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會議

為了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黨在新時期的鬥爭方針和任務，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今鄱陽街139號)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

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今後革命鬥爭的方針。出席會議的有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中央機關、共青團中央、地方代表共21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由於當時環境極其險惡，會議只開了一天。

八七會議是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召開的，會議正式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把領導農民進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任務，從而使全黨沒有在白色恐怖面前驚慌失措，指明了今後革命鬥爭的正確方向，特別是毛澤東在會上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革命從此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八七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給正處于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由於沒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長的“左”傾情緒，導致後來發展成危害極大的“左”傾錯誤。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中國革命處在一個十分緊急的關頭，

八七會議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在關係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給正處于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由於沒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長的“左”傾情緒，導致後來發展成危害極大的“左”傾錯誤。

八七會議是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召開的，會議正式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把領導農民進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任務。從而使全黨沒有在白色恐怖面前驚慌失措，指明了今後革命鬥爭的正確方向，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革命從此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有：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有：楊匏安、王荷波，共青團代表有：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湖北省委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錶王一飛，中央秘書鄧小平等22人。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及另外兩位俄國同志也參加了會議。

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了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然後，他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發言。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先後發言，尖銳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在農民、軍事等問題上的錯誤，強調軍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說：“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明確指出槍杆子取政權，第一次提出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接著，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黨的任務和工作方向問題作了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

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會議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就國共兩黨關係、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

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為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會後，臨時中央政治局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決定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太雷赴南方局，任廣東省委書記；羅亦農赴長江局工作；毛澤東去湖南在湘贛邊區領導秋收起義。

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今後革命鬥爭的方針。出席會議的有部分中央委

員、候補中央委員及中央機關、共青團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由於當時環境極其險惡，會議只開了一天。會上，羅明納茲作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會作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在會議討論中，許多同志批評中央在處理國民黨問題、農民土地問題、武裝鬥爭問題等方面的右傾錯誤。有的同志還批評了蘇聯顧問、共產國際代表的一些錯誤。毛澤東在發言中，從國共合作時不堅持政治上獨立性、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領導權等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關於軍事工作，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他著重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是一個對中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論斷。這個論斷是從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實際上提出了以軍事鬥爭作為黨的工作重心的問題。他建議“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

會議討論通過了 《告全黨黨員書》 、《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的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決議，要求堅決糾正黨在過去的錯誤，明確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黨的現實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地、有計劃地、儘可能地在廣大區域內準備農民的總暴動。會議決定調派最積極的、堅強的、有鬥爭經驗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區發動和領導農民暴動，組織工農革命軍隊，建立工農革命政權，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等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八七會議開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澤東徵求意見，準備讓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毛澤東回答：我不願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隨即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於1927年9月9日發動和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毛澤東過去做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卻從來沒有做過軍事工作。根據實際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全新的擔子。後來他說：“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這時，全黨都拿起了武器，到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前，黨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領導了近百次武裝起義，標誌著我黨進入了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和紅軍的新時期。

由於時局緊張，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漢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和湖南、湖北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

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僅開了一天。會議共有3項議程：

1．共產國際代表作報告；

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報告；

3．改選臨時中央政治局。

會議由李維漢主持。他首先介紹了會議的籌備經過，說明到會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只能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然後宣布了會議的三項議程：1．共產國際代表作報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報告；3．改選中央政治局。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只開了一天就勝利結束。

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關於黨過去的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了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這次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然後，他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發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國各階級的情況，說明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中國革命。中國農民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過去黨對農民有正確的領導，不在農民問題上對國民黨讓步，不阻止農民運動，堅持黨的獨立性，就不會使革命失敗。直到八一南昌起義，中國的革命才開始有了一個堅決的轉機。他還批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聯合戰線中放棄黨的領導權的錯誤。同時又認為現在還不應退出國民黨。

國際代表報告之後，李維漢說，常委已經接受了這個報告，現在請大家討論。接著，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彭公達、羅亦農、任弼時、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發言。大家的發言，主要圍繞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關於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路線問題。毛澤東、蔡和森、任弼時認為，過去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只重視上層幾個領袖人物，而忽視了廣大工農群眾，這就使黨失掉了群眾基礎。鄧中夏說：過去有許多同志都感覺到中央的指導不好，現在再拿事實更看得明確，機會主義發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來，現在由於階級鬥爭加劇，就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羅亦農認為，五大以前，黨對大資產階級估量太高。五大時又對小資產階級估量太高，所以對國民黨看得太高。鄧中夏說，以前甚至將譚延闓、唐生智、孫科等地主買辦軍閥都看成小資產階級了。總之，由於階級估量和階級分析上的錯誤，這就必然造成過去中央在指導路線上的錯誤。蔡和森、鄧中夏和任弼時等，還批評了陳獨秀的封建家長作風，要求撤換陳獨秀的領導職務。

二、關於農民和土地問題。毛澤東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批評了過去中央反對農民運動的錯誤。他說：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發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黨內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者卻不革命。蔡和森說：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決議，但大會後的中央並不實行，而採取壓制農民運動的態度。任弼時說：黨無土地革命的決心，並造出一個理論，說土地革命是一個很長遠的過程，不知道這是目前的行動綱領。

三、關於軍事工作和武裝鬥爭問題。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不做軍事工作的錯誤，第一次提出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他說：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杆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已被注意，但仍沒有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起義，非要依靠軍隊不可，這次會議應重視這個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定起來注意這個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完全由於主觀上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槍杆子中取得的”。羅亦農說：過去黨不注意奪取政權的武裝，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廢，這是非常錯誤的。

就以上幾個問題討論以後，國際代表作了總結髮言，講了革命形勢和革命性質。接著進行了表決，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告全黨黨員書》強調指出：“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只有公開的批評這些錯誤，而且要使全黨黨員都參加這種批評。無產階級政黨不怕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如果共產主義者不能無所畏懼無所忌諱的批評黨的錯誤、疏忽和缺點，那麼，共產主義者也就完了。我們的黨公開承認並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我們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夠在自己錯誤經驗里學習出來，絕無畏懼的披露自己的錯誤並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

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報告。報告指出：現在主要的是要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我們的軍隊則完全是幫助土地革命的。農民要求暴動，各地還有許多的武裝，有這樣好的機會，這樣多的力量，我們必然要點燃這爆發的火線，造成土地革命。報告提出了今後工作的三條策略原則：第一，要注意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要注意揭露汪精衛派民權主義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眾，團結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組織臨時的革命政府。報告在最後還提出要注意作好團結國民黨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強軍隊和士兵中的工作。

瞿秋白報告后，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並追認批准了1927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書》等文件。

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指出：“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儘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鬥爭劇烈的關鍵”，來發動和組織農民舉行秋收暴動。會議要求中央黨、團機關“應當在極短期間調最積極的、堅強的、革命性穩定的、有鬥爭經驗的同志盡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農民暴動的組織者。”

會議通過的《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指出：要“注意於武裝工人及其暴動巷戰等軍事訓練，即刻準備能響應鄉村農民的暴動，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權”。“工人階級應時刻的準備能領導並參加武裝暴動。以鄉村農民之勝利為依據，推翻反革命政權，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權的城市政府”。

會議的第三項議程是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經過熱烈討論，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9人：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7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

8月9日，臨時中央政治局舉行了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政治局的分工，決定由李維漢任中央組織部長兼管中央秘書廳；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長、農委主任兼黨報總編輯；蘇兆征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周恩來任中央軍事部長，由秘書王一飛代理部務；楊之華任中央婦女部長；顧順章任中央交通局長；鄭超麟暫時負責中央出版局。

會議還決定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太雷任廣東省委書記；毛澤東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在關係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

為了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黨在新時期的鬥爭方針和任務，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現為鄱陽街139號）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因出席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既不是中央全會，也不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故稱為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由於時局緊張，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漢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和湖南、湖北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有：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有：楊匏安、王荷波，共青團代表有：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湖北省委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錶王一飛，中央秘書鄧小平等22人。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及另外兩位俄國同志也參加了會議。

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僅開了一天；

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重要會議，它在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后，總結了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定了黨在農村領導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的鬥爭方針。這次會議對於挽救大革命失敗所造成的危局，實現黨的戰略轉變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於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左”傾錯誤觀點和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情緒相結合，使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同時，卻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主要表現在對當時的革命形勢缺乏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藉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許和助長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傾向（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在組織上則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過分或不適當地片面強調領導幹部的純工人成分的意義等。

八七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堅決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決定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八七會議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也有缺點，它只注意反右，而忽視了防“左”，使“左”傾情緒在黨內滋長起來。這是一個深刻的經驗教訓。

總之，八七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是一個轉折點。它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

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沒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現，使“左”傾情緒在黨內滋長起來，給後來的中國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歷史轉折

八七會議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在關係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

為了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黨在新時期的鬥爭方針和任務，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現為鄱陽街139號）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因出席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既不是中央全會，也不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故稱為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由於時局緊張，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漢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和湖南、湖北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僅開了一天。會議共有3項議程：1．共產國際代表作報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報告；3．改選臨時中央政治局。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作了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然後，他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發言。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先後發言，尖銳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在農民、軍事等問題上的錯誤，強調軍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明確指出“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接著，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黨的任務和工作方向問題作了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會議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為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會後，臨時中央政治局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決定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太雷赴南方局，任廣東省委書記；羅亦農赴長江局工作；毛澤東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總之，八七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是一個轉折點。它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八七會議會址見證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轉折。1927年春夏，暴風驟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群眾運動席捲全國，遭到沉重打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內一切反動勢力聯合起來，共同鎮壓革命運動，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先後在上海和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在這危急時刻，中共中央於8月7日在漢口三教街41號召開緊急秘密會議，研究解決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問題。

這次會議糾正和結束了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總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選舉產生了新的黨中央領導機構。這次會議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是中國革命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的標誌。

八七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堅決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決定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八七會議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也有缺點，它只注意反右，而忽視了防“左”，使“左”傾情緒在黨內滋長起來。這是一個深刻的經驗教訓。

“八七會議”會址紀念館位於湖北省武漢市漢口鄱陽街139號，依託舊址而建，於1978年8月7日正式對外開放。

紀念館佔地面積1600平方米，現舉辦有復原陳列和輔助陳列，用大量文物、圖片和資料再現八七會議的歷史。紀念館自建館以來堅持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活動，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鄧小平、李維漢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分別來館視察，鄧小平同志還親筆為紀念館題寫館名。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中國革命處在一個十分緊急的關頭，8月7日，中共中央舉行了緊急會議，亦即“八七”會議，瞿秋白、李維漢、毛澤東、蘇兆征、羅亦農、張太雷、鄧中夏、陸定一、鄧小平等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撤消了他的總書記職務，選出了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決定發動湘、鄂、贛、粵等省秋收起義。毛澤東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並在會議上發言，提出了“槍杆子里出政權”的著名思想。

紀念館現已成為武漢市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窗口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1982年，國務院公布會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中宣部命名紀念館為全國百家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