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倫理思想

秦漢時期倫理思想的總稱。秦漢是中國封建制度全面確立、逐漸鞏固的時期，也是以儒家為主體的封建倫理思想定於一尊，並被神學化的時期。神學化與反神學化的鬥爭，是這一時期倫理思想領域鬥爭的焦點。

秦朝覆滅使地主階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認識到忽視道德的危險。西漢統治者總結了秦亡的歷史教訓，在注意刑罰的同時，把注意教化、實行"德治"，也作為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手段。漢初思想家陸賈明確指出，政權可以"馬上得"，卻不能"馬上治"，"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鞏固政權必須藉助道德教化，充分發揮道德作用。他說："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要勸善，就非得講仁義道德不可。賈誼也認為"禮"與"法"是相輔相成的，說"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統治者應該做到"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

漢初思想家恢復和整理了先秦以來特別是儒家的典籍，如《尚書》、《禮記》、《孝經》等作為倫理思想的研究資料。凡此種種，都為儒家倫理思想正宗地位的確立作了準備。由董仲舒提出並被漢武帝採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既順應了封建大一統的經濟和政治需要，又是這一時期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漢朝把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發展得十分完備。它既表現為自上而下的等級權力，又體現為絕對的君權。這就要求無限提高君權，神化君威。封建道德承擔了這一使命，使盡忠於君王成為臣民首要的道德義務，並給予神學的論證。

董仲舒提出了"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並根據天人感應、陰陽五行說改造儒家，把道德說成是"天意"的表現，把人性也說成是天所決定的，進而建立一整套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說為理論基礎的神學化了的倫理思想體系。

從此，孔子被捧上神壇，道德也披上了神聖的靈光。到了東漢時期，《白虎通義》又把讖緯迷信思想進一步與儒家經典結合，"三綱五常"更成為神聖不可動搖的道德原則和規範，"忠"與"孝"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成了不可違背的倫理和政治法則。

隨著統治者把封建綱常神學化的出現，道德領域中反神學化的鬥爭也廣泛展開。以司馬遷、王充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試圖運用樸素唯物主義的自然觀說明道德現象，對神學目的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司馬遷以"操行不軌","而終身逸樂"；"行不由徑","而遇禍災"的事實，揭露了"天之報施善人"的荒謬。王充則以天道自然無為，否定天人感應目的論。他認為天沒有意志，天的運行也沒有目的，只是自然如此，說"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他對那些"天意"、"天志"、福善禍淫的神學說教給予尖銳的批評，指出"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是虛妄的；說"如實論之，安得福佑乎？"王充不但批判了神學目的論，而且通過抨擊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墮落，揭露了神學道德的虛偽。他說："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污者，未必非善也。"到了東漢末年，地主階級的道德狀況更是每況愈下，名教更加虛偽。當時，"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成了社會風氣，"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靠神學支撐的封建綱常名教已經聲名狼藉。

秦漢時期的神學化倫理思想雖然受到無神論者的批判，但是批判的只是其神秘主義的神學形式，不是儒家倫理綱常本身。儒家倫理思想是最適宜於維護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所以，儘管歷史上朝代多次更替，而被漢代定於一尊的儒家倫理思想卻一直居於正宗地位。特別是"三綱五常"，更被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接受、所推崇，一直是他們用以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