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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閭

女閭

女閭,宮中的淫樂場所,也代指妓院。

中國古代妓女的出現是比較複雜的,開始是“家妓”,可能還有“巫妓(巫娼)”,以後又發展為“宮妓”、“官妓”、“市妓”、“私妓”,逐漸滲透到更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去。

釋義


(1)春秋時齊桓公設於宮中的淫樂場所
《戰國策·東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鮑彪註:“閭,里中門也。為門為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清]周亮工《書影》卷四:“女閭七百,齊桓 徵夜合之資,以佐軍興,皆寡婦也。”
(2)後世以指稱妓院
《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絛》:“雖市門之游,豪客不廢;然女閭之遺,正人恥言,不得不謂之邪色。”[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一:“杭城 無妓館,間有女閭,非有導者不能入其門,故 杭 諺謂之‘鐵門檻’。”何震《女子解放問題》:“推之都會之地,不乏女閭、跳舞之場,不啻桑濮……安得謂之實行一妻一夫之制乎?”參見“婦閭”。

記載


"《戰國策》二卷“東周”引周文君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按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則一閭為二十五家。管仲設女閭七百,為一萬七千五百家。管仲設女閭,等於後世之有花捐也。......我國娼妓制度,既自“女閭”開其端,自此以後,無代無之。唐承六朝金粉之後,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約分家妓公妓兩種。長安都城中有所謂“北里”、”平康里“輿“教坊”者,即為當日風流淵蔽。(摘自黃現璠著:《唐代社會概略》 ,商務印書館,1937年2月再版)。“

起源


女閭
女閭
中國古代妓女的出現是比較複雜的,開始是“家妓”,可能還有“巫妓”(巫娼),以後又發展為“宮妓”、“官妓”、“市妓”、“私妓”,逐漸滲透到更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去。至於“家妓”,也許是從夏桀蓄女樂、倡優達3萬人開始的,有人把這稱為“奴隸娼妓”。以後,此風越刮越盛,上自天子和王侯將相,下至大夫富豪,都以廣蓄女奴為樂,並以蓄女奴的多寡作為炫耀權勢和財產的一個重要標誌。這些女奴往往都負有呈身與獻技的雙重使命,供奴隸主淫樂,史書上稱她們為侍姬、小妾、聲妓、歌姬、舞姬,也有稱為美人、女樂、倡伎的,我們可以把她們統稱為“家妓”。
《周禮》上所舉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一般都選貌美才長的女子供皇帝淫樂。對皇帝的家妓後世也有稱之為“御妓”、“宮妓”的。西周是奴隸制度極盛的社會,蓄女奴之風甚廣,所以可以認為“家妓”、“奴隸娼妓”自西周始。
以後,這些受奴隸主控制的“家妓”,逐漸演變為“官妓”,即由為一個人或幾個人服務發展為面向社會、為奴隸主的某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目的服務。在春秋初期,齊國的宰相管仲設“女閭”,《東周策》敘述這件事說:“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閭”是門的意思,在宮中以門為市,使女子居之,這就是中國國家經營妓院的開始。據歷史記載,西方的國營妓院始於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倫,他決定開設國營妓院還受到群眾的讚美,說這滿足了許多青年男子的需求;並保護了良家婦女,使她們出門時免受一些壯年男子的追逐。梭倫定律法為公元前594年,他創設國家妓院大概也是在這一時期,而管仲相齊在周莊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死於周襄王齊七年,即公元前645年,管仲創設國家妓院至少比梭倫早50年左右。
妓女的產生大概是和人類的性倫理同時產生的,因為妓女是倫理的產物。娼妓的起源,可能由於宗教的習俗。文明社會的娼妓制度是以錢來換得性滿足,而野蠻社會的娼妓制度則是為了宗教。對原始初民來說,性交是神聖的,有神力的,男女性交意味著人口繁衍,五穀豐登。所以他們經常在祭神的盛大節日里,在神前性交,以祈求神靈保佑。這就需要有一群女子為了祭神而在神廟裡專司性交,以祭拜神靈。這種女性就是“聖妓”。和“聖妓”性交,並不是狎邪的行為。“聖妓”獲得的報酬也不敢私有,而要獻之於神,因為她的整個人已屬於神了。非洲愛畏族的神,大多數都有許多女子為“妻”以服侍他們,這些女子的主要職責不是當“聖妓”。據說達荷米的開比索神就有“聖妓”1500名。猶魯巴族的娼妓制度則發展較慢,妓女雜交只限於神的節期祭日,每年只有兩次,一次是戀愛女神奧杜娜的祭日,這一天幾乎所有的女子都是妓女,凡是到廟堂來參拜愛神的男子,都可以隨意與她們性交。另一次是一年一次的繁殖之神奧立夏的節期,在這一天女祭司可以恣意和拜神的男子交合。地中海的海島塞普勒斯,這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島上的古代居民最崇拜司戀愛的女神,這種女神廟裡養著成群的“聖妓”,專供過客淫樂。這個島有一條律令,女子不論願意與否,都要先在神廟中當過“聖妓”,才能出嫁。
“妓女”作為行業出現大概是與家庭婚姻制度相矛盾或對立的,因此也可以說是家庭婚姻制度的產物。如果沒有婚姻家庭,也就沒有穩定的兩性關係。正是因為婚姻家庭既穩定了社會,又使家庭的財產處於相對穩定的時候,妓女才第三者出現在社會上。當性倫理慢慢形成並對婚姻家庭不利的第三者產生道德上的譴責時,妓女才作為一種對立面出現而受到社會倫理的排斥。在性倫理還在蒙昧時期,妓女就是那些靠身體來養活自己和孩子的女人,無所謂神聖,也無所謂卑賤。它是人生存的一種手段。它肯定也要打上宗教的影子,為宗教而服務。後世官辦妓院,主要也是為官方的利益而服務的。這是最根本的出發點和終結點。

影響


管仲是個大政治家,他創設國家妓院並不是為了淫樂,也不是異想天開,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經濟目的的:
第一,為國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即後世所謂“花粉稅”、“花粉捐”。所以清朝的褚學稼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
妓院里付款專用的春錢
管仲
管仲
第二,緩和社會矛盾,即一方面不要使許多男子有無處發泄性慾的苦惱,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隸得以適當安置。如《韓非子·外儲》說:“桓公見民行年七十而無妻,以告管仲。對曰:‘臣聞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宮中有怨艾,則民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者 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這一來,使社會上有些男子無妻的矛盾緩和了。同時,當時桓公稱霸,在征戰中俘獲他國女子很多,國內還有些罪犯女奴隸,把她們安置在妓女中,可進一步解決社會上一部分人的需要。
第三,吸引游士。當時各國諸侯爭雄,齊國要稱霸,必須網羅人才,用游談之士,管子相齊,已開布衣卿相之局,可是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蕩不羈的人,喜愛婦人與醇酒,於是開設妓院就成了吸引他們的一種手段。燕太子丹也有類似的做法,他為了招攬人才,吸引游士,挑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館中,每有賓客經過,就派這些美女招待、侍宿。
第四,供齊桓公娛樂。齊桓公好色,宮中的妻妾玩膩了,還要出來尋求刺激。《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桓公之伯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被發而御婦人,日游於市”,就說明了齊桓公好冶遊。管仲創設妓院也有投齊桓公所好的成分。

發展


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化極為繁榮的朝代。唐代的妓女被稱為“伎”,這個“伎”古文里的意思就是“技人”,意思就是“藝人”。相對於歧視性的“妓”一詞,“人”字旁的唐代歌舞伎的地位之不低可以想象。唐代人把嫖娼稱為“春風得意馬蹄疾”,可見當時的狎妓是一件很風光很有面子的事情。唐代人非但沒有掃黃禁娼的概念,相反政府為了活躍百姓文化生活,促進消費市場的繁榮,還鼓勵這一行業的發展。唐代之後,妓女的地位開始下降,但在兩宋依然是合法的職業。宋代商業發達,妓女行業也十分繁盛。柳永因為尋花問柳成為著名的偶像詞人,但他也因為這個愛好,而絕於仕途,可見宋代對妓女的看法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
到了到了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被抹殺的明代,妓女才真正打上了“卑賤”的標籤。明代的“賤民”制度,是中國開始黑暗化的標誌之一,而妓女業也隨著“賤民”的大批加入,被徹底歧視了。接踵而至的便是掃黃了。明宣宗宣德年間,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掃黃運動。宣德帝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妓院。
清朝滿人為了壓制漢人,鞏固其統治把中國的所謂“禮教”神聖化,在宋明兩代只是作為規範人們日常舉止的禮義倫常,在清代被放大到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的地步。中國人自春秋以來就建立起來的獨立人格,強調人性光輝的傳統被完全顛覆,清朝的中國人開始失去了思想,開始三跪九叩,開始習慣於奴隸的人格。中央集權,皇權加強,跪的時間也越來越長。為了推廣清廷重新定義的“禮教”,作為推行禮教的反面典型,妓女業首當其衝,於是清朝的大掃黃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了起來。
順治三年開始,清廷明令禁娼,所有官辦妓院一律取締,沿襲近千年的教坊制度被廢除,到了乾隆年間,中國的教坊“樂籍”制度被消滅,直到百多年後的太平天國禁娼成為了古代中國掃黃運動的最後一幕。
太平天國禁娼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讓上海迅速繁榮了起來。1853年3月20日,太平天國攻陷南京,秦淮兩岸的妓女就紛紛逃往揚州、蘇州、上海,仍操舊業。太平軍相繼攻佔揚州、蘇州后,她們又紛紛逃上海租界,因此,在這個時期,上海租界的娼妓業飛速發展,至太平天國失敗的1864年,上海租界註冊妓院高達668家之多。
1864年,曾國藩攻滅太平天國,“效管仲之設女閭”,首先在南京發布弛娼令,並親自倡設六家妓院於清溪一帶,允許六家任意增妓,以擴大規模,於是娼妓業很快地在江、浙地區向外地蔓延恢復。“一時士女歡聲,商賈麇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風聞來歸,遂大有豐昌氣象矣。”短短10年,戰後一片廢墟的江南,“舊貌盡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