亂奪取了蕭梁的江北大片土地，使梁朝江北淮河兩岸之地盡失。同時，北周（當時還是西魏）也趁亂奪取了蕭梁的巴蜀及荊襄等地。使得梁朝的國土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就丟掉了三分之二，只有沿長江下游一帶還在梁的控制範圍之內。

經王僧辯、陳霸先等各路將士勸進，蕭繹在江陵稱帝，即歷史上的梁元帝。陳霸先奉命鎮守在京口（今江蘇鎮江），王僧辯鎮守在建康。梁元帝崇尚玄虛，暴戾兇狠，心胸狹隘，又剛愎自用，既是學界巨人，又是政界侏儒。554年，也就是南朝梁承聖三年十月初九，西魏柱國於謹、宇文護，大將軍楊忠領兵五萬，進兵江陵。次年正月初二，江陵陷落。王僧辯未及時救援，梁元帝旋即被殺，年四十七歲。朝臣與百姓中強壯者都被掠走，陳霸先的兒子陳昌、侄子陳頊本在梁元帝宮中值事，這次也被擄至長安。江陵幾乎成了一堆廢墟。

梁元帝之侄、故昭明太子之子蕭詧在西魏駐軍監視下，被扶為傀儡皇帝，建立了一個地方不過三百里的"後梁"小王國。江陵陷落後，王僧辯與陳霸先書信往來不斷，經反覆商議，於次年二月迎接梁元帝第九子蕭方智（543—558年）至建康，準備稱帝。江陵朝廷覆滅之後，二月，年僅十三歲的晉安王蕭方智在建康被王僧辯和陳霸先立為梁王。梁朝的危亡重任，落在了王、陳二人的肩上。

蕭方智到建康不久，此時北齊趁虛而入，北齊（東魏已被北齊禪代）文宣帝高洋不甘心西魏勢力南擴，也想趁梁國破敗，前來瓜分，派其弟上黨王高渙領兵南向，護送原被東魏俘虜的貞陽侯蕭淵明來登梁國帝位。派上黨王高渙送他南還，並寫信要求王僧辯迎接，王僧辯起先拒不允應。見勸說無效，承聖四年三月，齊軍兵至東關（今安徽巢湖市東南），王僧辯遣徐州刺史裴之橫領兵攔擊，裴之橫戰敗被殺，王僧辯在驚懼之中親自領兵出屯姑熟。其間，王僧辯一方面與北齊、另一方面與陳霸先書信往來不斷。陳霸先堅持不納蕭淵明，但王僧辯隨著裴之橫敗亡，漸漸軟弱下來，屈從於北齊壓力，五月，蕭淵明入建康，即皇帝位，改元天成，立梁王為太子。

陳霸先苦爭無效，恨王僧辯單方做主，擅自廢立，九月，徐度、侯安都與陳霸先水陸並進，突襲石頭城。王僧辯猝不及防，很快就被俘，馬上被絞殺。面對這樣的形勢，蕭淵明只得退位。十月，梁王即皇帝位，改元紹泰，是為梁敬帝。陳霸先自任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

廣州都督陳霸先趁勢發展壯大自己 的勢力，經過近十年的戰爭，陳霸先基本控制了長江下游地區。他見時機已經成熟，便在太平二年（557年）廢掉他立的梁敬帝蕭方智，自己在建康稱帝，建立陳朝。自此，梁朝滅亡，共歷四帝，五十五年。

雖然蕭氏後代在北周的卵翼下在江陵建立後梁，延繼著蕭氏的國統，但後梁實際上是附屬於北周的一個政權，國小力弱，仰人鼻息，最終在開皇七年（587年）被隋朝廢除，共傳宣帝蕭察、明帝蕭巋、後主蕭琮三世，存在共三十三年。然而由於蕭氏歷代事奉北周、隋朝甚為恭謹，蕭巋之女還成為隋煬帝楊廣之皇后，因此在後梁國廢除后蕭氏在隋朝中央政府與江陵仍保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隋朝大業十三年（617年），蕭巋弟蕭岩之孫蕭銑在江南復辟蕭梁，國土東至三硤，南盡交址，北拒漢川，皆附之，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淵命李孝恭、李靖等攻打蕭梁，包圍其都江陵，蕭銑不忍連累百姓，開城投降，到長安后，被李淵斬首，蕭梁的這次復辟共歷五年。

蕭梁時州郡大都沿襲蕭齊之舊，天監中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一千二百二十二，其後多有折置，大同中增到一百零七州。其中廣州治所番禺。梁與北魏交戰於淮河南北，境界頗有出入。中大通年間，梁人大舉北伐，一度收復淮北若干城鎮，繼而又收得漢中，侯景降梁，梁又得河南之地，但為時甚短。至侯景亂后，江北全陷於北齊，蜀漢則陷於西魏，不久而梁亡。

梁武帝重視統治階級內部門閥大族與寒門素族之間的矛盾，在用人上採取調和政策。他一方面採取重用門閥中人，維護和擴大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使這部分人成為穩定政權的支持力量。同時，也注重寒門才學之士，起用他們擔任機要之職。例如，他十分寵信的朱異，“遍覽五經，尤明禮、易”，就出自寒門。門閥大族和寒門並重，是梁武帝選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還令蔡法度為尚書刪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後又令尚書令王亮、吏部尚書范雲、尚書僕射沈約等加以修訂。宋齊只沿用晉律，無所創製，至此開始有了比較完備的刑律。但《梁律》“急於黎庶，緩於權貴’，對官吏犯罪幾乎沒有約束。

人民犯了罪，如該從坐，不論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都要被囚禁，罰作苦工。對於梁武帝推行的“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的政策，普通老百姓是感覺最深切的。有一次，梁武帝到南郊祭天，一個老人擋住御駕，指責皇帝使用的法律，對老百姓太嚴，對權貴則太寬，這不是長久之計。

梁武帝在位期間信用一批原來的低級士族進入秘書諮詢機構，以至宰相機構。梁武帝的主要著眼點在於這批低級士族儒學修養、文化素質和統治經驗已經或正在超過原來的高級士族，必須越來越多地依靠他們鞏固統治。因此，他雖然沒有象宋、齊君主那樣信用寒人掌機要，但其政策精神從一開始可以說就在鼓勵寒微士人和寒人提高儒學修養、文化素質，並把達到標準的吸收入各級政權。除了寒人地位的變化外，梁、陳高級士族的狀況也發生極大變化。梁武帝天監初總結宋、齊兩代經驗教訓，面對現實，實行了官制改革，特別是天監七年，更進一步將魏晉以來的官品九品改為十八班。

梁中大通二年（530年），陳慶之除南北司二州刺史，“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郢州的序溪（今湖南淑浦），“最為沃壤”，江北如壽春，“地方千餘里，有陂田之饒”。雍州“襄陽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淮南郡，“姑熟饒曠……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字高薨，阡陌如綉”。

農業生產的發展，使南方的糧食充盈。同時，南朝政權的糧儲也大為充實，國家的倉庫，僅首都一地就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台城年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等，首都之外的大糧倉有豫章倉、鉤磯倉、錢塘倉等，“並是大貯備之處”，此外，國家及諸州郡，各有倉庫。

梁朝後期，由於政治腐敗，橫徵暴斂，階級矛盾尖銳。太清二年（548年）的侯景之亂，使各種矛盾更加激化。戰亂長達四年之久，對江南社會經濟帶來極大破壞，成為六朝經濟由盛而衰的一個轉折點。此後，江南農業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南朝紡織手工業發展迅速，宋時“絲綿布帛之饒，衣復天下”。梁時鑲嵌金箔的羅，已織得十分精美。《吳越錢幣志》提到織文圖案，有“天、人、鬼、神、龍、象、宮殿之屬，窮極巧妙，不可言狀”。錦的產量很大，梁侯景據壽將反，“啟求錦萬匹，為軍人袍”。

梁時商業尤盛。輸入貨物多是象牙、犀角、珠璣、琉璃、吉貝（又寫作古貝、木棉布）、香料等，中國輸出貨物多是綾絹絲錦等。《宋書·夷蠻傳論》里說外國珍貨，為富貴人所喜愛，所以“舟舶繼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屬（往來）”。梁時，外國商船有時一年到來十幾批。當時北魏貴族已經腐化，也需要南貨（南海貨）供消費，梁就多輸入南貨在邊鎮與魏互市，交換北方產品。做交廣二州官，很快就致巨富。宋時垣閎作交州刺史，任滿回來，帶資財值錢一萬萬。凡作廣州刺史，無不暴富，俗話有“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錢）”的說法。從官吏貪污的錢數來看，當時中外交易的貨物，數量並不小。

南朝高度發展的經濟的特徵之一，即貨幣大量且普遍的流通，同時作為國家徵稅的計算單位。川勝指出，由於南朝官私均需貨幣，豪族與商人掌握品質良好的貨幣，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遂造成貨幣的二重結構。南朝的衰亡，實與貨幣的惡性循環流通有不可分的密切關聯。由此可知，過去鮮為歷史工作者注意的“孔方兄”，實有甚大的研究價值。《隋書．食貨志》有一段敘述梁武帝時江南各地域貨幣計算標準的重要記載：自破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

事實上，此時劣貨的“製造”手法不僅此一種，樣式也並非單一。除了剪鑿之外，往往還為取餘銅而磨鑿內外郭、錢文。另外，偷工減料鑄造者也十分地多，如傳世的東晉“沉郎五銖”，錢文即作“五朱”。了解了南朝五銖的相關問題，更有助於理解南朝的經濟狀況，乃至六朝時人的日常生活。

梁朝時期以三調為形式的財產稅基本上維持下來。梁天監初年，一度改調帛為“計丁為布”，但後來又有“三調”。貲稅或者說財產稅，適用於士人以外的所有的人戶，是南朝最重要的稅收。此外，南朝還有一項重要的稅收，即關市之稅。

南朝官府工匠可以輪番休假，自建武元年開始。到梁朝時，“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營造工人“皆資雇借”，而不再是徵發而來，是役法上的一個重大的進步。

梁武帝不敢再檢查黃籍，卻想從整理士籍入手，依據東晉賈弼之所作《士族譜》，宋劉湛所作《百姓譜》，設立譜局，改定《百家譜》，凡八十卷，東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內。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東南士族的譜系，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繼續納賄改黃籍，結果只能是百家土族、東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並存，各按自己的勢力去剝削勞動民眾。梁郭祖深說，民眾為避免重役，或自斷手足，或投靠士族作附隸，稱為屬名。梁朝的屬名，就是東晉的私附，足見豪強挾藏戶口，一向保持不變。

自桓溫首創土斷，至梁武帝定《百家譜》，都說明士族與朝廷爭奪民戶，朝廷並不能改變這個形勢。因此，長江流域人口實際是增加了，在偶存的幾個戶口數字上卻看不出人口的增加。

蕭梁時期世兵制度率領。隨著自耕農經濟的繼續衰頹，國家控制的編戶數日減，徵兵制衰微之勢已不可免；蕭衍起兵，就是以募兵為主力。蕭衍即以此召募所得的萬餘精勇為主力，建牙誓師，討伐東晉。侯景作亂，主要依靠募兵。蕭梁勤王之師數十萬，幾乎也全是募兵。

朝廷和將帥濫行募兵，反過來又加重了對小農經濟的摧殘。如此眾多的人口以投募為名，行逃役之實，他們應負擔的搖役就轉嫁到其他小農戶身上。《梁典·高祖事論》：“梁氏有國，少漢之一大郡。太半之人並為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攜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助守宰為蝥賊。收縛無罪，逼迫善人，民蓋（疑為“盡”字）流離，邑皆毀荒。”大族豪強卻利用募兵的機會，擴充私人武力，大大加強了他們對抗中央政權的力量。

在經常聘問中，南北朝廷也妙選使者，為對方所重。在梁與北魏的聘問往來中，“梁使入，鄴下為之傾動。貴遊子弟盛飾聚觀，館門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這段略見，在南北朝對峙的局勢中，雙方也有友好往來，不是一味劍拔弩張的。

至於南朝與北魏的戰爭，梁武帝天監六年（507年）的鐘離（今安徽鳳陽東北）之役，是一次相當大的硬仗。先是天監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弟弟臨川王蕭宏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南數十年所未之有”。大軍進駐洛口（今安徽懷遠西南洛河鎮）。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韋叡乘機用火攻進擊。梁軍奮勇，呼聲震天，無不以一當百。魏軍全線崩潰，丟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餘萬人，被斬的人數也約略相當，被生擒者五萬。緣淮水百餘里，屍相枕籍。梁戰利所得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計其數。對於梁來說，這是一次很重大的戰役，對於阻遏魏軍南侵的勢頭和鞏固國內的統治，都有一定的意義。南北之間戰爭規模不大、和在一定條件下南朝在戰爭上的勝利，對於南方社會經濟的開發都是有利的條件。

東魏時期，大將侯景自恃功高，對東魏權臣高歡還能信服，而對他的兒子高澄卻不信服。高歡一死，高澄立即假借高歡之命，招侯景入朝。侯景自知性命難保，遂以河南降西魏。后又派郎中丁和到建康，請以十三州降梁。梁武帝令群臣議論此事，許多人表示反對，認為侯景反覆無常，不可置信。但梁武帝認為納侯景“則塞北可清”，有助於梁收復失地，甚而對進一步北伐都是難得的機會。他任命侯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梁軍被東魏打得大敗，蕭淵明被東魏俘虜。梁武帝不知所措，只得開始與東魏議和。

侯景在這次梁與東魏交戰中，打得很頑強。東魏軍陣線大亂，紛紛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打傷，顯州刺史張遵業也被侯景俘虜。侯景與慕容紹宗相持數月之久，糧食已盡。梁軍潰敗，不能來救。次年（542年）春天，侯景被東魏擊敗，逃到梁的壽陽。

梁武帝頻繁地與東魏議和，要求釋放蕭淵明。東魏見他求和心切，提出以侯景換蕭淵明的要求。梁武帝不考慮後果，竟滿口答應，早上你們把蕭淵明放回，晚上即把侯景的頭送去。

550年，乘梁朝內亂，宇文泰派大將楊忠包圍了梁的安陸，安陸附近諸城的梁守將，也紛紛投降西魏。從此，“漢東之地盡入於魏”。同年二月，楊忠乘勝到達石城，準備進攻江陵。湘東王蕭繹連忙派使臣同楊忠談判，締結了出賣國土，稱臣於西魏的盟約，規定“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諸同附庸，並送質子”。蕭繹之所以如此慷慨，是想借用西魏力量，滅掉與他爭奪皇位的哥哥蕭綸。西魏樂得從中漁利。不久，西魏果然如約殺了蕭綸。到了553年，蕭繹已經稱帝（梁元帝）。這時，他的八弟蕭紀也已在蜀稱帝，率水軍東下，以討侯景為名，實際上是沖著蕭繹而來。蕭繹再次求救於西魏。宇文泰高興地對群臣說：“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他採納了大將軍尉遲迥的建議，派他率甲士一萬二千人，馬萬匹，從散關兼行襲蜀，西魏輕易地於當年就拿下了蜀。至此，宇文泰的胃口更大了。554年十一月，西魏軍攻破江陵，引狼入室的蕭繹被殺。西魏獲得梁朝數萬人口，驅入長安，分賞三軍作奴婢。對梁朝的侵犯，使宇文泰在軍事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統治地位更加鞏固了。

蕭衍對文化的重視也使得舉國上下充滿了文化氣息，文化氛圍十分濃 厚。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貴族，都以儒雅為榮，都在努力提高著自己的文化素質。所以，蕭梁一朝在統治時間不算太長的五十五年裡卻湧現了一大批有重大成就的文學家和詩人。比如《昭明文選》的作者蕭統、《宋書》的作者沈約、《南齊書》的作者蕭子良、《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詩品》的作者鍾嶸，以及文學名士如江淹、謝出、到溉、到洽、丘遲、吳均、瘐信、劉昭、劉峻、陶弘景，當然還有後來成為皇帝的蕭衍的兩個兒子——簡文帝蕭綱和元帝蕭繹。總之，蕭梁一朝的文學之盛，在中國歷史上可能只有盛唐和北宋可與之相比肩了。

降及齊梁，山水的題材擴展而及於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物象。梁代又出現了宮體詩，在藝術上更加講究調聲選色、數典屬對，加之詩歌格律逐漸成型，所以作品就更加規整工麗。比較突出的作家有謝、沈約、江淹、何遜、吳均，他們的優秀作品，雖然不脫藻繪，卻給人以新鮮明麗的感受。駢文和賦的發展與詩歌相應，但由於文的應用範圍比詩歌廣大，除了詩歌中常見的題材以外，還可以看到家國之悲、窮通之感和對世態的諷刺。梁代後期以迄陳代，文風中的不良傾向變本加厲，詩文作家僅徐陵和陰鏗還有一些比較好的作品。

文學批評在南朝時代有充分的發展。隨著文學創作的繁榮，對於文學體制的辨析和文學性質的探討更加系統和深入。文筆之辨反映了當時對文學創作的認識和要求，永明聲律論總結了漢語聲韻在韻文中構成美感的運用規律，對當時的新體詩和後世律詩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文學批評史上劃時代的巨著，系統完整，論述嚴密，全面地討論了文學創作中各方面的問題。鍾嶸的《詩品》則是一部重要的詩論專著，對五言詩的思想藝術標準、作家的流派和具體評價，都有許多精闢的意見。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蕭衍時達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三年（504年）四月八日，率僧俗二萬人，在重雲殿重閣，親制文發願，舍道歸佛，對佛教表示信仰。建有愛敬、光宅、開善、同泰等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彌陀銅像，愛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銅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銀像等。所舉辦的齋會，有水陸大齋、盂蘭盆齋等。又以僧旻等為家僧。還在四部（即比丘等四眾）無遮大會中四次捨身同泰寺為寺奴，由群臣以一億萬錢奉贖回宮，這樣充實了寺院的經濟。

梁武帝並重視譯事，天監二年（503年）命扶南沙門曼陀羅（仙）、僧伽婆羅共同譯經。著名的譯師真諦從扶南應武帝的邀請而東來。他特別尊敬禪師寶志。任《十誦》名家法超為都邑僧正，並欲自為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廣，命法超撰《出要律儀》十四卷，分發境內，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極力倡導《涅盤》等大乘經的斷禁肉食，影響及於後世者很大，改變了漢代以來僧徒食三凈肉的習慣。

由於武帝篤好佛教，他的長子昭明太子蕭統、第三子簡文帝蕭綱（550-551年）、第七子元帝蕭繹（552-554年），也都好佛。但在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久即有侯景的事變，寺塔被毀，僧徒被殺，建康佛教頓告衰微。

在佛教宗派中，長蘆寺屬於“禪宗”。相傳梁普通年間，南天竺僧人菩提達摩來到中國傳播禪法，後為武帝聞知，於普通八年（527年）迎來建康。但達摩與南朝梁武帝蕭衍語多不，乃一葦渡江，來到江北的長蘆寺，長蘆寺很早即是佛教禪宗著名的寺院之一。千百年來，南京長蘆寺風雨滄桑，幾度興廢。據史料記載，初建的寺址緊臨江岸但這段長江河道很不穩定，堤岸經常塌陷，因而長蘆寺建築群也不斷遭到破壞。

漢末晉末，北方漢人大量南移。東晉南朝時期，漢族文化才逐漸傳播開來，沿著原來漢人已到的上述點線地區向外發展。南朝梁時，南方廣大地區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蠻”、傒、俚和僚等。漢文化傳到他們居住的地區，與他們便發生衝突，又通過衝突而逐漸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蠻”，是南方諸民族中人數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數民族的通稱。蠻族中有兩大支：一支是長沙、武陵蠻，一支是巴郡、南郡蠻。長沙、武陵蠻，自稱是槃瓠之後。他們的居住地區是長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帶。他們原居在武陵一帶的，又分為椎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謂之五谿蠻；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今湖北省西部）。

南朝梁時期，漢人在長江流域的發展，首先與“蠻”族接觸。漢族統治者需要蠻族人民向他們出租稅、出徭役，當兵打仗。為此，他們不斷向蠻族人民居住地區展開殘酷的進攻。

《大明曆》採用的其他一些數據也都是當時最好的數據。祖沖之於大明六年（462年）上書劉宋政府獻上《大明曆》，但因遭到寵臣戴法興的反對而未能頒行。他逝世后，他的兒子祖暅又於梁天監三年（504年）和天監八年、九年三次上書，要求採用《大明曆》。經實測檢驗新曆為密，這部當時最好的曆法終於在天監九年（510年）正式頒用，實現了祖沖之的遺願。

南齊陸澄（425-494年）搜集了一百六十家地記著作，按地區編成《地理書》149卷，目錄1卷。梁人任昉（460-508年）又在陸澄《地理書》的基礎上，增加八十四家著作，編成《地記》252卷。可惜這些著作都失傳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地質、礦物學方面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就。梁代出現了新的探礦理論著作《地鏡圖》，原書已佚，現在只能從後人的引文中看到部分內容。主要觀點是把地表植物與地下礦藏聯繫起來，開創了地植物找礦的新領域和新方向。如“山有蔥，下有銀”，“草莖赤秀，下有鉛；草莖黃秀，下有銅器”等。它的理論是現代指示植物找礦或生物地球化學找礦方法的肇端。

梁代陶弘景（452-536年）對某些礦物的鑒別方法很科學，如硝石和朴消，他用觀察燃燒時冒不冒紫青煙來區別。硝石即KNO，染火焰成呈紫色，所以陶弘景說：“以火燒之，紫青煙起”，“雲是真消石也”。朴消即芒硝（NaSO·10HO），火燒無紫色。

在社會風氣上，士庶界限森嚴，即所謂“士庶之際，實自天隔”。按血緣關係區別的門閥，其高門、次門的形成、固定，大概和長時期內一定的人品、官品在一個家族中反覆出現有極大關係。同時，南北朝後期是門閥制度的衰落時期。梁朝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自南北朝後期起，門閥制度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