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學的一課

“我”是一個知識青年，為爭得生存與讀書的權利，徒步三千里來到昆明，孤苦窮愁，無依無靠，像被人遺棄一樣；但“我”依然頑強地掙扎，奮鬥。 “我”在漂泊途中用盡最後一文錢，被雞毛店老闆安排與一個渾身長滿惡瘡的人同睡一鋪。 “我”雖窮困潦倒、飢腸轆轆，但為了不被人識破，只好裝模作樣擺出一副老道的生意人的架式，拿自己惟一的一雙草鞋與車夫小販討價還價，以換點錢救急。“我”想去做黃包車夫，工廠學徒，但因沒有足夠的保證金和擔保人，因而，連這種變牛變馬兒求生存的資格也無法獲得。最後，“我”僅有的一雙舊布鞋被人偷走了，於是，藉機與店老闆大吵大鬧，索賠到一雙不合腳的布鞋，之後，倒拖著繼續南行流浪。“我”已經在漂泊流浪的擠軋與掙扎中上了一堂人生哲學課，明白生活就是磨難，在這個社會不容“我”立足的時候，“我”也要鋼鐵一般堅強地生存，在苦難中堅忍地前行，而決不能屈服。

《人生哲學的一課》是《南行記》的開篇之作，是艾蕪根據自己1925年漂泊流浪到雲南昆明時的所見所聞而創作的。1925年，艾蕪受留法勤工儉學熱潮影響，加上反對包辦婚姻，於是與一位同學一起，從成都到了昆明，開始第一次南行。在五六年的時間裡，漂泊於中國國西南邊境和緬甸、馬來亞、新加坡等地，在社會底層過著自食其力的貧困生活。艾蕪富有傳奇色彩的南行經歷無疑是作品的主要現實素材和情感基礎。這篇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作者自傳的性質，可以說是一篇帶有若干自傳體成分的流浪者手記。

“我”

“我”是一個漂泊流落的知識青年。為了能繼續讀書，“我”原想“在中國的大都市漂泊，最好能找著每天還有剩餘時間來讀書的工作”。這表明了“我”在沒有經歷世事前的單純和天真。“我”踏上社會，流落昆明，迎接他的是飢餓、失業、是社會對一個窮苦青年的賤視與侮弄。在難以生存的環境中，“我”開始了命運的掙扎。本來身無分文，為了不至於露宿街頭挨警察的棒子，就裝出有把握付店賬的神氣，“從容不迫地”走進客棧；為了賣一雙草鞋以解救飢餓，也學著“弄點小聰明”，可惜“我”的“聰明”掩不住他的窘迫與稚弱，在滿是欺詐的社會裡“我”還是碰壁吃虧。在人生的課堂里，“我”開始學到一點“生存的哲理”；為了生存，“真誠的好人”必須學會對付滿身銅臭的市儈和貪楚的吸血鬼。在“我”的身上迸發著反抗的火花，當失業和飢我逼得這個知識青年走向社會最底層勞動者的行列時，他對社會的認識也愈益深刻。一天之內三次尋找職業受挫的經歷使他由閱世未深一下變得熟諳人情世故了。“我”到黃包車行寧願忍受“敲詐和苛待”去拉黃包車，而且想拿出一點“尚武精神”求得車行老闆錄用，仍不失單純與稚嫩，可是由於沒有“鋪保”，竟被當作“歹人”驅趕出門，接著到華安機器廠應召當學徒，也因沒“殷實的鋪保”受挫后，“我”就“製造出應付環境的詭計了”；用假想的“鋪保"對付那些拒失業者於門外的不合理章程。這正是他不屈服於壓迫、不屈服於命運所作的掙扎，是“我”在坎坷辛酸的遭遇中總結出來的“生存的哲理"。

在受壓迫愈重，積憤愈深的時候，這種扭曲了的掙扎，就變成了慣怒的反抗：“我”不願當剝削者的奴隸，“半夜起來服侍太太老爺”，斷然拒絕了即將到手的工作，表現了一個壓迫者不甘忍受屈辱的凜然正氣。“我”無法壓抑的不平和忿怒，最後傾泄到店老闆身上，“我”的“頑強的態度和咆睜的聲音”使店老闆也不得不屈服。

社會的課堂也教給“我”鮮明的愛與僧。他憎惡、痛恨那些剝削者，對同命運的下層人民則滿懷同情。“我”為“舊同伴”被趕出客伐而悲哀，也為“新同伴”的窮困而“加倍同情”。這種萌發著的階級意識，使他看到了整個社會的不合理，並且產生了把黑暗的世界“弄來翻個身”，換一個“新的天地”的朦朧的革命理想，併發出了“老子非革命不可”的叛逆的呼叫。

“處世須要奮鬥”，是“我”在那個社會裡學到的最深刻的“人生哲學”。不怕碰壁，頑強奮鬥。“就是這個社會不容我立足的時候，我也要鋼鐵一般頑強地生存”。

“我”的形象，分明留有作者的影子在“我”身上，體現著作者的悲與怒，愛與憎。“我”的遭遇，留下了黑暗社會一幅悲慘的圖畫。

《人生哲學的一課》形象地展示了一幅舊中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都市黑暗社會的真實圖景，給“我”上的“人生哲學的一課”就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拜金主義社會的罪惡和弱小者只能與飢餓為伴的悲劇命運。

《人生哲學的一課》通過對“我”不幸遭遇的描寫，表現了人物在惡劣環境中頑強的生活意志、樂觀的生活態度和堅定的生活信念。

《人生哲學的一課》最突出的藝術特點是採用第一人稱敘事，如朋友一般向讀者直抒胸臆，帶有濃郁的自敘傳色彩。刻畫了一個克服苦難、砥礪自我、直面人生、苦志勞形的主體形象，這個自我主體形象是一個漂泊的平凡人，又是一個堅韌的苦行者，毫無無病呻吟之態，多有承受苦難的生命意志。

擅於描摹人物的內心活動，敏銳地捕捉特定情境中人物內心的細微變化，真實地表現人物心靈的複雜性，從而深化人物性格，推動事件的發展。《人生哲學的一課》中，在異鄉窮愁無依的“我”四處尋找混口飯吃的職業而不可得：因為交不出房金，眼看就要被人趕出客棧，連個棲身之處也將失去。命運已經將“我”逼到了絕路，但仍然執拗地表示：“就是這個社會不容我立足的時候，我也要鋼鐵一般頑強地生存下去！”這也使“我”更加明白了“奮鬥的意義”，即使在餓得頭昏眼花，氣息奄奄的時候，內心燃燒的仍然只有一個念頭：“我要活下去......至少我得堅持到明天，看見鮮明的太陽，晴美的秋空。”這種昂揚的生命哲學，不只是對生的依戀，更是對那個悲慘世界的深刻認知。所以“我”才會有那樣堅定的信念。這是擲地有聲的人生宣言！這是辛酸沉著的生命的抒情詩！把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慾望和朦朧反抗的衝動，深深地刻畫在人物形象裡面。

作品熔寫景、敘事、抒情等多種表現方式和刻畫人物於一爐，凸現了鮮明的地方色彩和濃厚的生活氣息。這篇小說對昆明秋景的描摹增加了此文濃重的浪漫氣息，籠罩著抒情主人公的人生經歷；使人物的心理描寫與自然風情交融為一體。

艾蕪善於將抒情、敘事、寫人三者結合起來。在他筆下的下層人民，包括那些為生活所迫，鋌而走險的盜賊，雖然性格巳經不同程度地被社會扭曲了，沾染上許多惡習，但內心深處依舊保持著善良誠摯的品質。當周圍是那麼黑暗和污濁，命運對於他們又是那麼殘酷和不公正的時候，這些品質就顯得格外光彩奪目，增強人們對於生活的信念和鬥爭下去的勇氣。洋溢於整個作品中的明朗氛圍和樂觀精神，使作品具有一種內在的戰鬥的思想藝術力量。

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黃紅春：他（艾蕪）用飽含深情的筆敘寫了一個流浪者的不幸遭遇，更通過“我”的眼睛，對其他廣大勞動人民作了深刻的透視，通過不幸人同情不幸人的思想，達到了歌頌和激發偉大的同情心與善良品格的藝術效果。當然，小說強烈感人的藝術效果還源於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我”既是故事的講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主人公，“我”的所見所聞所感，既是故事中人的，又是作者的，有真切感人之效。（《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讀》）

艾蕪（1904—1992），現代作家。原名湯道耕，筆名劉明、吳岩、湯愛吾等。四川新繁人。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5年因不滿學校守舊的教育和反抗舊式婚姻而出走，漂流於雲南邊疆、緬甸和馬來亞等地，當過小學教師、雜役和報紙編輯。1931年被英國殖民當局驅逐回國到上海。1932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開始發表小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艾蕪任重慶市文化局局長、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等職。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南國之夜》《南行記》《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說《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雜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