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蔭冠
牛蔭冠
牛蔭冠（1912-1992）1912年9月17日，牛蔭冠出生於山西省興縣蔡家崖的一個書香之家，其家境富足，時稱全縣首富。其父牛友蘭，是抗日戰爭時期晉綏邊區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
牛蔭冠
考入清華大學，剛入學時學的是機電工程，後來因為參加中共地下黨工作繁重，改學經濟，寫過關於日本經濟狀況的論文，1936年只差半年沒有拿到畢業證，回到山西參加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工作，時年也是24歲。 24歲的牛蔭冠，是當時清華左派學生社團的領袖人物，組織和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其時已經開始參加中共地下黨的實際工作，擔任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幹事，是一位具有相當實踐經驗的知識分子幹部。
中共北方局考慮到牛蔭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層社會的情況，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協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層的統戰工作。牛蔭冠在犧盟會前前後後有3年多的時間，顯示出了他特出的組織、協調和動員能力，在山西軍政各界，尤其在山西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後來，薄一波推薦牛蔭冠擔任山西犧盟會總負責人，負責犧盟會的日常工作。犧盟會為中共晉綏、晉察冀、太行、太岳根據地的建立作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在中共黨史上，山西犧盟會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政治組織。
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對山西犧盟會和山西新軍勢力產生了顧忌，發動了針對中共勢力的“十二月事變”。牛蔭冠回到興縣之後，被委以重任。
晉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蔭冠被選舉為行署副主任（主任為國民黨元老、愛國將領續范亭），兼任行署黨組書記，
被推舉為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兼晉綏邊區貿易局長。牛友蘭和牛蔭冠父子兩代人都對政治保持著高度的熱情。他們的人生背景不同，但是中華民族優秀思想道德傳統的影響在他們兩代人身上是顯而易見的。牛友蘭在當地老百姓的記憶里，平易近人，言談舉止一副儒雅氣派，沒有任何惡習，居家克勤克儉；牛蔭冠本人不抽煙不喝酒，甚至連茶都不喝。對部屬的生活要求也非常嚴格，甚至不允許部屬穿著比較時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記憶里，牛蔭冠是一個簡樸而近於刻板的人。
的時候毀家紓難，而且把牛家多個近支子侄都送到延安軍政大學學習，或者直接參加抗日軍隊。他簡直就是一位“紅色士紳”。牛蔭冠後來的人生道路顯然受到父親的影響，而父親後期的人生道路，也顯然受到了兒子的影響。就這麼一對為抗日立下汗馬功勞的父子——紅色士紳和革命幹部，
土改複查中卻備受折磨、侮辱和摧殘。
“代”閻錫山剷除害群之馬
犧盟會名義上是閻錫山的一個官辦抗日群眾團體，但實際上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統戰組織。所以，犧盟會與閻錫山當局既有合作抗日的一面，也有政治上的矛盾和鬥爭，關係很微妙，鬥爭也很激烈。閻錫山既要依靠犧盟會、山西新軍為他守土抗戰,“保境安民”,但亦對犧盟會、新軍中的薄一波、牛蔭冠等領導人很不放心，時時處處在監視著他們的行為，一有機會就要對他們“敲打”幾下子。1938年上半年，牛蔭冠以犧盟總會負責人的公開身份，秘密通過共產黨員、夏縣縣長李濤等，除掉了在第七督察專員公署專員關民權支持下的壞分子李石安。
李石安，在舊社會原是一個兵痞、刀筆吏。1937年8月混入決死一總隊，處處挑撥舊軍官與政治工作人員的關係，還煽動落後戰士和政工人員鬧對立。當決死一總隊政委薄一波正準備對其拘留審查時，其人已聞訊逃至文水縣，通過被順直省委開除黨籍的張慕陶(化名馬雲程,時任閻錫山的高級參議)向閻錫山推薦，當了文水縣縣長。太原失守后，李石安將原來在文水縣當過“防共保衛團”的幹部和舊公安局百餘人帶到文水邊山活動，挂名為“文水縣犧盟游擊隊”。為了對這支部隊進行改造，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戰動總會)委派中共黨員譚公強、游好揚、許鐵民等20餘人到該部工作，部隊迅速擴大到200餘人。李石安沒和任何人商量，就擅作主張，將部隊改編為“文水縣游擊大隊”,自任大隊長，獨斷專行。由於部隊的人、槍迅速增加，活動範圍也擴大到離石、汾陽一帶，原文水籍的部分幹部戰士不願意離開家鄉，請長假、開小差的人日益增多。李石安便自作主張，槍斃了4個戰士以示鎮壓，引起了全體幹部戰士的強烈不滿。李石安為了分化、瓦解部隊，就煽動一部分幹部戰士跟隨他到長治地區投靠已任第五專員公署專員的張慕陶,並許願說：如果把這支隊伍帶到潞安府，我和副大隊長游好揚、楊文安、政治主任許鐵民等，最低限度能弄個縣長坐一坐，連長、指導員和政治部的其他幹部，最壞也能弄個區長、縣裡的科長、秘書當一當。譚公強、游好揚、許鐵民等竭力反對,文水籍的幹部戰士也堅決不同意，並提出“誓死不離開文水縣”的口號加以抵制。在吳堡鎮扣押了張鳳葆和任家倆兄弟。正當他企圖強行把部隊拉走投靠張慕陶之際，譚公強、游好揚、許鐵民找到戰動總會軍事部長程子華、組織部長南漢宸反映了李石安的所作所為。南漢宸命令李石安來到戰動總會後，由譚公強、許鐵民二人把部隊帶到離石縣馬茂庄戰動總會所在地駐紮，由戰動總會主任續范亭主持召開了批判李石安的大會，並決定把他交給第四督察專員公署專員武靈初依法處置。不料，在押解途中他畏罪潛逃，投到第七督察專員公署專員關民權門下得到重用，時時處處與犧盟會、新軍、抗日政權對抗。
他們接二連三地去找閻錫山告夏縣縣長李濤和犧盟會的狀。有一天，閻錫山把牛蔭冠叫去說:“夏縣犧盟會的人把李石安殺了，你們犧盟總會知道不知道?”牛蔭冠沉著冷靜地說:“李石安這個人，我知道司令長官您早就想抓他一直沒有抓到。我是派人到那裡給他們說過，李石安這個人很壞，一貫破壞統一戰線，破壞司令長官的威信，作惡多端。司令長官早就想制裁他，就是抓不到。你們不能把他抓回來，就把他幹掉也可以。究竟是怎麼殺的，我不知道。”閻錫山聽了，一言沒發，轉身到另一間房子里給他的那些官員們說:“殺李石安，他們犧盟總會知道。”經閻錫山這麼一說，就表示他對殺李石安一事已作了默認，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不久，閻錫山又對牛蔭冠說:“你們的夏縣縣長李濤得換一下，不換不行。”牛蔭冠立即把李濤調回犧盟總會當了組織部長，又向閻錫山推薦了另一個犧盟會的秘密共產黨員劉裕民去夏縣當縣長。
在處理李石安這件事上，牛蔭冠是冒有一定風險的。但他深知閻錫山是玩弄政治的老手。閻雖然會對犧盟會這樣處理問題，感到不快，但他絕不會因為殺掉李石安這樣一個壞人就和犧盟會鬧翻的。相反，他還會在世人面前標榜他是一貫主張制裁壞官、壞紳、壞人的。這件事也說明牛蔭冠具有“當為者則為”的氣魄和臨危不懼的政治素養。
在1938年冬，劉考如等三名共產黨員的犧盟會幹部，在民族革命大學二分校被閻錫山的黨徒孟祥祉抓起來關了禁閉，說他們是共產黨員。閻錫山沒交憲兵去審問，卻交給了牛蔭冠處理。梁化之說:“他們看共產黨的文件，還有組織活動。李冠洋那裡有拍下的照片為證。”說得有板有眼很嚴重。事前，牛蔭冠也得到黨組織的通知，一定要設法營救這三個同志。可是牛蔭冠既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把柄被人家抓到手裡，也不能在他們面前隨便暴露身份，只能對他們說:“你們究竟有什麼活動才落到這步田地，應當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來……”劉考如等心知肚明，一致再三表示，絕對沒有什麼“違法”活動，也沒有看什麼禁用書報。牛蔭冠摸清了底細，就去找梁化之說:“你手頭有什麼材料都可以交給我。我有了他們的罪證，也就好處理了。”梁化之只說有，就是不往出拿。又拖了一些時候，牛蔭冠就向梁化之發牢騷說:“我手頭沒材料作依據，你叫我怎麼個處理法？既不能處理，也不能老關著不放吧?”因為梁化之也確實沒有什麼證據在手，他只好說:“你看著辦吧，如不好處理，就暫時放了也可以。”三位同志被釋放了，並由犧盟總會異地重新分配了工作。
牛蔭冠從1936年底起，直到1939年12月底，直接和閻錫山、梁化之打交道近三年之久。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他面對著的是城府很深，時時不忘“防共”、“反共”的老手閻錫山和閻錫山的頭子梁化之。他既要以民族大義團結他們，堅持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又要和他們對日妥協、反共、反人民的一面進行堅決的鬥爭。在那些極其艱難的日子裡，牛蔭冠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晉西南區黨委的領導下，在眾多共產黨員、正義愛國人士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難，闖過了道道難關，既圓滿地完成了黨交給他團結各階層愛國人士共同抗日的任務，也促進了第二戰區閻錫山、趙戴文等高層軍政官員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同時還在危難中經過鬥爭打擊了閻錫山和頑固分子們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氣焰，保護了400多名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安全撤離第二戰區，到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