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棉紡織業

指從清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在中國設立的機器棉紡織業。

從清末到中華民國初期中國機器棉紡織業開始醞釀於19世紀70年代後半期。但第一家棉紡織廠──上海機器織布局直到1890年才投產。該廠集資40萬兩，擁有紗錠35000枚，布機530台。可惜在投產後三年左右，毀於大火。1889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籌建湖北織布局，於1892年底投產。上海尚建有3家紡織廠，即華新紡織新局（1891）、華盛紡織總局（1894）和裕源紗廠（1894）。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全國已開車的機器設備計有紗錠12.9萬餘錠，布機1800台。這反映了中國棉紡織業創建時期的狀況。

甲午戰爭后，棉紡織業利潤優厚，刺激了這一行業的發展。1895～1899年五年中分別在上海、寧波、無錫、蘇州、杭州、蕭山、南通等地增設了10家棉紡織廠,18.8萬枚紗錠，形成中國棉紡織業第一次設廠高潮。著名的業勤紗廠、大生紗廠等就是在這一時期中建立的。

但是，外國資本勢力憑藉馬關條約特權，迅速侵入這一行業。在1897年一年中，上海出現了4家外資棉紡織廠，分屬英、美、德三國所有。資本總計405萬餘兩,紗錠16萬枚。

20世紀初，列強加緊對華侵略。1902年又有日本三井洋行收買華廠楔入上海棉紡織業。在英、美、德、日四國勢力交相搶奪的情勢下，1900～1904年五年中，華資棉紡織廠竟無一家成立。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棉紡織業也在原有基礎上稍有進展。1905～1908年四年中，分佈在蘇、浙、豫及上海的新建棉紡織廠8家，共有資本534萬元，紡錠12.9萬餘枚。但是面臨外資兼并和壓迫的處境，中國棉紡織業經營的困難有增無已。創業於1895年的大純紗廠到1908年為日本資本所兼并；1907年以中日合資開辦的上海九成紗廠，開業不久便為日資所吞併。其他華商各廠也屢經改組。據不完全統計，在1905年以後的六年中，新舊華資紗廠的改組、出租和出售的達 8家、11次之多。這表明了中國棉紡織業在興起階段遭到外國侵略勢力的威脅，處於艱難的地位。截至中華民國建立后的1913年，全國還只有紗錠484192枚，布機2016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外國棉紡織品輸入減少，歐洲各國在華紗廠也無力增加投資，中國市場上紗布價格猛升，原來處於維持狀態的舊有紗廠，如無錫振新、寧波和豐、江陰利用、天津裕元及華新、南通大生等廠在戰爭期中都獲得了高額利潤，年年擴充並增設新廠。1914～1922年九年內，純由民族資本設立的紡織廠達54家，反映了中國棉紡織工業的初步發展。若干大型紗廠如上海申新、永安、厚生，天津華新、恆源、北洋和武昌裕華等廠都是在這一時期創辦的。但這一時期日本棉業托拉斯卻乘虛而入，僅1921～1922兩年間，日本在上海、青島兩地，便設立了15家棉紡織廠，紡錠總數增加近30萬枚，新增布機1500台。日本資本儘力楔入一些新設的和資金周轉發生困難的華商紡織廠，以致這一時期與日本壟斷資本發生借款關係的華資廠達13家，其中有 7家因無力償債而為日資所兼并。所以，到20世紀20年代，一度出現的建立紗廠的熱潮隨之消逝。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運動，抵制外貨是群眾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這對棉紡織業的發展有所刺激，在其後的三年中，華資紡織廠增至73家，已開工紗錠達201萬餘枚，布機1.2萬台。但同期中，外資紗廠的傾軋日益嚴重，其中日本資本的膨脹最為明顯。截至1936年，在棉紡織業最集中的上海，共有紡織廠65家，其中華廠31家，日廠30家；共有紗錠266.7萬餘枚，華廠為111.4萬枚，佔41.8%，日廠為133.1萬餘枚，佔49.9%；共有布機30058台，華廠為8754台，佔29.1%，日廠為17283台，佔57.5%。這表明日本資本在上海棉紡織業中居於絕對優勢。1936年，全國棉紡織業共有紗錠5102796枚，其中外資紗廠紗錠為2356404枚，佔46.2%；共有線錠532270枚，外資線錠為358954枚，佔67.4%;全國布機共有58439台，外資布機為32936台，佔56.4%。

抗日戰爭期間及戰後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戰火波及地區棉紡織業損失奇重。據統計，上海、常州、無錫華商紗廠紗錠遭直接破壞的達52.2萬餘枚，布機達6000餘台。武漢、沙市、鄭州一帶棉紡織廠歷盡顛沛，內遷川、陝等地。據國民黨政府經濟部工礦調查處統計：至1939年3月止，遷到後方的紡織廠共有59家，大部分是小型織布廠，而大中型棉紡織廠只有九家，計有紗錠15.9萬枚，布機800台。戰時後方購置大型紗機設備十分困難，新增的紡織廠多是擁有2000枚紗錠的小廠。國民黨政府採取嚴格的統制政策，實行紗布統購統銷、代紡代織，而統購統銷所規定的官價遠低於市價，代紡代織的工繳又遠在成本之下，加之苛捐雜稅，通貨惡性膨脹，使民族棉紡織廠難以維持，不得不相繼減產停工。據統計，1942年，後方大型紗廠雖有30餘萬枚紗錠，但開工運轉的只有17.6萬枚。

淪陷區棉紡織業的處境更為困難，它完全被日本侵略者控制，華資棉紡織廠開工者不多。日本是一個產棉不足的國家，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從美國和印度輸入棉花的來源斷絕，華棉遂成了日本本土亟需的資源。在淪陷區，原棉和動力的供應十分缺乏，迫使各大型紡織廠停工。1943年，南京、上海一帶遂出現了一些擁紗錠一二千枚的小型紗廠，以適應社會需要。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接收了日本在上海、天津、青島和東北等地經營的棉、毛、麻、絹工廠及印染、軋花、打包等附屬工廠85家，並在這些廠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成為擁有紗錠近180萬錠的龐大的官僚資本企業。但是，紡建公司所屬各廠生產效率奇低，它的紗錠和織機的運轉數額在1946年平均不到半數，最低時只有19%（紗錠）和14%（織機）。每月產紗率只達標準產紗率的37%，比抗戰後華商紗廠的平均產紗率還要低57%。至於民營紡織廠，在國民黨政府假借“平抑物價”的名義下，所需原棉和所產成品均受到嚴格的控制，以致各民營棉紡織廠原料供應嚴重不足，而在通貨惡性膨脹的影響下，成本高昂，虧損嚴重，不得不停工減產。

歷史表明，近代中國棉紡織業的發展歷程是非常坎坷的。它在初創時期歷盡外國侵略勢力的傾軋，幾經起伏，得到了一點微弱的發展。到了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襲擊，迫使它在蕭條中掙扎，而40年代的戰爭破壞和戰後官僚資本的摧殘，終於使棉紡織業這個非常有發展前途的行業陷入了空前危機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