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君外交體制

大君外交體制是德川幕府所建立的一種日本獨特的國際秩序，因當時把外交代表人物——將軍稱作“大君”而得名。建立大君外交體制的德川幕府，其對外政策通常被稱作“鎖國”。其主要的外交通信對象是朝鮮和琉球，因此就以日本為中心，以與朝鮮和琉球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而結成一種封閉的外交體制，這種體制的中心就是德川幕府的將軍。而中國和荷蘭則只是通商之國，並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在德川幕府的時代，國際關係中存在著三種秩序。即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歐洲國家體系和大君外交體制。室町幕府時代，日本曾加入華夷秩序，但是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以後，日本和中國的這種朝貢關係就已經不存在了。在德川幕府鞏固政權后，曾經試圖恢復與明王朝的外交關係，但是德川幕府的強勢態度和明朝政府天朝上國的中心心態相違背，所以也沒能取得什麼結果。以此為契機，日本就於華夷秩序之外重新建立了一種外交秩序。

德川幕府建立大君外交體制還有另外兩個重要的因素。即所謂基督徒危機和“北狄”清朝的威脅。葡萄牙和西班牙傳教士向大名和農民傳播天主教，幕府擔心可能釀成反體制的動向，所謂基督徒危機就是來自這種恐懼。由於後來一系列的基督徒農民暴動和消滅豐臣家的大阪之戰中有基督徒參加，所以對基督徒的態度就更加強硬起來了。德川家康死後，幕府針對基督徒強硬的態度有增無減。1637年至1638年的島原、天草的基督徒農民起義后，幕府加強了對基督教的禁令，完成了鎖國。

1644年，明王朝滅亡，清王朝繼之而起，讓日本人想起了當年來寇日本的元軍，於是對清朝的警惕日增。另外，1637年，在清朝政府朝鮮后，清帝給朝鮮國王允許投降的條件之一就是要引日本來朝，這與當年元軍征服朝鮮而後繼之引而攻日非常相似，同樣增加了對清朝的防禦心理。而這種形勢下，日本納入以清朝為新中心的華夷秩序已經沒有了可能，所以只能建立一種自主的新的外交秩序。

大君外交體制與華夷體制的原理不同，因而對待夷的態度和做法也不同。日本四面臨海，除“刀夷”和元寇“北狄”來犯外，未經受外寇入侵，而且，這種僅有的例外入侵也全部被擊退了，大君外交體制就是根據這種歷史經驗建立起來的。在大君外交體制的原理中，不存在“羈縻”的概念；因而，對於“夷”只能是“堅守”，或者廢棄“定製”；換句話說，只能“攘夷”或者“開國”，兩者之中選其一。一旦出現固守“定製”已不再可能的情況，就只能廢棄“定製”，忍痛進行“開國”了。

大君外交體制承認國家之間本來就不平等，主張國家之間有高低尊卑之分，實行嚴格的禁止出國令，限定外國船隻停泊的港口。對“夷”的認知有自己的見解。幕府不認為西歐各國是朝貢國，外國使者來日，幕府也沒有認為他們是慕日本的德化而來，更沒有按朝貢國對待之意。幕府認為他們是冒犯鎖國政策的祖法，煞費苦心的把他們擋了回去。大君體制堅守祖法，力圖維持所謂通信限於朝鮮、琉球；貿易則限於中國、荷蘭，其他一概拒絕的“定製”。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為獲得貿易利潤，充實財力，準備消滅豐臣遺族及異己勢力的內戰，以樹立全國統一的專制政權，繼續採取織田。豐臣時期的開放政策，鼓勵海外貿易。1615年發給赴日的廣東、南京商船朱印狀，予以貿易自由，並托明船帶信給福建總督，向明朝提出講和恢復勘合貿易的要求，以謀結束豐臣秀吉以來對中朝兩國的敵對狀態。明朝因倭寇及豐臣的侵擾，對日十分警惕，且國內形勢不穩，厲行海禁，拒絕幕府要求。但中日兩國民間貿易一直末斷。中國商船每年都有幾十艘到長崎、平戶等九州諸港。慶長14年(公元1609年)，幕府和朝鮮締結《己酉條約》，恢復了國交，重新通過對馬島藩主宗氏展開日朝貿易和友好關係。位於日本西南的硫球國，與日本有往來，但一直受中國王朝冊封，坐收中、日、南洋三角地帶貿易之利，拒絕豐臣侵朝時要它交納兵糧的脅迫。江戶幕府成立后，也沒有派遣使節。於是家康借口琉球親明，於公元1609年派鹿兒島薩摩藩主島津家久出兵侵略，迫使其從屬島津藩。此後，琉球每逢德川將軍新立，便遣使致敬。但島津氏仍讓琉球保持獨立國地位，繼續向明、清派遣貢使，接受冊封，默認它為外國，且不許琉球日本化。還多方設法讓硫球增加入貢明、清的次數。琉球成了當時日中貿易的中繼站。東南亞方面，德川家康於1601年以來，寫信給安南、柬埔寨、暹羅等國王，要求通商，幕吏、大名和豪商們也同南海諸國政府交換書信禮物。

家康執行對外貿易政策的結果，日本同東南亞和西歐各國的貿易有顯著發展。由於明朝的鎖國，日本和大陸不能直接貿易，但對前往往南洋各地的商人，幕府實行了官許貿易制，將蓋官印的特許證——“朱印狀”發給日本和外國往來於南洋與日本之間的商船主。史稱這種獲得特許權的商船為“御朱印船”。朱印船多數是由九州的大名及豪商幕吏、外國人所有。輸出日本的金、銀、銅、硫磺、樟腦、米、麥、刀劍、文具、扇子、漆器、家庭用具等，輸入絲綢、呢絨、蘇木、鹿皮、染料、香料、鉛、錫、糖、藥材等南洋和中國的物產，對日本經濟影響很大。當時日本在造船、航海的技術方面都不及西歐各國，也沒有海軍保護，但日本盛產可用作貨幣的白銀，所以對外貿易發達。和當時華僑的一樣，在南洋居住的日本人逐漸增多。17世紀初，東南亞各國，除華僑集中的唐人街外，也出現了日本町(城鎮)。居民大都是日本的商人、海員、傭兵、僕役，此外還有一部分不堪剝削壓迫而流亡海外的日本人，以後更有不少被流放或外逃的日本天主教徒及被拐賣的奴隸等。這種日本僑民集居在日本街，由當地統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權和治外法權。它的頭領是居民選舉出來的，有一定勢力。這種東南亞各國的日本市鎮到日本鎖國后，同本國完全隔絕，日僑和當地居民通婚、雜居，逐漸同化而趨於消滅。此外，僑居在我國台灣、澳門，印尼的爪哇，馬來亞的馬六甲等地的日本人。則始終同當地人分散雜居，沒有日本町和治外法權，很早就和當地居民同化。

16世紀中葉以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遠東積極展開殖民和商業活動。葡人乘中日交往隔絕。在澳門和長崎間壟斷了中國生絲和日本白銀的交易，賺取5至10倍的暴利。這方面的貿易一直掌握在豐臣氏和西部諸藩之手，且有耶酥會教士介入，早為幕府所嫉視。17世紀后，新教國英、荷勢力東漸，慶長5年(公元1600年)荷蘭商船遇難漂至日本，航海長英人威廉為德川家康留任為通商顧問，改名三浦按針(公元1564年—公元1620年)。荷、英商船先後於公元1609年和公元1613年年來日本，獲得在長崎的平戶島設商行自由貿易及享受治外法權的待遇。後來還在江戶、大坂、浦賀、駿府、嬌、長崎設立分行及代銷店，貿易旺盛。兩國商品和西葡大致相同，不外是幕藩領主們需要的槍炮、火藥、鉛等軍需品和豪商需要的呢絨、生絲、綢緞及棉紗棉布等。幕府為抵制葡商操縱生絲貿易，於慶長9年(公元1604年)實行生絲特許證制，由幕府統制生絲貿易。對西班牙宣布不實行這一制度(公元1612年)，對荷、英則更給以內地貿易的自由，由此葡商在日本勢力一蹶不振。當時英商著重馬來方面的香料貿易，對中日的貿易被荷蘭人排擠，元和9年(公元1623年)終於關閉了平戶的商行，專力經略印度。隨著日本禁教和鎖國，荷蘭成為西方唯一獨佔日本貿易的國。

天主教在日本傳教事業的發展逐漸擴大了教會和幕府間的矛盾。從幕府的立場看，天主教在兩個方面是和幕府統治根本對立的。首先，天主教教義上堅持上帝是最高權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和以將軍為最高主宰、嚴分身份等級的幕藩體制完全不同；天主教排斥異教，否定神佛信仰，認為上帝是天地萬物之主，應該服從上帝，而不應該服從父母、主人、君主。這對自稱“神國”的日本和被尊為“東照大神化身”的德川統治者來說，更不能容忍；此外，天主教反對日本武士的切腹、多妻制，都直接和日本統治階級的傳統對立。其次，教會活動的性質也日益增加幕府的恐懼。西方殖民主義者一貫利用天主教會充當它侵略擴張的工具；這是當時日本人在東南亞目睹的事實。早在16世紀中葉，九州地方信仰天主教諸侯大村純忠將領地橫瀨浦向葡萄牙人開港(公元1562年)，不久又將領地長崎、茂木獻給耶酥會(公元1580年)。耶酥會將長崎和澳門間葡商生絲貿易的一部分利潤和教會領地上的租賦作為教會的財源，開展教會活動。雖經豐臣的禁教，但到德川時代前期，大量信徒形成堅強組織。教會通過商人把武器供給南方諸侯，這對正謀建立強大統一政權的德川幕府，不能不是嚴重的威脅。而當時新教國英、荷商人為壓倒競爭者，不斷中傷西、葡，說兩國教士在利用教民征服日本。幕府聯想到不久前佛教一向宗領導長達11年的農民起義(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深恐豐臣氏遺族及反德川勢力利用天主教徒的組織力量發動暴亂。同時天主教徒在受到權力的鎮壓時那種不怕死的行為使幕府畏懼，深恐“把日本變為魔國”，於是決心採取強力措施來撲滅天主教。

幕府為消滅豐臣遺族，決定禁絕天主教的活動。當時幕府已可由信奉新教的荷、英商人保證外貿的利潤，所以對天主教的主要支持者西葡兩國在日本的勢力不予重視。慶長17年(公元1612年)3月，斷然發出禁教令，以幕府直轄領地的都市(靜岡、江戶、京都、長崎)為對象，公元1613年又下令全國禁教。幕府的“教渝書”指出：“日本，神國、佛國也。基督教徒黨傳邪法，謀政變以奪國，違法令，謗神佛，禮拜罪人(指耶酥)，祟倍有加，應予嚴禁。”同時在京都、伏見、大扳、界等地破壞教堂，逮捕教民，強迫改宗。慶長19年(公元1614年)，各地諸侯對教士和教徒全面鎮壓。同年9月，明石(神戶附近)地方有名的豐臣派天主教諸侯高山右近等148名教徒拒絕改宗，被判處流放到馬尼拉。京都、長崎、大阪等地拒絕改宗的，捆縛在草席和蒲包里，露出腦袋遊街。婦女被棵體示眾，或送往妓院當妓女。這些對教徒的人身侮辱和剝奪身份是日本封建社會慣用的野蠻刑罰。據帕·傑斯的《日本天主教史》說，有些男女教徒毫不留戀地將自己包在蒲包里，擠進犯人行列，表示捨身殉教決心。當時信徒中武士多，特別在西南諸藩，這也許是禁教初期幕府採用身分刑的理由。幕府發現消滅大坂豐臣勢力的兩次決戰(公元1614年冬、公元1615年夏)中，教徒參加豐臣一方，於是決心禁絕天主教，以肅清反幕力量。諸侯懾於幕府威勢，怕蒙豐臣派罪名，相繼出具改宗字據，轉而鎮壓天主教。諸侯的家臣、武士、農民，也根據主從關係，分別向所月上司提出“不背主義”字據，作為改宗理由。各級武士還得層層向上司遞交保證部下及家屬非教徒或改宗的證明。由此幕府掌握了對全國武士和人民思想的統治實權。

大君外交體制建立后，在兩百年左右的時間裡，對日本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在鎖國的大君外交體制下，日本只保持與有限幾個國家的聯繫，從而避免了外來勢力過早的滲入日本，外來的思想和體制也沒有衝擊到日本的武家體制，從而保證了日本的穩定。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這種閉塞的外交體制，使得幕府對外部世界的發展了解甚少，從而沒有了學習外來知識和先進技術的途徑，使得日本在各個方面遠遠落在了西方的後面，而這些大的差距只有靠以後的明治維新來彌補了。

大君外交體制在1854年幕府接受美國國書後就開始崩潰了。在西方列強的強勢威逼下，日本別無選擇，只有“開國”一法，從而拋棄了祖上的那些“定製”。而選擇了突破大君外交體制使得日本的發展快了起了，在東亞實現了追上歐美列強的奇迹。

另外，在大君外交體制下通信的朝鮮和琉球兩國最終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和領土的一部分，不能不說這是大君外交體制遺留給日本的最好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