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閭

(1)春秋時齊桓公設於宮中的淫樂場所

《戰國策·東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鮑彪註：“閭，里中門也。為門為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清]周亮工《書影》卷四：“女閭七百，齊桓 徵夜合之資，以佐軍興，皆寡婦也。”

(2)後世以指稱妓院

《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絛》：“雖市門之游，豪客不廢；然女閭之遺，正人恥言，不得不謂之邪色。”[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一：“杭城 無妓館，間有女閭，非有導者不能入其門，故 杭 諺謂之‘鐵門檻’。”何震《女子解放問題》：“推之都會之地，不乏女閭、跳舞之場，不啻桑濮……安得謂之實行一妻一夫之制乎？”參見“婦閭”。

"《戰國策》二卷“東周”引周文君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按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則一閭為二十五家。管仲設女閭七百，為一萬七千五百家。管仲設女閭，等於後世之有花捐也。......我國娼妓制度，既自“女閭”開其端，自此以後，無代無之。唐承六朝金粉之後，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約分家妓公妓兩種。長安都城中有所謂“北里”、”平康里“輿“教坊”者，即為當日風流淵蔽。（摘自黃現璠著：《唐代社會概略》 ，商務印書館，1937年2月再版）。“

中國古代妓女的出現是比較複雜的，開始是“家妓”，可能還有“巫妓”（巫娼），以後又發展為“宮妓”、“官妓”、“市妓”、“私妓”，逐漸滲透到更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去。至於“家妓”，也許是從夏桀蓄女樂、倡優達3萬人開始的，有人把這稱為“奴隸娼妓”。以後，此風越刮越盛，上自天子和王侯將相，下至大夫富豪，都以廣蓄女奴為樂，並以蓄女奴的多寡作為炫耀權勢和財產的一個重要標誌。這些女奴往往都負有呈身與獻技的雙重使命，供奴隸主淫樂，史書上稱她們為侍姬、小妾、聲妓、歌姬、舞姬，也有稱為美人、女樂、倡伎的，我們可以把她們統稱為“家妓”。

《周禮》上所舉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一般都選貌美才長的女子供皇帝淫樂。對皇帝的家妓後世也有稱之為“御妓”、“宮妓”的。西周是奴隸制度極盛的社會，蓄女奴之風甚廣，所以可以認為“家妓”、“奴隸娼妓”自西周始。

以後，這些受奴隸主控制的“家妓”，逐漸演變為“官妓”，即由為一個人或幾個人服務發展為面向社會、為奴隸主的某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目的服務。在春秋初期，齊國的宰相管仲設“女閭”，《東周策》敘述這件事說：“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閭”是門的意思，在宮中以門為市，使女子居之，這就是中國國家經營妓院的開始。據歷史記載，西方的國營妓院始於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倫，他決定開設國營妓院還受到群眾的讚美，說這滿足了許多青年男子的需求；並保護了良家婦女，使她們出門時免受一些壯年男子的追逐。梭倫定律法為公元前594年，他創設國家妓院大概也是在這一時期，而管仲相齊在周莊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死於周襄王齊七年，即公元前645年，管仲創設國家妓院至少比梭倫早50年左右。

妓女的產生大概是和人類的性倫理同時產生的，因為妓女是倫理的產物。娼妓的起源，可能由於宗教的習俗。文明社會的娼妓制度是以錢來換得性滿足，而野蠻社會的娼妓制度則是為了宗教。對原始初民來說，性交是神聖的，有神力的，男女性交意味著人口繁衍，五穀豐登。所以他們經常在祭神的盛大節日里，在神前性交，以祈求神靈保佑。這就需要有一群女子為了祭神而在神廟裡專司性交，以祭拜神靈。這種女性就是“聖妓”。和“聖妓”性交，並不是狎邪的行為。“聖妓”獲得的報酬也不敢私有，而要獻之於神，因為她的整個人已屬於神了。非洲愛畏族的神，大多數都有許多女子為“妻”以服侍他們，這些女子的主要職責不是當“聖妓”。據說達荷米的開比索神就有“聖妓”1500名。猶魯巴族的娼妓制度則發展較慢，妓女雜交只限於神的節期祭日，每年只有兩次，一次是戀愛女神奧杜娜的祭日，這一天幾乎所有的女子都是妓女，凡是到廟堂來參拜愛神的男子，都可以隨意與她們性交。另一次是一年一次的繁殖之神奧立夏的節期，在這一天女祭司可以恣意和拜神的男子交合。地中海的海島塞普勒斯，這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島上的古代居民最崇拜司戀愛的女神，這種女神廟裡養著成群的“聖妓”，專供過客淫樂。這個島有一條律令，女子不論願意與否，都要先在神廟中當過“聖妓”，才能出嫁。

“妓女”作為行業出現大概是與家庭婚姻制度相矛盾或對立的，因此也可以說是家庭婚姻制度的產物。如果沒有婚姻家庭，也就沒有穩定的兩性關係。正是因為婚姻家庭既穩定了社會，又使家庭的財產處於相對穩定的時候，妓女才第三者出現在社會上。當性倫理慢慢形成並對婚姻家庭不利的第三者產生道德上的譴責時，妓女才作為一種對立面出現而受到社會倫理的排斥。在性倫理還在蒙昧時期，妓女就是那些靠身體來養活自己和孩子的女人，無所謂神聖，也無所謂卑賤。它是人生存的一種手段。它肯定也要打上宗教的影子，為宗教而服務。後世官辦妓院，主要也是為官方的利益而服務的。這是最根本的出發點和終結點。

管仲是個大政治家，他創設國家妓院並不是為了淫樂，也不是異想天開，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經濟目的的：

第一，為國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即後世所謂“花粉稅”、“花粉捐”。所以清朝的褚學稼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

妓院里付款專用的春錢

第二，緩和社會矛盾，即一方面不要使許多男子有無處發泄性慾的苦惱，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隸得以適當安置。如《韓非子·外儲》說：“桓公見民行年七十而無妻，以告管仲。對曰：‘臣聞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宮中有怨艾，則民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者 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這一來，使社會上有些男子無妻的矛盾緩和了。同時，當時桓公稱霸，在征戰中俘獲他國女子很多，國內還有些罪犯女奴隸，把她們安置在妓女中，可進一步解決社會上一部分人的需要。

第三，吸引游士。當時各國諸侯爭雄，齊國要稱霸，必須網羅人才，用游談之士，管子相齊，已開布衣卿相之局，可是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蕩不羈的人，喜愛婦人與醇酒，於是開設妓院就成了吸引他們的一種手段。燕太子丹也有類似的做法，他為了招攬人才，吸引游士，挑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館中，每有賓客經過，就派這些美女招待、侍宿。

第四，供齊桓公娛樂。齊桓公好色，宮中的妻妾玩膩了，還要出來尋求刺激。《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桓公之伯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被發而御婦人，日游於市”，就說明了齊桓公好冶遊。管仲創設妓院也有投齊桓公所好的成分。

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化極為繁榮的朝代。唐代的妓女被稱為“伎”，這個“伎”古文里的意思就是“技人”，意思就是“藝人”。相對於歧視性的“妓”一詞，“人”字旁的唐代歌舞伎的地位之不低可以想象。唐代人把嫖娼稱為“春風得意馬蹄疾”，可見當時的狎妓是一件很風光很有面子的事情。唐代人非但沒有掃黃禁娼的概念，相反政府為了活躍百姓文化生活，促進消費市場的繁榮，還鼓勵這一行業的發展。唐代之後，妓女的地位開始下降，但在兩宋依然是合法的職業。宋代商業發達，妓女行業也十分繁盛。柳永因為尋花問柳成為著名的偶像詞人，但他也因為這個愛好，而絕於仕途，可見宋代對妓女的看法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

到了到了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被抹殺的明代，妓女才真正打上了“卑賤”的標籤。明代的“賤民”制度，是中國開始黑暗化的標誌之一，而妓女業也隨著“賤民”的大批加入，被徹底歧視了。接踵而至的便是掃黃了。明宣宗宣德年間，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掃黃運動。宣德帝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妓院。

清朝滿人為了壓制漢人，鞏固其統治把中國的所謂“禮教”神聖化，在宋明兩代只是作為規範人們日常舉止的禮義倫常，在清代被放大到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的地步。中國人自春秋以來就建立起來的獨立人格，強調人性光輝的傳統被完全顛覆，清朝的中國人開始失去了思想，開始三跪九叩，開始習慣於奴隸的人格。中央集權，皇權加強，跪的時間也越來越長。為了推廣清廷重新定義的“禮教”，作為推行禮教的反面典型，妓女業首當其衝，於是清朝的大掃黃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了起來。

從順治三年開始，清廷明令禁娼，所有官辦妓院一律取締，沿襲近千年的教坊制度被廢除，到了乾隆年間，中國的教坊“樂籍”制度被消滅，直到百多年後的太平天國禁娼成為了古代中國掃黃運動的最後一幕。

太平天國禁娼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讓上海迅速繁榮了起來。1853年3月20日，太平天國攻陷南京，秦淮兩岸的妓女就紛紛逃往揚州、蘇州、上海，仍操舊業。太平軍相繼攻佔揚州、蘇州后，她們又紛紛逃上海租界，因此，在這個時期，上海租界的娼妓業飛速發展，至太平天國失敗的1864年，上海租界註冊妓院高達668家之多。

1864年，曾國藩攻滅太平天國，“效管仲之設女閭”，首先在南京發布弛娼令，並親自倡設六家妓院於清溪一帶，允許六家任意增妓，以擴大規模，於是娼妓業很快地在江、浙地區向外地蔓延恢復。“一時士女歡聲，商賈麇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風聞來歸，遂大有豐昌氣象矣。”短短10年，戰後一片廢墟的江南，“舊貌盡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