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雅文

盧雅文，1923年出生於香港，是著名大提琴家馬友友的母親，自小曾學習聲樂，畢 業於台灣中央大學藝術系。后結識了音樂家馬孝駿，結為夫妻。兩人移居法國巴黎，生下馬友友之後又移居美國。曾經口述《我的兒子馬友友》一書。

潘美玲 文

她，孕育了馬友友的生命，也是馬友友最初的音樂啟蒙人。她，見證了馬友友從一個孩童到世界頂級音樂家的整個生命歷程。作為譽滿全球的天才的母親，盧雅文說：“在我的心裡面，他的善心和真誠，比他拉大提琴的成功更重要。”……

在美國大西洋邊一個風景如畫的城市裡，記者見到今年八十七歲的盧雅文，她在這個美麗而安靜的海濱城市裡過著恬淡隱居的生活。這個出生於二十世紀初，在亞、歐、美三大洲留下生命足跡，精通中西方古典音樂、法語和英語的中國人，就是世界著名大提琴家馬友友的母親。

她出生在“東方之珠”的香港，畢業於民國時期南京的中央大學，她在重慶沙坪壩躲過抗戰紛飛的戰火，在風雨飄搖的動湯時局中離開內戰時的中國，在法國巴黎邂逅她的音樂老師馬孝駿，在巴黎生下音樂神童馬友友和姐姐馬友乘，她和丈夫把孩子帶到美國紐約，讓馬友友得以在廣闊而自由的舞台上打開無限的發展空間。

音樂家最重要的：同情和關愛

“友友從小就很奇怪，他很頑皮，但是不像別的男孩子一樣喜歡槍、打仗。他從小就有一顆善良的心。”盧雅文說有一次帶著七歲的馬友友和姐姐去中國城買東西，看到有一個小孩站在路邊，看著商店裡的零食，問馬友友的媽媽“這個多少錢”。媽媽著急趕路沒有停留，帶著兩個孩子匆匆走過。這時，馬友友拉著媽媽的衣角，對媽媽說：“媽媽，你不買嗎？”

盧雅文說：“我以為是友友自己要吃，沒想到他卻說：‘他是個小孩哎！’我才知道他說的是那個小孩。聽到他的話，我的臉都紅了，他這麼小的年紀，就這麼有同情心，我卻沒有想到。友友教育了我這個當媽媽的。”

“有一次，我們全家的好朋友約翰．若勒博士（John Rallo）帶著孩子到我家來跟我先生學琴，若勒博士對孩子很嚴格，在電梯里，他訓斥自己的孩子為什麼不好好用功，友友在旁邊聽到了，眼淚都流出來了，他為自己的小夥伴擔心，同情他。”

盧雅文說，馬友友從小就充滿了愛心，對他人充滿了同情和關愛。這是作為一個音樂家，最重要的東西。

上哈佛時，友友注意到住在同一宿舍樓的一個黑人女生，早上從不吃早飯。有一天，他就買了早餐，用塑膠袋把早餐掛在她宿舍門外的把手上，寫了一張字條“吃早餐對你的身體有好處。”第二天，那個女生回覆了馬友友一個字條，說“謝謝友友爸爸啦！”盧雅文說，馬友友對任何人都是這樣關心，不分種族和膚色。

“友友也很有孝心，他的爸爸生病住醫院，友友排練完，背著琴到醫院，給爸爸彈琴。他爸爸臨終前很怕死亡，友友就坐在爸爸的床邊，給爸爸講天國的世界和美好，讓爸爸不要害怕，然後又跟爸爸講小時候跟爸爸在一起的美好回憶，讓爸爸開心。”盧雅文悠悠地說著過往的事情，臉上滿是溫馨。

馬友友的音樂同行，獲得過最多葛萊美獎（二十六個）的著名歌唱家愛麗森．克勞絲（Alison Krauss）有次說：“能夠和馬友友的藝術才華相提並論的只有他的善良和慷慨。是神造了馬友友，馬友友被造出來了，神也就收工了。”

音樂是無私的

記者問盧雅文，對小孩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什麼。她說，是做人的道理。小孩子學音樂，除了教他們學習音符和技術，更要告訴他們一些道理。她說，馬友友四歲開始拉大提琴，姐姐馬友乘比他大四歲，拉小提琴。小孩子的天性都很頑皮，他們有時也會爭吵。有一天他彈姐姐的音樂，姐姐說：“這是我的音樂，你不能彈。”弟弟說：“這是我的大提琴音樂。”兩個人爭起來了。媽媽聽到，對他們說：“音樂是給所有人的，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大家的。”

大概媽媽的話在孩子的心裡扎了根——音樂是無私的，是給大家分享的。馬友友和姐姐長大后，一直到現在都在實踐著這句話。

馬友友成名后，創立了“絲綢之路”樂隊，集合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人，為他們提供發展的機會。

“友友很幸運，他得到很多人的幫助，現在他成功了，他也要幫助別人，成名后工作更加辛苦，通常一個人做四到五個人的工作。他就是想幫助別人，回報這個世界，這是他的使命，他對得起上天給他的恩賜，和所有幫助過他的人。”

馬友友的姐姐馬友乘也是這樣，從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后，她一邊行醫，一邊與丈夫——古典吉他手麥克．達德普（Michael Dadap）經營兒童交響樂團協會（Children's Orchestra Society），幫助兒童發展音樂的天賦，並給他們提供和著名音樂家同台表演的機會。這個非營利組織是馬友友的父親馬孝駿在1962年創立的。

“如果兒童交響樂團協會支出有困難，友友都會舉辦慈善音樂會，為他們募款，分文不取。”盧雅文說。

馬友友的音樂合作夥伴，芮妮．弗萊明（Renée Fleming）美國最頂尖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說：“他的人性和他在藝術上的才華、音樂上的造詣是並駕齊驅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因為他和我們在一起。”

把心中最美好的東西給別人

在談到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時，盧雅文說，言傳身教裡面，身教很重要，“小孩子很善於觀察，有些東西你不說，他都會看到。”

“很多跟友友共事的音樂家、作曲家，都很喜歡他，喜歡跟他一起做事，觀眾也喜歡他，喜歡聽他的音樂，因為他把心中最美好的東西給別人，這一點跟他爸爸的身教有關係。”她說。

盧雅文說，在法國巴黎時，他們的生活很拮据，靠先生一個人的微薄收入維持全家四口人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先生都會把家裡最好的東西留下來，招待朋友。友友都看得見。友友長大后，對朋友、對家人、對觀眾，也都是這樣，他把自己的心拿出來給人家。”

曾擔任紐約愛樂首席指揮、倫敦愛樂樂團音樂總監和法國國家樂團音樂總監的德國指揮家庫爾特．馬蘇爾（Kurt Masur）說：“我第一次見到馬友友的時候，就知道他是一個魔術師，每個人都非常喜歡他的演奏和對音樂的詮釋，他也是我見到過最坦誠的人，他的微笑和善意發自他的心底，無論他演奏什麼，你聽到的音樂都是那麼的清新和啟迪人心。他走到哪裡，就把愛戴到哪裡。”

善的教育

有的小孩因為從小練琴，很辛苦，會“恨”琴，馬友友是否也有經歷過同樣的情況呢？

盧雅文說沒有：“我的先生是個教育家，很會循循善誘，每次不會讓友友練得太長，只15分鐘，讓他專心地練，因為小孩子頑皮，定力不夠，專註比時間更重要。他的爸爸還很會講故事，吸引小孩，小孩子都喜歡聽他講故事，連外國（西方人）小孩都喜歡聽他講。”

“我的先生從來不會因為音樂而打小孩子的屁股，不讓小孩因為音樂而受罰，因為怕小孩心裡會留下陰影。如果想讓小孩以後做音樂家的話，就不要給他的心裡留下陰影。其他的時候，小孩如果不聽話，頑皮，可以打屁股。但是如果音樂通不過的話，他的爸爸不會打他，而是‘罰’他寫毛筆字，寫中國字。但是友友學音樂從來都是通過的，不需要懲罰的。”盧雅文自豪地說道。

“友友很喜歡音樂，假如他愛這個音樂，他聽不見你講話，他耳朵是聾的，聽不見外面的，他的精神全部都專註在音樂裡面。他從小就喜歡舒伯特、海頓，練起來就不願意放下。”

藝術的最高境界——簡單和自然

記者問，馬友友很小的時候，就會拉難度很高的曲子，他的年齡和他對音樂的表現力讓世界頂級的音樂家都感到不可思議，他是怎麼學習音樂的？

盧雅文說，馬友友六歲的時候，他會拉琴讓媽媽聽，同一首曲子，他有多種不同的拉法，讓媽媽聽，然後問媽媽“你喜歡那個？”然後問媽媽為什麼喜歡那個。

“我告訴他，我喜歡Simple（簡單），Simple永遠是最好的，不要複雜，自然最好，因為我們中國人講‘中和’、‘中庸之道’。”她說。“他從小就知道同一個東西可以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他問我喜歡哪個，我告訴他，他隨時都可以改變表現的方式，這是天賦。”驕傲的神情，寫在盧雅文的臉上。

有一次，他在茱利亞音樂學院的老師讓他和姐姐一起拉舒伯特的奏鳴曲，這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難度非常高。友友嘗試了很多次，都不能表達出來，他就讓媽媽來唱。盧雅文就唱給他聽，唱完了，他說：“媽媽，為什麼你能做到，而我做不到？”

我說：“你先要理解作曲家的意圖，然後把它表達出來，我能表達出來，是因為我的聲音是天生的，自然的，不需要練，我就可以自如地運用聲音表達自己，而你的cello（大提琴）不是自然的，你需要練習，有了technique（技巧），才能自然地運用它來表達你要表達的東西。你現在表達不出來，是因為你還小，沒有足夠的technique來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後來，馬友友苦練技巧，最後終於漸入佳境，大提琴好像變成了他身體的一部分，能夠運用自如地表達他的思想和情感，就像媽媽用歌聲表達自己一樣的自然。

在1982年2月《哈佛》雜誌的封面故事中，馬友友說：“我的母親對音樂的表現力發揮到極致，她知道什麼是美好，她的音樂充滿了感情。而我的父親則偏重理性分析，智慧和技巧。”在音樂方面，父母對馬友友的影響缺一不可，好像陰陽和合而成，日月交映成暉，極富感染力。

當今古典樂壇中流砥柱的指揮家，被譽為“古典音樂的票房保證”的世界級指揮家馬里斯．揚頌斯（Mariss Ivars Georgs Jansons）曾這樣評價馬友友：“他集多種品質於一身：才華、音樂的創意、藝術的眼光、廣泛的類別、人性的魅力，這些都造就了馬友友成為世界頂級的大提琴家和最受人歡迎的藝術家。”這些特質，都和承傳了諸多中華傳統文化的父母關係密切。

天才的魅力

記者問，馬友友在三種不同的文化中長大，又是神童，對他的教育，跟其他孩子有什麼不同？

盧雅文說：“我的先生在家裡都要我們講中文，他對孩子很嚴格，友友很尊重中國式的教育方法，但是，因為他出生在外國，他是international的（國際），他知道我們不知道的東西，他的發展空間是更廣闊的。”

馬友友七歲的時候，世界著名大提琴家帕布羅．卡薩爾斯（Pablo Casals）聽他拉琴后，立刻意識到，眼前的這個小孩將是改變世界樂壇的力量，他毫不猶豫地把馬友友推薦給著名指揮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讓他和姐姐與伯恩斯坦一起在華盛頓DC為甘乃迪總統和夫人表演。帕布羅．卡薩爾斯對馬友友的父母說：“你們要好好保護他，尊重他的意見，讓他自由。”

馬友友從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對爸爸中國式的家長權威，他會尊重，但也會“臨危不懼”。“But, Daddy,······”（但是，爸爸），他會陳述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一味的服從。

但是，對於中國傳統的美德教育，比如謙虛，馬友友的父母是堅持的。馬友友謙虛優雅的風度，正是讓西方觀眾著迷的與眾不同的東方魅力。

盧雅文說，馬友友七歲的時候，有一天母親帶他去看牙醫，忘記了路，馬友友指出了路在哪裡，媽媽問：“你怎麼曉得的？”馬友友回答說：“因為我是Genius（天才）！”母親聽了大驚，心想：“糟糕了，他在學校里，聽到人們這樣叫他（小小年紀就跟伯恩斯坦同台為總統表演），他也跟著學，他哪裡懂，人一驕傲，還能長進嗎？這不完了嗎？”

母親就從容地糾正他說“你記憶力不錯。”說他是記憶力不錯，就是為了告訴他，他不是“天才”。雖然母親不願意別人稱他的兒子為天才，但是人們還是認為馬友友是個不折不扣的天才。

電視和廣播主持人塔維斯．斯麥利（Tavis Smiley）曾經不無感慨地說：“馬友友是個天才，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我看來，他在音樂方面的才華並不是他最了不起的秉賦，而是他對人性的關愛，最讓我折服。我相信心與心的溝通，馬友友的心靈充滿了愛的恩典，所以當你聽他的音樂的時候，你就能感受到他的心。”

超越時空的人性

作為一個母親，對譽滿全球的天才兒子最喜歡什麼？“在我的心裡面，他的善心和真誠，比他拉大提琴的成功更重要。”盧雅文說：“因為他是我的兒子，不是一個機器。Cello（大提琴）是他的愛好，他是利用Cello，傳播他的愛心，我最愛他這一點。””

盧雅文說：“我已經快九十多歲了，以前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這個，今天講出來，是覺得會對別人有好處，對後來人有好處。總有一天，馬友友的時代會過去，友友也說，‘再過一些年，人們也許就會忘記我。’”

在歷史的長河中，人的生命是很短暫的，但是美好的音樂和人性的光輝卻會流芳百世千世，就像十六世紀的巴洛克時代的巴哈音樂，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的精神，到今天還在影響著、啟迪著二十一世紀的人們。

每個人心中都有良知和善念

馬友友曾說過，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已故世界著名大提琴家帕布羅．卡薩爾斯（Pablo Casals），因為卡薩爾斯說過這樣的話：“我首先是一個人，第二是音樂家，第三是大提琴家。”

馬友友的伯樂與偶像——大提琴家帕布羅．卡薩爾斯說過：“我首先是一個人，第二是音樂家，第三是大提琴家。”對馬友友影響深遠。（AFP）

作為一個人，帕布羅．卡薩爾斯以充滿人性的關愛，堅定地支持西班牙的民主和自由，反對佛朗哥獨裁政權。他曾說：“我們都是樹上的一片葉子，這棵樹就是人性，如果沒有了樹，葉子也無法存活。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良知和善念，根據心中的善念所做的決定，是這個世界最需要的，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只需要勇氣，有了勇氣，一個人就可以聽見心中的善念在召喚。”

也許，馬友友也希望被人們記住：他首先是一個充滿了人性的人，其次是一個世界知名的音樂家，然後是一個傑出的大提琴演奏家。

2009年，馬友友的母校哈佛大學邀請馬友友參加紀念聯合國人權宣言六十年的活動，哈佛大學教授，人文中心主任賀米．巴巴爾（Homi K. Bhabha）說過這樣一段話：“人權不只是停留在一個理念和意願上，就像音符一樣，它只有被詮釋，練習和演奏成音樂的時候，它才真正能把人性的自由從個人的權利轉化成普世價值，當我們見證人權精神的時候，馬友友和他的同行們將用他們的音樂穿過歷史的沉默，讓人們在克服恐懼中看到光明和希望。”

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這是一個締造未來的時代，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里，音樂家們也可以像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一樣，用深厚的人文情懷譜寫人性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