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維翰

桑維翰（899年—947年），字 國僑，洛陽人。父親是桑拱，曾任河南尹張全義的客將。桑維翰長相醜陋，身短面長，可他自認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做公輔。然而他參加科舉考試，主考官因討厭“桑”與“喪”同音而不予錄取。有人勸他放棄科舉，桑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這就是著名的“磨穿鐵硯”的典故。後來經過他父親向張全義做工作，得到推薦，終於在後唐同光三年（925年）進士及第。

宋代史料《清異錄》曾記載桑維翰早年的一件逸事：“桑維翰草萊時語友人曰：‘吾有富貴在造物，未還三債，是以知之。上債錢貨，中債妓女，下債書籍。’既而鐵硯功成。一日，酒後謂密友曰：‘吾始望不及此，當以數語勸子一杯。’其人滿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悅而持之：一曰錢，二曰妓，三曰不敢遺天下書。’公徐云：‘吾炫露大甚，自罰一觥。’”。

長興二年（931年），石敬瑭任河陽節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縣南）時，桑維翰被羅致帳下，任掌書記，此後就一直追隨左右，成為石敬瑭的心腹謀士。

清泰三年（936年）五月，後唐末帝李從珂因石敬瑭在河東擁兵有異志，下令移鎮鄆州（今山東東平西北）。石敬瑭打算藉助契丹力量拒命反唐，將佐都恐懼不敢表示意見，只有桑維翰和劉知遠極表贊成。其中桑維翰表示：“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於是石敬瑭命令桑維翰寫信向契丹求援，信中的內容就是 事成后割讓幽雲十六州，石敬瑭稱“兒皇帝”，用侍奉父親的禮節來對契丹主耶律德光（遼太宗）。桑維翰起草的這份屈辱的求援書雖然得到石敬瑭的首肯，卻連另一名支持者劉知遠也覺得過分。耶律德光同意了石敬瑭的要求。但是後來盧龍節度使趙德鈞也賄賂契丹主耶律德光，石敬瑭聽說后害怕事情有變，於是又派桑維翰直接前往契丹面見耶律德光，力辯援石敬瑭之必要，表示“將竭以中國之財以奉大國”，並且“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耶律德光被桑維翰“感動”，於是決議幫助石敬瑭。因此史書說：“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

在契丹的大力支持下，石敬瑭終於滅亡後唐，自稱皇帝，建立後晉，是為後晉高祖。在耶律德光的建議下，桑維翰被任命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權知樞密使事，相當於宰相的地位。后又任翰林學士，相當於“內相”的地位。就這樣，桑維翰身兼宰相、樞密院、翰林學士三大要職，成為後晉王朝名副其實的股肱之臣。

後晉建國以後，桑維翰成為了權傾朝野的開國第一功臣，但後晉臣民大多數都反對石敬瑭和桑維翰這種喪權辱國的外交政策。天福三年（938），桑維翰出主意將楊光遠移鎮洛陽，引起楊光遠的不滿。楊光遠上書指責桑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於兩都之下，與民爭利”。石敬瑭於次年將桑維翰外調相州（今河南安陽）節度使，一年後又移鎮兗州（今屬山東）。天福六年（941年）六月，鎮州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抗疏請討契丹，引來巨大響應，這可以說是後晉朝野反抗情緒的總爆發。在這種關鍵時刻，桑維翰立刻上密奏，力陳對抗契丹的“七不可”，從安重榮抗疏原因，後晉、契丹雙方力量對比，國家內政狀況，對抗與和親利弊等方面論證了維持與契丹修好的關係，有利於國家大局。其疏末云：“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農。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這說明桑維翰並非絕對主張對契丹屈從，一旦形勢有變，時機成熟，還是要求改變這種屈辱現狀。石敬瑭同意他的意見，沒有反叛契丹。

桑維翰雖然有賣國之嫌，但他的政治才能還是相當不錯的，也有一些值得稱道的政績。後晉建立之初，他就建議朝廷“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重視農業生產和商品流通。他治理相州除民弊二十餘事，在兗州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尤其在相州任上，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積弊，詔天下諸州普遍實行，“自是劫盜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而且，桑維翰才望素重，其助後晉立國之才得到史家充分肯定。史書記載“開運元年(944年)六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八月，“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桑維翰於天福三年（938年）十月受排擠罷去樞密使一職，次年四月因時為樞密使的劉處讓奏對多不稱旨而廢樞密院，一旦復置樞密院，即以桑維翰兼樞密使，其才能可見一斑。桑維翰經邦治國之才還表現在健全國家機構、選拔人才上。如復置學士院，注意選賢任能。除官公正，如除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為左拾遺，抵制以親舊用事的馮玉授官不當之舉。桑維翰命官公正，亦可從其子授官之事上印證。

天福九年（944年），晉出帝石重貴繼位后，桑維翰被調回中央，任命為侍中，但是實權在主張與契丹絕盟的大將景延廣手中。桑維翰多次上言與契丹請和，都被否定。由於後晉不“恭順”的態度，天福九年（944年）契丹大舉南侵，劫掠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造成後晉不少損失。桑維翰乘機讓人在石重貴面前說：“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於是石重貴就把景延廣調離朝廷出守洛陽。桑維翰得以重返宰相之位，被擢升為中書令，同時又恢復設置樞密院，以他為樞密使，再度成為後晉最有權勢的人物。

桑維翰第二次掌權，充分發揮了他的政治才能，達到了“數月之間，百度浸理”的效果。可是他憑藉權勢，廣收賄賂，“仍歲之間，積貨巨萬”，引起朝野非議。李彥韜、馮玉等在石重貴面前攻訐桑維翰，石重貴想立即罷黜他，后經劉昫、李崧等勸解，才採取逐步分權的做法，由馮玉先任樞密使再任相職來削奪桑維翰的實權。於是桑維翰乘石重貴生病之時，向太后建議“為皇弟石重睿置師傅”。石重貴病癒后獲悉此事大怒，就罷去他的相職，出任開封府尹。此後他就稱有“足疾”，很少去朝見。

桑維翰被貶謫以後，後晉向契丹稱臣的政策發生改變，這直接為後晉政權帶來滅頂之災。開運三年十二月（947年1月），契丹出兵將滅後晉，桑維翰四處奔走，求見當政者馮玉及出帝石重貴，但都拒不接見。隨後契丹攻入開封滅晉，桑維翰被降將張彥澤縊殺。關於桑維翰的死因，《舊五代史·桑維翰傳》的記載是石貴重為了避免耶律德光追究他背叛契丹的責任，便密令張彥澤殺桑維翰以滅口，而在《舊五代史·張彥澤傳》及《新五代史·晉臣傳》中的記載則是桑維翰大義凜然地斥責張彥澤，張彥澤羞愧難當，加上挾私怨，因而縊殺桑維翰，並對外宣稱他是自縊的。也有說法是張彥澤貪圖桑維翰家的財貨而將他殺死。總之，桑維翰不大可能是被石重貴指使殺掉，應該是張彥澤為了個人恩怨或貪圖財物而將其殺死的。《新五代史》對他的臨死前這樣一段描述：“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慄不敢仰視。”可見桑維翰還是一個相當有骨氣的人。

桑維翰作為石敬瑭賣國的幫凶而一直遭到後人譴責。歐陽修評價桑維翰說：“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也，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撫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強，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宋朝胡寅就桑維翰對內的失策這樣評論道：“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重威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才否。既一概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耳。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啟上心，解崧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豈遽亡乎？”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專門寫過一篇叫做《桑維翰論》的文章，斥之為“萬世之罪人”；《殘唐五代傳》責之為“奸臣阿附”。

但是對桑維翰的評價也隨著時代變遷有變化的過程。在北宋時期，上至宋太祖，下至王禹偁，均對桑維翰的治國之才十分推崇，甚至歐陽修與司馬光對他的態度都極為溫和。直到民族意識高漲、理學徠興盛的南宋時期，對桑維翰的批判雖然日漸加重，卻仍然存在一定爭議。相對於張浚、朱熹、陳傅良等人的批判，胡寅認為桑維翰雖有謀國誤國之罪，但“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南宋著名政治家陳亮將桑維翰與唐高祖、郭子儀並列，批評他們行天下之末策，“借夷狄以平中國”，令後世大受其患，但也將他們稱為“明君賢臣”。陳誠之、吳曾、劉克莊等人也對桑維翰予以了肯定。南宋滅亡以後，桑維翰被牢牢地釘到歷史的恥辱柱上，成為了王夫之所評價的“萬世之罪人”。

到了現代，桑維翰仍然是作為歷史的反面人物而得到否定的評價。比如陶懋炳說桑維翰是石敬瑭賣國篡位的謀主，指斥為“賣國賊”、“民族敗類”。卞孝萱、鄭學檬也認為桑維翰是石敬瑭賣國及篡位的主要策劃者，是“民族敗類”。鄭學檬還在一篇石敬瑭評價專文中指出：“石敬瑭當然是罪大惡極，助成此事者桑維翰也是‘萬世之罪人’”。所以，儘管桑維翰的確有王佐之才，但他與石敬瑭狼狽為奸，出賣幽雲十六州的污點是永遠無法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