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川一件

對馬島長期以來為日本與朝鮮半島交往的中轉站，在日朝國交和貿易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592年，豐臣秀吉大舉入侵朝鮮、挑起壬辰倭亂以後，日朝關係中斷。1598年豐臣秀吉死去、日本從朝鮮撤軍以後，極度依賴對朝貿易的對馬島開始謀求日朝復交。雖然日本新興的幕府將軍德川氏也欲與朝鮮修好復交，但主要過程都是經由對馬島進行的。因此在與朝鮮交涉過程中，對馬島幾次擅自以“日本國王使”的名義派遣使臣到朝鮮，並且為了符合朝鮮要求多次篡改幕府所發出的國書，如將幕府將軍在國書中的署名“日本國源秀忠”、“日本國源家光”更改為“日本國王”，由此渾水摸魚。所以在壬辰倭亂後由於對馬島的關係，日本對朝外交長期得不到妥善管理。而對馬藩內部也有矛盾，主要表現為藩主宗氏和家老柳川氏之間的矛盾，柳川氏自柳川調信開始輔佐對馬藩初代藩主宗義智，同時又主導對馬藩的對朝交涉。1613年其孫柳川調興繼承家督之位，1615年宗義成亦繼承宗義智的藩主之位，兩者關係不睦，終於引發了“柳川一件”。

1631年（寬永八年），對馬藩主宗義成與家臣柳川調興因知行地和歲遣船問題發生爭訟，柳川調興謀求“以來自幕府的一千石（知行地）和自己的歲遣船一艘、流芳院（指柳川調興之祖父柳川調信）船一艘的權利為基礎實現幕臣化”，即成為德川將軍的直轄家臣而不是大名宗氏的家臣，而宗義成則千方百計遏制其企圖實現，前者控訴後者“橫暴”，後者指責前者“不臣”，先後訴諸江戶幕府，此即所謂“宗氏之御家騷動”。此後，柳川調興為了立於不敗之地，揭發對馬藩主多年來一直篡改幕府發給朝鮮王朝的國書，如在朝鮮禮單添加物品、將落款“日本國源家光”改為“日本國王源家光”等，指責其為宗氏對朝鮮外交的“私曲”，事件進一步演變為所謂“國書篡改事件”。

儘管如此，德川幕府沒有立即採取行動，而是將事件擱置近兩年，延至1633年（寬永十年）五月，將軍德川家光指令幕府聽取雙方的主張，但是依然沒有做出任何判決。1634年（寬永十一年）十月德川家光上洛后指令老中土井利勝和松平信綱審理柳川一件，十一月中旬委派上使前往對馬藩調查事件經緯，同時禁止對馬島派遣赴朝使船。翌年（1635年）二月，德川家光將宗氏和柳川氏雙方二十餘人招至江戶舉行對質審理，德川家光認為宗義成年少，與國書篡改無關，而柳川氏獨斷對朝外交，因此國書篡改之責在柳川氏而非藩主宗氏。寬永十二年（1635年）三月十一日，德川家光裁定宗義成無罪，柳川調興及其同夥有罪（具體處罰為柳川調興流配津輕，調興之家人松尾智保等斬首，1629年以“日本國王使”名義出使朝鮮的規伯玄方和宗智順流配奧羽）。三月十四日，德川家光再次召見宗義成，確認其無罪並責令宗氏在1636年請來朝鮮通信使。同時指示將事件處理結果通報朝鮮，明確今後由對馬藩宗氏全權主持日本對朝鮮的外交。德川家光在此事件后還終止此前因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褒獎對馬藩交涉議和復交之功而特許宗氏不必按常規參覲交代的特例，加強了對對馬藩的監管和控制。

從日本江戶幕府的內政角度來看，“柳川一件”的處理結果是幕藩體制的必然選擇。宗氏勝訴的根源在於幕藩制的本質是主從制，德川幕府不僅要求諸藩大名臣服德川氏，而且要求各藩大名的家臣順從其主家大名，大名家臣對主家大名的挑戰恰如藩國大名對幕府將軍的挑戰，是絕對不容許的。惟其如此，即便“國書篡改事件”東窗事發，“柳川一件”也是註定要以柳川氏的敗訴而告終的。德川幕府的統治策略是始終如一地強化幕府中央的權力，同時作為大名統制的方針堅持強化大名權力的方向，堅決肅清戰國時代所遺留的“下克上”之風，所以對於大名的“御家騷動”一貫採取嚴懲家臣的作法。“柳川一件”只是其中一例而已，毫無特殊之處可言。同時德川家光利用“柳川一件”這次機會，收回了對馬藩免除參覲交代的特權，進一步鞏固和完善了幕藩體制國家。

從日本外交角度來看，“柳川一件”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以“柳川一件”為契機，幕府著手完善對朝鮮的邦交，一方面賦予對馬宗氏以對朝外交的全權，實現了對朝外交的一元化管理（幕府—對馬），從而使對馬島在對朝外交中再無渾水摸魚的機會，完全納入幕府的指揮下，同時幕府將軍也鑒於國書篡改的教訓，正式將“日本國王”的對外稱號改為“日本國大君”，從而確立了所謂的“大君外交體制”（日本德川幕府初立時曾試圖加入明朝朝貢體系，獲得“日本國王”的冊封，因此暫時默許了對朝外交使用這一稱號；但由於沒有加入成功，不得不遊離於朝貢體系之外，因而幕府將軍的對外稱號一度產生空白，“柳川一件”以後正式採用“日本國大君”的稱號代替“日本國王”）；另一方面，“柳川一件”之後，日本將處理結果通報朝鮮，並邀請朝鮮遣使日本，從而使朝鮮於1636年派出了以任絖、金世濂為首的通信使，這是壬辰倭亂后朝鮮首次派出的以“通信使”為名的使團（之前三次使團雖然也被歸入朝鮮通信使之列，但名義是“回答兼刷還使”，並未正式恢復邦交），正式恢復了日朝邦交，因此“柳川一件”也促成了壬辰倭亂後日朝關係的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