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戴文

趙戴文，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出身於山西五台縣東冶鎮，父親趙良槐雖因父母早亡，不得不棄農學商，走上了一條與父輩們不盡相同的人生道路，但卻不能忘懷那“耕讀傳家”的祖訓。因此，在度過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之後，9歲的趙戴文被送入村塾，與他的同齡人一起，開始接受啟蒙教育。從“三字經”、“千字文”發矇，幼年的趙戴文一步步學下去，到十四歲時，已經可以自己閱讀經史著作了。因“讀松陽講義，知有聖賢之學”。又讀同里徐繼畲《瀛環志略》，“曉然世界形勢”。其間，因仰慕清初學者陸隴其之為人，自號次隴。

趙戴文既是家中的長子，又“生而穎異”，自然被寄予厚望。如同那個時候所有讀書人一樣，趙戴文開始走的是一條科舉之路。19歲上即應書院試而得中，負笈省城太原晉陽書院。在晉陽書院，青年趙戴文師從李菊園先生，整整度過了五個年頭。李菊園師極為推崇程、朱理學。有鑒於此，趙戴文在可塑性極強的青年時代飽受了宋明理學的熏陶。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24歲的趙戴文晉陽書院肄業。三年之後的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趙戴文在經過十數年的文化積累之後，正式參加科試。紮實的舊學功底使他的應試之文被“學使王梅岑擢為今古第一文，列一等第一”。接著，依慣例調入“令德堂”繼續學業。趙戴文得入令德堂，無疑意味著仕途的進一步順暢。然而，令人費解的是，他從此再沒有應試。令德堂非但沒有成為趙戴文向仕途邁進的階梯，反而給他的科舉之途劃上了句號。進入令德堂的趙戴文並沒有沿著舉人、進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而是從此再不應試，一心只做他的學問。如果不是以後的留學日本，趙戴文毫無疑問會成就為一個學問家，一個學者。

令德堂卒業后，趙戴文開始應用他二十餘年中所學所得，赴祁縣就家館。同時，在精治儒學經典，博覽群史諸子的過程中，又發現佛典的深義，於是中年以後，更潛心於佛學典籍，在宗教領域裡，積極地進行哲學探索，乃悟出儒佛的共性。由此，可把趙戴文一生的治學劃分為三個階段－－前段是著重身心性命，中段是著重經世致用，後段是著重宇宙和人生哲學的探討。他自己則將其歸結為“志佛家之所志，行儒者之所行”。

對中國傳統文化幾十年如一日的精心研讀、仔細探討、深入了解，一方面成就了他的“道德文章”——，另一方面則成為他後半生處於閻錫山的“亦師亦友”之間，作為閻錫山首席輔弼而終其一生的資本與階梯。

1905年冬，趙戴文三十九歲時(清光緒三十一年)被山西當局保送公費留學日本，入東京宏文學院師範科就讀。期在山西同鄉會結識閻錫山。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激烈動蕩的時代。1900年，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中國的北方地區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運動。這時，趙戴文尚在外縣就教家館，遂起程返里，回到故鄉東冶，組民團，任團長，衛鄉里。雖然幾喪性命，但卻使一貫側重於學理的趙戴文經受了他平生第一次實踐的考驗。

義和團運動在清政府的妥協下，被八國聯軍殘酷地鎮壓了。為衛鄉而返鄉的趙戴文，重操舊業，繼續做他的教書先生－－先赴寧武中學任教，再受聘於山西大學堂。趙戴文一生的重大轉折發生在1905年。 “落後就要挨打”，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朝野逐步認識到的一個重要命題。得之於此，其時在神州大地颳起了一股不小的留學狂潮。大約在1904年秋，山西巡撫張曾敫根據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各省可以“選派學生出洋遊學”地“上諭”，以晉省“學識未盡開通，興學則無堪教習之人，練兵更少精習新操之士，自非選派生徒出洋就學，無以開風氣而育人才”為由，請准派學生50名到日本留學－－其中20名入普通學校學習各門課程，10名入速成師範學習教授管理等法，20名學習陸軍。上奏得准，生員派定，學文者由師範學校、山西大學堂出之，習武者選自武備學堂。其時，趙戴文正任教於山西大學堂，遂作為山西公派留日學生中的一員，肩負著學習教授管理等法，“以備開辦師範學堂之用”的使命，漂洋過海東渡扶桑，進日本東京宏文師範學習深造。與當時眾多留日學生一樣，肩負清廷使命負笈東瀛的趙戴文，到日後卻走上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成為山西最早的同盟會員之一。

1906年秋，趙戴文由東京宏文師範肄業，準備歸國。適逢閻錫山準備利用學習間隙歸國探親。這時，孫中山及其同盟會總部鑒於“北方民風頓塞，急需做好革命的發動工作”的現實，擬派骨幹分子回國開展革命發動工作。於是，二人相約接受組織任務，結伴同行。趙戴文與閻錫山攜帶同盟會總部發給、作為發動革命武器的兩枚炸彈由東京起程，踏上了歸國之路。私攜炸彈過海關的一關，由於閻錫山的臨陣沉著和正確判斷，有驚無險地闖了過來。然而，兩人在危險時刻所表現出的爭相承擔責任的精神卻永遠地留在彼此的記憶之中，從而為他們日後長期合作共事、相知相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06年，趙戴文已年屆不惑。和閻錫山攜帶兩顆炸彈同行回國后，他先後在太原農林學校、晉陽中學等校擔任教員、庶務長、齋務長等職，同時根據組織安排，利用職務之便在學生及知識階層中開展組織發動工作。同盟會成立后，即決定在各地建立支部和分會。1905年當年同盟會山西分會就在東京正式成立。趙戴文既是山西最早的同盟會員之一，那麼也就自然參與了其中的工作。到1906年底，已先後介紹後來成為革命骨幹的楊沛霖、李嵩山、張樹幟等多人入會。1909年，同盟會山西分會在省內的力量加強了。這主要是得之於閻錫山等一批軍事人才的學成歸來。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日曆翻到了公元1911年－－辛亥年。這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在革命一觸即發的時刻，山西的舉義也迫在眉睫。這時，趙戴文與閻錫山已經分別在文武兩條戰線上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趙戴文任晉陽中學齋務長，不僅有滿園“桃李”，而且有親自介紹加入組織的一批同盟會員同志；閻錫山擔任山西新軍第八十六標標統，是山西同盟會員中軍職最高者。兩人在舉義之前，多次暗中相商，交換意見，頗能一致由於形勢的急劇變化，山西的革命黨人提前舉義，於1911年10月29日光復太原。趙戴文作為一介書生，由清廷腐敗的切膚之痛中認識到革命的必要，毅然加入同盟會，幾年如一日，參與發展會員，謀划行動，雖沒有振臂高呼，也不可能躍馬揚鞭，陣前衝殺，但襄贊之功當不可沒。

一夜的暴風驟雨，山西省城太原一切都變了樣，龍旗換成了八卦太極旗，威嚴的巡撫衙門不見了昔日的主人（巡撫陸鍾琦被起義軍開槍擊斃），街衢之上到處都是戴著義軍標誌的兵士……。在歷史的劇變中，趙戴文最後完成了由學者向政壇要人的轉變，正式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太原光復的當天——1911年10月29日，28歲的閻錫山憑藉其歸國兩年中培植起來的力量，一標之統的地位，起義中發揮的作用及其影響，做了山西都督。閻錫山上任都督后，馬上號令成立山西軍政府，決定首先擴充武力，光復全省，防堵清軍反撲。隨即，派出以姚以價為總司令的東路軍，出兵娘子關禦敵。考慮到娘子關係山西東大門的重要性，趙戴文被任命為東路軍參謀長，隨軍開往前線。太原光復之初，以閻錫山為首的山西民軍面臨的形勢是很嚴峻的——一方面內部尚不統一，另一方面又要應付清廷的反撲鎮壓。為了扭轉不利局面，閻錫山決定與清政府派來鎮壓起義的新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聯合組織“燕晉聯軍”，合兵直搗京師。不料風雲突變，功敗垂成。吳祿貞的行動引起了乘機出山收拾殘局的袁世凱的忌恨。11月7日，吳祿貞在石家莊車站辦公室被殺。吳祿貞事未竟而身先卒，第六鎮遂成一盤散沙，其直接後果是燕晉聯軍煙消灰滅，不了了之。

接踵而至的是袁世凱派其精銳曹錕第三鎮主力進發山西，重兵壓境，山西民軍寡不敵眾，兵敗娘子關。娘子關失守后，總司令姚以價棄隊而逃，民軍殘部在趙戴文等人帶領下退回太原，省城上下一片混亂，內部意見紛呈，有人主張毀滅太原，付之一炬；有人主張保全省會，以圖再舉；還有人主張集合全軍，佔據晉東，待清軍入太原后，斷其後路，后發制之；甚至有主張全軍入陝，協助陝西起義者。在眾說不一的紛亂情況下，閻錫山力主“分退南北，發動人民，再次合攻太原”。趙戴文在幾十年窮經究典的過程中，也曾涉獵過大量的兵書要籍，深知以退為進的道理，因此也就成了閻錫山“分退南北”主張的堅決的支持者。

在趙戴文等關鍵人物的積極支持下，閻錫山的意見佔了上風。成立不久的山西軍政府決定，暫時放棄太原，組成南北兩路軍，分退晉南晉北，北路軍由都督閻錫山統領，南路軍由副都督溫壽泉指揮。趙戴文自然隨了閻錫山的北路軍。在滴水成冰的嚴冬，北路軍一行，一邊收容隊伍，一邊進軍綏包。1912年1月初旬，集結而成3000餘人的隊伍，從晉西穿過伊盟准格爾、達拉特兩旗界，踏冰渡過黃河。過河后，山西民軍順勢而下，在試圖與綏遠當局談判和平收復綏包未果后，武裝攻佔了包頭。

就在山西民軍攻包頭、陷薩拉齊、克托克托的同時，南北議和達成，袁世凱承認山西為起義省份（袁世凱曾借口都督離省，否認山西起義的事實。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力爭下才被迫承認），答應從山西撤軍，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讓給袁世凱。面對變化了的形勢，在山西咨議局代表的敦促下，閻錫山率部南返。經過一番折衝樽俎，1912年4月7日，閻錫山返抵省城太原，回到山西都督的位子上。閻錫山復任都督后，趙戴文先任都督府秘書監（其間一度由賈景德充任）兼將校研究所所長，繼任督軍公署參謀長。在閻錫山肆應袁氏，韜光養晦的一系列行為中，過從機密，出謀劃策。

閻錫山雖然恢復了都督之位，但是，參加光復起義、籌組燕晉聯軍的一段歷史卻一直為袁世凱所忌。1913年10月袁世凱正式據有了中華民國“大總統”寶座，隨即便電召閻錫山進京述職。趙戴文陪同閻錫山住在京城的大同公寓內，等待著袁世凱的傳見。袁世凱的威儀是出了名的，加上明顯表示出來的猜忌，閻錫山是懷著無比畏懼的心情面見這位袁大總統的。第一次會面時，據說閻錫山竟嚇出了一身冷汗。回到寓所，仍心有餘悸地連聲對趙戴文說：“真是可怕！”接著，主官與“軍師”之間少不了一番籌謀，依閻錫山後來的做法觀之，當時得出的結論應該是以庸碌、懦弱的面貌出現。由於依計而行，通過後來的兩次接見，袁世凱終於開始改變了對閻錫山的態度。閻錫山返省複位后，面對錯綜複雜的局面，依據其對政治的認識，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軍隊建設上。為了儘快培養自己的軍事骨幹，切實掌握軍隊，鞏固既得地位，決定加強軍事教育機構。

成立於1905年的山西陸軍小學就是當時山西唯一的軍事教育機構了。但是，少年得志、心高氣盛的閻錫山不能滿足於陸小的初級水平，他要籌組一所高層次的軍事學校。1912年冬，取名為“將校研究所”的軍事教育機構應運而生。趙戴文多年從事教育，堪稱學界耆宿，加之兼通兵學，被閻錫山特委為首任將校研究所所長。將校研究所在趙戴文的主持下，首先吸收了太原起義后整編軍隊時編余的軍官一百餘人，致力于軍事理論和軍隊操典方面的研究，以為改良軍隊和訓練軍事幹部的基礎。將校研究所可以說是閻錫山軍事教育的濫觴，後來陸續舉辦的“山西軍事教育團”、“學兵團”、“山西軍官學校”等，都是由這裡繁衍而來的。故有論者在談到趙戴文的“建樹”時稱：“晉綏軍將校多出其門。”

做了山西都督的閻錫山，在袁世凱咄咄逼人的嚴峻形勢下，表現出的完全是一副庸碌無為的假象－－軍事上將軍政司長黃國梁推到前台，軍隊主力則相對集中於南北兩個鎮守使手中，自己做起了“甩手掌柜”。1916年，袁世凱因帝制自殺而亡。段祺瑞以國務總理操縱了北京政權。閻錫山一改往日形象，一方面對外積極發言，參與政爭；一方面整肅內部，著手統一事權。

在閻錫山的一系列集權行動中，趙戴文不僅參與謀划，而且親往實施，其中的一個典型事例就是褫奪晉北鎮守使孔庚的兵權。孔庚的晉北鎮守使是1915年1月24日實授的。之後的1916年5月就曾因故由趙戴文代署過一段，大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因此，對於晉北鎮守使署的情況，趙戴文是比較熟悉的，也就自然成了在這裡為閻錫山排除異己的合適人選。

1917年3月3日，閻錫山聲稱“據報大同駐軍中的舊巡防隊，受人勾惑，有不穩情形”，急令參謀長趙戴文前往處理，將“異動”消滅在萌芽狀態。趙戴文銜命輕車簡行，星夜馳赴大同，急匆匆趕到晉北鎮守使署。下車伊始，先晤鎮守使孔庚，接談片刻，自然是先以“據報”曉之。接著，責成孔庚召集營長以上軍官會議。會上，趙戴文沉著冷靜，代督軍閻錫山訓話，絕口不談“異動”之事，只是大講閻錫山的“保境安民”宗旨和軍人職守，同時冷眼旁觀軍官們的神色。趙戴文話音剛落，團長張樹幟等人就站出來表態：“誓死服從命令，敢有不軌者，請鎮守使下令處死。”對軍官們的效忠，趙戴文多加慰勉，隨即回省復命。孔庚仍領鎮守使兵符，所謂“異動”之事歸於平靜。

趙戴文大同之行后不幾日，閻錫山就借故免除孔庚的晉北鎮守使，強制其交出兵權。遺缺先由趙戴文暫代，繼由團長張樹幟接任。前因後果聯繫起來，問題自然更加清楚了。趙戴文急往大同，無疑是閻錫山奪取孔庚兵權的重要步驟，是整個實施計劃的鋪墊和試探。這樣，趙戴文的行動就帶有了“入虎穴”探虎子的色彩；因此，他也就贏得了“智奪權將兵符，隻身獨往，視若無人”的讚譽。

袁世凱敗亡后，閻錫山瞅准機遇，上下其手，實現了他集山西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宿願。為了鞏固既得地位，打出“保境安民”的旗號，避開軍閥紛爭的漩渦，推行“村政”和“六政三事”，實施政治統御，埋頭髮展，壯大自己。閻錫山的“村政”和“六政三事”起於他獨掌山西軍政之後的1917年，迄於20年代中期。在此期間，趙戴文發揮其所長，倡導“洗心”，主持國民師範，從意識形態方面做了積極的配合。閻錫山有一句名言，叫作：“為政當從人心上入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精神統御是當權者必須首先注意的問題。為此他發明了“洗心”與“洗心術”，要求人人“攻惡克己”，“好善惡惡”。對於“洗心”，趙戴文可以說是一個積極的倡導者和身體力行的推動者。1917年3月11日，趙戴文牽頭組成了一個實施“洗心”的社團－－“洗心社”。洗心社設於省城太原文廟宗聖總會內，特聘閻錫山擔任社長，趙戴文則親自主持社務。“洗心”二字的別具一格，省府兩位頭面人物的擔綱主持，社址地點的神秘性，三位一體構成了洗心社這個社團的與眾不同和特殊地位。洗心社成立后，每禮拜（來複日）集會一次。由於其社之宗旨及其洗心理論和思路與趙戴文的一貫主張一脈相承，也由於他是社中實際的主持者，所以幾乎每會必到，並不時發表演講，講“良知”，講“至善之心”，講“明明德”，講所謂“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為人群求樂利，為社會謀安全”……趙戴文在這裡找到了宣傳自己政治主張和人生哲學的講壇。

閻錫山還有一句名言：“國民教育為人群之生命。”基於對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認識，閻錫山執掌山西民政之初，即開始著手實施國民教育。按照國民政府民國元年學制，小學分初等高等兩級，民國初年改初等小學為國民學校。民國七年，閻錫山主持的山西省公署頒行了《山西施行義務教育程序》，要求從民國七年七月到民國十二年二月，全省普及義務教育－－凡滿五十戶的村莊必須設立（不滿五十戶的須聯合設立）國民學校。這個設計，需要有足夠的師資相匹配。在此情況下，趙戴文受閻錫山的委派，主持創辦起了能容納2400名學生的國民師範學校。國民師範學校正式創辦於1919年。國師建成后，趙戴文以督軍公署參謀長、第四混成旅旅長兼任校長，軍務、政務之餘，悉心於學校校務及教育諸事。由於國師校長是趙戴文而不是別人，所以學校的一些大事，山西省教育廳管不了，必須由他直接過問。服務於國民教育的特殊作用，加上趙戴文的親自主持，國民師範學校很快發展起來，迅速成為太原市規模最大、經費最多的一所師範專科學校－－不僅擁有初始時的初師班，而且開辦了五年制的完全科和三年制的普通科，開設了二部師範、體育專修科、雅樂專修科、俄文專修科等。趙戴文對國師的影響僅舉一例即可證明。大約在20年代中後期，他由儒學皈依佛法，影響所及，國師高師部因此而開設佛學課程。1925年開始，趙戴文推薦趙丕廉接替他做了國師校長，自己改任監督，只對特殊情況下的某些大事予以過問。國民師範在當時的山西是有相當地位的，它的學生幾乎遍及政府各個部門，趙戴文亦因此而被官場中人尊崇為“先生”。

從1911年辛亥起，到20年代中期北伐之前，屈指算來，趙戴文活躍於政壇已經有十幾年的時光了。總參議、總監、參謀長，一個一個的頭銜，加上與閻錫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這塊土地上，也可以稱得上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謂之顯赫。然而，從本質上看，趙戴文仍然是趙戴文，他生活簡樸隨便一如既往，他的思想方法言談舉止給人的印象，仍然還是一個學者。這一切無論於他本人，抑或於事業，都是一種無奈，這種無奈則又不是個體的孤立的，它是一代在“革命”大潮的裹挾下走上政壇的“儒者”學人所共同的。1926年前後發生在他與徐永昌之間的幾次會見可作為這方面的絕好註腳。徐永昌在他的《求己齋回憶錄》中談到他與趙戴文的幾次交往，他說：“我在太原第一次與趙次隴見面時，他向我上下打量地說：‘儒者氣象，儒者氣象。’我聽說后非常不安，因為我實在沒有多讀過什麼書，對‘儒者氣象’一語，使我有受寵若驚之感。”“有一次，次隴請我吃飯，只有四碟花生雞蛋之類的小菜，一大壺潞安紅酒，吃包餃子。他說他作秀才時，曾請客如此。‘今仍以作秀才時的辦法請你。’只請一位陪客是趙公庵（名三成，五台人，次隴遠門長輩，是我於民國五、六年在北京代郡會館相識的朋友）。這一頓飯吃得格外痛快，我竟大醉。因我離開山西以來，即未曾吃過像這樣的家鄉飯。”“有一天，次隴來寓看我，因相識已久，說話不拘形跡，我與他說：‘以次隴先生讀書的淵博，理解力之強，山西的政事，已有像閻先生這樣的人作首長，次隴先生如放棄政事而講學，其成就一定不在傅青主、郭林宗之下。’我當時的意思，即閻先生雖作督辦省長，將來亦不能與那些人比，當今之世，趙先生如講學，一定很有成就。我的確是誠意，趙先生聽了肅然起立，拱手說：‘你真是我的畏友畏友。’聽話音是接受，看神氣是很驚疑的。我因為他驚疑的很厲害，接下去竟使我再說不出什麼話來。”

“畏友”兩個字，道出了趙戴文對徐永昌與他心靈感應的深刻理解，道出了對徐永昌所談之事的由衷認同；而神氣“很驚疑”則除了一個花甲老人的諸多顧忌之外，剩下的只是“上”固然不易，下去則更難，身不由己，以及“既來之，則安之”的感嘆和無奈。無奈，無奈，無奈“官身不由己”，六十歲的趙戴文，還要打起精神，在政壇風雲中，隨著他的主官閻錫山升降沉浮。經過近十年的發展與積蓄力量，山西的閻錫山已今非昔比－－軍隊，由兩萬人增至13萬；地盤擴大到綏遠，使晉綏連為一體；經濟上也了一定的積蓄。“保境安民”與“武力統一”是那個時代各軍事集團慣常使用的兩個武器－－弱者聲言“保境安民”，強者高倡“武力統一”，成為定式。力量積蓄到一定程度時，向外發展就成為必然之勢。在閻錫山埋頭髮展的同時，國內情勢大變－－在北方，北洋政府的統治，因軍閥混戰不斷，民不聊生，越來越不得人心；在南方，廣州國民政府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誓師北伐，兵鋒直指北洋軍閥。自認有了一定力量的閻錫山，再次瞅准機會，與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國共合作破裂之後的1927年6月6日，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宣布“易幟”北伐。閻錫山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后，晉綏軍也隨之改稱“北方國民革命軍”，趙戴文再擔軍師之責，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參議。

在大勢所趨下，1927年7月，由晉軍主力改編而成的北方國民革命軍出兵北伐，分左右兩路軍沿京綏路、京漢路攻打張作霖的奉軍。趙戴文作為總參議，坐鎮後方，幫助閻錫山調兵遣將。開戰之初，閻錫山企圖以外線作戰，掌握主動，集中兵力，突然襲擊，一舉擊潰奉軍，乘勢控制京津。然而，進展並不順利，一方面問題出在軍事上－－張作霖以相對優勢兵力拚死抵抗；另一方面則可以歸結為政治的影響－－8月13日，蔣介石迫於各方面的壓力，宣布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通電下野。失去依恃的“北方國民革命軍”孤掌難鳴（雖馮玉祥的西北軍也在隴海線上堅持，但卻難以彼此協調），遇上優勢兵力的奉軍，戰略企圖自然難以達到。在張作霖所部的抵抗與反擊下，不得不於出兵兩個月後，陸續撤回省境，憑險據守，等待時機。

在中國近代政治舞台上，許多政治人物的辭職下野往往只是以退為進的手段。蔣介石的下野更是如此。在各種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中，1928年1月蔣介石宣布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繼續北伐。隨即，統一北伐軍序列，編成一、二、三、四共4個集團軍，晉軍由北方國民革命軍改編為北伐軍第三集團軍，趙戴文隨任第三集團軍總參議兼政治訓練部主任，繼續扮演著非他莫屬的角色。一切準備就緒后，1928年3月，蔣介石下令各集團軍進行“北伐”。根據統一部署，第三集團軍奉命沿京綏線及京漢線以西地區前進，實現與各集團軍會師京津的戰略企圖。

在發動戰事的同時，閻錫山充分調動他的政治謀略－－其中自然也有趙戴文參與策劃的成份，派專人到天津活動，疏通日本駐軍（天津，自1894年甲午戰爭后，即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重要基地。從此，日、法、英、美、德五國租界在海河西岸連成一片，形成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大本營。日租界內不但有大批“駐屯軍”，而且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特務機關）。第三集團軍主力，借各集團同時發動，北洋勢力分別被牽制在各條戰線上的良好戰機，出娘子關，經石家莊，沿京漢線，攻克保定。然後，挾一路傳檄之餘威，以張蔭梧部直搗京師。之後，又根據事先約定，由傅作義在時機成熟時直接出面負天津衛戍之責，和平接收天津。由於不失時機地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北伐之役，第三集團軍成了最大的贏家，地盤由晉綏擴展到京、津、冀、察，勢力範圍及於兩市四省，閻錫山兼任平津衛戍司令，由“山西王”搖身一變成了“華北王”。

北伐“成功”后，論功行賞，張蔭梧、傅作義分任北平、天津警備司令，商震任河北省主席，徐永昌任綏遠都統。趙戴文也同時得到了察哈爾都統的任命。第三集團軍既是“北伐”的最大贏家，那麼在中樞自應佔有相應的席位。趙戴文依其資歷、地位，以及與閻錫山的關係，成為代表第三集團軍利益、代表閻錫山意圖，入佐中樞的最佳人選之一。於是，從1927年底到1929年8月近兩年的時間裡他先後接受了南京國民政府的一系列任命：

1927年12月9日，選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

1928年10月8日，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

1928年10月24日，代理內政部長（部長閻錫山）。

1928年12月4日，任賑災委員會常務委員。

1928年12月13日，特派晉察冀綏賑災委員會委員。

1928年12月27日，特任內政部長。

1929年1月，任導淮委員會委員；。

1929年2月9日，特任國民政府國防會議委員。

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選任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

1929年3月，國民黨三屆一中全會增選中央政治會議常委。

1929年8月29日，推選監察院院長（繼蔡元培之後）。

“北伐”之後，趙戴文就任察哈爾都統。1928年11月27日，因已代理內政部長而免職，遺缺由楊愛源接替。

1928年12月27日，趙戴文正式被任命為內政部長。

1929年8月29日，又被推選為監察院長。因此，一個時期中，他一直在南京履職。只是由於後來發生的閻馮聯合反蔣之役——中原大戰，才打破了這種格局。

眾所周知，“北伐”結束后，蔣介石不能聽任各軍事集團坐大，企圖通過編遣會議，削弱異己勢力，真正統一軍事。而這同時又是各實力派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編遣會議沒有結果；也因此，不得不再動干戈。

1929年2月，蔣桂戰爭首先發生；接著，蔣馮反目，蔣介石以“銀彈”分化西北軍，並下令革除馮玉祥的一切職務；是年底，討伐唐生智之役烽火再起。在此期間，閻錫山雖然左右逢源，上下周旋，力圖自保，但是亦難免唇亡齒寒之感。在蔣介石的步步緊逼下，猶豫再三，權衡得失，反反覆復，終於樹起了反蔣大旗，積極準備聯合馮玉祥、李宗仁，與蔣介石一戰。

源於幾十年傳統文化的熏陶，趙戴文的思想深處有著濃厚的忠君愛民意識，他既忠於他的主官閻錫山，不願意閻錫山“稱亂”犯上，更不願意戰火瀰漫，父老生靈塗炭。想盡其所能止亂息爭，消弭戰患。是故，在此期間，趙戴文不厭其煩，竭力做閻錫山的工作。1929年4月9日，趙戴文由南京電報閻錫山，對其“偕馮出洋”表示贊同：同年9月30日和10月5日趙戴文又就此事兩次電報閻錫山，剖析時局，曉以利害。

1929年冬，唐生智聯合閻錫山反蔣，趙丕廉奔走其間，太原已盛傳其事。過了不幾天，閻錫山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太原張貼標語，大造反對唐生智的聲勢，這個戲劇性的變化，是由於趙戴文專程由南京趕回，力勸閻錫山不可助唐反蔣，而要與改組派斷絕關係，助蔣討唐而促成的。據馮玉祥的專使薛篤弼回憶，“馮派薛見趙，陳述聯唐倒蔣意見。趙一聽之下，怒氣勃發，由坐椅上站起來，把一個細瓷帶蓋茶杯，猛擲於地，大聲吵著說：‘你們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閻伯川哩。’在屋內走來走去，怒氣不息。薛說：‘馮無意為自己，為的是閻先生。’趙大聲說：‘打了唐生智再說。’”

1930年初，閻錫山開始與蔣介石“電報論戰”，戰事如箭在弦，一觸即發。趙戴文在南京日夜焦慮，夜不能寐，多次談話表示：“我不忍看見中國再打內戰。如果再打內戰，我就要跳長江。”南京各報大字刊登。隨即，趙戴文攜蔣介石的親筆信再回山西。在太原，趙戴文與閻錫山進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談話。兩人一見面，他便聲色俱厲地責問閻錫山：“聽說你要造反，有這事嗎？”閻則表現得心平氣和，不緊不慢地說：“次隴，你幹什麼這樣大的活活坐下來慢慢地說，關於討蔣的事是大家的意見。”沒等閻錫山說完，他就接上話茬說：“總座（指蔣介石）率軍北伐，已成功地統一了中國，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們都是他的部屬。你要領頭打他，這不是造反嗎？”說話間，賈景德與薛篤弼有事找閻小姐閻小姐一進門就撞到槍口上，被趙戴文劈頭教訓道：“我聽說全是你慫恿總司令造反，以後你再說，我要打你的頭。”懾於他的威望，賈與薛都不敢做任何辯護，只好不聲不響地退了出去。

賈、薛退出后，趙戴文繼續著原來的話題，語重心長地說：“全國人民都很厭戰，希望過太平日子，你這樣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罵嗎？再看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蔣的內部已經成了鐵桶子，軍隊力量也很強大，你以為聯合的人不少，其實都是烏合之眾，這些人見利則爭，遇害則避，打起仗來，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招失敗嗎？你太原的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軍人，你能聽他們的鬼話嗎？”儘管趙戴文語重心長，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閻錫山只以一言相對：“你被蔣介石收買了。”說得老先生好不傷心，掩淚而去。

趙戴文輔佐閻錫山主政近二十年，可以說，在一些大問題的看法上基本上是“君”唱“臣”和。這一次意見相左至此，世人都感意外。徐永昌就曾這樣說：“有一件事使我感覺奇異，即當決定放馮回陝，此一頓午飯前之很短時間內，趙次隴問閻先生：‘你一定要放他？’閻答：‘不放他二集團即跑了。’趙聞之，義形於色，大哭而去。可見此老實不願有此戰事，亦為我所僅見渠堅決反對閻先生之一次。”

在說服不了閻錫山的情況下，趙戴文沒有重返南京，而是繼續留在太原。旋即，接替周玳再做閻錫山的總參議，表示出與閻氏共進退的決心，趙戴文試圖消弭戰患沒有結果，歷史的“慣性”還是把民國時期戰線最長，投入兵力最大、代價最沉重的一次混戰－－中原大戰展現了出來。

趙戴文不幸言中，“流亡政客”、“失意軍人”的“烏合之眾”，到底不是握有中央政權的蔣介石的對手。和此前此後的一次次反蔣戰事一樣，中原大戰從1930年5月發動開始，持續了整整五個月，雖然聯軍一開始有過勝績，在隴海線甚至差點活捉了到前線督戰的蔣介石，但在蔣中央“銀彈”的攻擊下，最後仍然是以反蔣派的失敗而告終。勝者王侯，敗者寇，中原戰後，失敗了的閻錫山被迫將原有的華北地盤交由關鍵時刻入關支持蔣介石的張學良處置，接受“下野”“出洋”的懲罰。

閻錫山當初不聽也不可能聽得進趙戴文的勸告，終於落得個聲敗名裂，背井離鄉。面對眼前的事實，趙戴文仍然一本“忠心”，先緊跟到天津，再輾轉隨抵大連。大連的日子，對趙戴文來說堪稱閑適，這毫無疑問是他一生中最為放鬆的幾個月光陰。經過一段時間的蟄居、觀望、等待，1931年8月5日，閻錫山在出走8個月之後，以盡孝道為由，包租一架日本小型飛機，經大同秘密潛回五台河邊。由於閻錫山終於得以離開日本人控制的大連，趙戴文的心境較前更顯得平和，與人談及閻回晉問題時，如釋重負地說：“這下我就放心了，甩掉了邪魔外道（閻錫山到大連后，日本關東軍即派人前往拉攏煽動，趙戴文對此一直憂心忡忡，這也可以說是他在大連期間閑適之外的主要擔心之處）。”

一個多月後，“九一八事變”爆發。在新的形勢下，蔣介石適時地調整了他的內外政策，在“捐棄前嫌，團結禦侮”的共識下，與閻錫山達成諒解。與此同時，作為閻錫山的首席輔弼，趙戴文再任太原綏靖公署總參議。

1936年5月27日，年屆古稀的趙戴文在各種矛盾的複雜交織中就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接替徐永昌）。趙戴文上任之時，閻錫山在對日問題上正處於首鼠兩端的境地。“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勢力的觸角繼續延伸，先是侵佔熱察，又從1935年開始策動“華北事變”、策劃蒙古族上層在綏遠地區搞所謂“自治”運動，在政治、經濟上直接威脅到山西的存在和發展。形勢如閻錫山在日記中寫到的那樣：“華北何計良，國是無主張，二次（趙戴文與徐永昌，趙字次隴，徐字次辰）傷國淚，疚心亦斷腸。”與此同時，一方面是中國工農紅軍高張“開赴抗日前線”的旗幟，於1936年2月渡河東征，一舉摧毀閻錫山苦心經營的黃河防線，與晉軍發生激烈的軍事衝突，不僅使閻錫山付出了損兵折將的代價，而且使複雜的政治局面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蔣介石中央政府借協助攔阻紅軍之機，對山西的“一統江山”實行滲透政策。在複雜的政治局面下，何去何從？這是擺在閻錫山面前，也是擺在新上任的省主席趙戴文面前的一個首當其衝的問題。

還在1935年春，中共為了影響山西的上層人士，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就曾陸續派一批左派教授、名流學者到山西“講學”。在此前後，一些山西籍的學子，如留德的杜任之（共產黨員）等也回到山西省署任職。鑒於趙戴文禮賢下士的儒雅之氣，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風，進步人士與他多有接觸，潛移默化地對他產生著影響和作用。杜任之就曾就黑格爾、康德的哲學與他進行過開誠布公的討論，使他不由自主地對共產黨人有了幾分信服。

進步人士、共產黨人的影響與趙戴文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幾十年如一日所汲取的愛國主義的精髓，交匯在一起，自然形成一個簡單的共識－－“抗日救國”，“不做亡國奴”，並以此決定著他對於閻錫山，進而對於省政決策的影響。由此再回到“何去何從”的問題上，由於閻錫山以清醒的頭腦認真地分析了山西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同時也由於趙戴文等的主張，進一步提出了“守土抗戰”的口號，放棄以往的反共政策，確定了“聯共抗日”的方針，同意成立了救亡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發動了“綏遠抗戰”。

1936年“九一八”紀念日，由進步青年救亡積極分子發起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成立，閻錫山任會長，趙戴文任副會長。為了使山西的救亡工作搞出一點聲色，趙戴文提出“楚材晉用”的方針，並以此影響閻錫山，用“共策保晉大業”的名義，從北平請回了共產黨人薄一波，實際主持犧盟會的工作。趙戴文在與薄一波的一次談話中，這樣闡述他的觀點：“你看，我們師範學校也出人才。這次請你回來，是想叫你幫助閻先生做點事。閻先生已決心要抗敵救亡。我們生於斯、死於斯，保衛桑梓有責。山西應當把山西的人才都用起來，只能楚材晉用，不能晉材楚用。”

在組訓民眾，整飭吏制的忙碌中，趙戴文轉眼之間在山西省主席的職位上過了一年。1937年7月7日，伴隨著盧溝橋的槍聲，中國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了。抗戰爆發后，為了便於指揮，趙戴文以山西省主席兼二戰區長官部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一爆發，國民黨正面戰場即遭到日軍來勢兇猛的進攻。就全國而言，丟北平，失天津，滬寧危急，一退再退。從山西來看，先是盤山天鎮不守，大同會戰泡湯；再是平型關失利，軍隊悉數後撤，戰而不勝。從而導致失敗主義論調盛行，民情激憤。身為二戰區長官部政治部主任的趙戴文，一反溫文之氣，在太原自省堂大廳設壇公開講演，表示“不作亡國奴，堅決死守太原，與城共存亡”，指出“軸心必敗”，用以堅定抗戰信心。

閻錫山就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后，隨即便率各路人馬由太原出發，將指揮部設在代縣雁門關東的太和嶺口，親自督陣。一個多月的前線督戰換來的只是一頁頁敗績，一聲聲怨言。沮喪之情由衷而至，溢於言表。一日，愁眉不展的閻錫山找來他的老搭檔趙戴文促膝長談，一起探討失敗的原因。閻錫山的委屈一股腦：“察哈爾之戰後，我主力九個師損失幾乎過半，晉綏一線兩千里戰線布防實屬不易。天鎮不守，敗局已定，放棄大同會戰是不得已而為之。破釜沉舟，在勾注至恆山一線與敵決戰，把晉綏軍全部家當30個團一字擺在了戰場上。豈料日軍進攻方向有變，茹越口失陷，後路被抄，內長城防線後撤也是情勢所迫呵！”

“趙戴文方不緊不慢地分析道：“有的講，晉軍之敗敗在戰略。從南口到雁門，呆板的陣地戰，單純的防禦戰略是很危險的。敵人的戰術還是攻南口的老調，先當頭一拳，然後攔腰一腳。我們則把軍隊擺得像一條長蛇，首尾不能相顧，擊首尾不動，擊尾首不動，或者乾脆抱著頭叫人家打。偶爾踢幾腳，手卻用來抱頭，不能相幫。結果正好給了人家各個擊破的機會，擊破一點，全線動搖，死守變成守死。不是想辦法考慮打，而是指望老虎不張口。”趙戴文繼續說：“也有的說，晉軍之敗敗在士氣上。山西之於華北乃至全國戰局之大。戰略固然是關鍵，但士氣亦不能小視，戰略再好，將士不能用命，也難以奏效。晉北淪為察北第二，雁門關變成了張家口，士氣很重要。如果少幾個李慕顏（晉系第61軍軍長李服膺，也曾是晉軍中的一員幹將，因棄守天鎮一時成為眾矢之的，被閻錫山以軍法處死），晉綏局勢何至於此？縱觀察哈爾、晉北、綏東幾個戰役，雖情形各有不同，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這就是敵為主動，我為被動，致敵每佔優勢。”“還有的說，晉軍之敗敗在政略上。去年杜任之他們就說，誰能抗日，人民就擁護誰。常言道‘得人心者得天下’，時下山西危在旦夕，誰能領導抗戰誰就能得到人心。還是要在人心上下功夫。”

閻錫山道：“民眾確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沒有民眾的戮力同心，確實很難取勝。但這個力量不是那麼好掌握。群眾不發動是個空子，發動起來又是個亂子。”此後，閻錫山在忻口重新布防，在忻口以北的弧形陣地上擺開戰場，上接受中央軍的增援，下依靠共產黨八路軍的配合，在關鍵時刻以一天一個團的代價換取陣地二十三天不動搖。

忻口激戰猶酣，勝負難分。日軍故伎重演，以偏師攻破晉東門戶娘子關。娘子關一失，忻口側背受敵。閻錫山在“當時若非娘關敗，忻口豈止二十三”的哀嘆聲中，再蹈覆轍－－全線撤軍，省城太原門戶洞開，呈不保之勢。1937年11月8日，華北重鎮、山西省城太原淪陷。趙戴文與他的山西省政府，偕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在城陷之前先行撤離，一路南行，暫駐晉南臨汾。以後，隨著寇鋒的南指，先移吉縣，再轉陝西宜川。

斗轉星移，在晉西、陝北黃河兩岸堅持“華北抗戰”中，抗日戰爭進入了第四個年頭。1940年春，乘“西線無戰事”之機，第二戰區長官部、山西省政府機關再一次從陝北遷回晉西，在吉縣的南坡村安營紮寨長期住了下來。為了討個吉利，同時也表示一種精神，閻錫山將南坡村易名為“克難坡”、“克難城”。初到克難坡時，部隊和機關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一方面是貧瘠的晉西一隅，只有幾戶人家的克難坡，相對於龐大的軍政（約四五十萬人）機構，明顯地不敷支出；另一方面則是日軍經濟封鎖的接踵而至。一時，軍食民用都成了問題。為了解決眼前的困難，閻錫山發起“克難運動”，要求長官部以及各機關一律實行克難生活。規定：凡黨、政、軍、經、教人員，不論官兵，均穿粗布料軍服；一日兩餐，以素食為主；住的問題自己動手，開挖窯洞解決。開展生產運動。對於閻錫山倡導的“克難運動”，趙戴文是一個積極的響應者。他不但身體力行，“不置家產，不藏私蓄”，一套布軍裝，一孔土窯洞，粗茶淡飯一如既往－－趙戴文雖然歷任軍政要職，但一生勤儉，淡泊名利，宣稱“家有喪事，不發訃文；有婚嫁不收幛禮”。不做壽，不請客——自己“卑宮菲食”。而且利用各種場合，講“明明德”，講“親民”，講“止於至善”，倡導人人在從“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上下功夫，以弘揚傳統文化，共度難關。“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語自《論語·泰伯》，原意用來稱讚大禹治水的精神，后被一些所謂的“聖君明主”“良相賢臣”用來進行自我標榜。趙戴文在抗戰的關鍵時期將其大力提倡，卻有他的良苦用心，不失為一種精神號召，對於安定人心，鼓舞士氣，不無作用。

由於這一切，趙戴文在當時頗得讚譽，1942年的一篇新聞稿中這樣說僅僅七十六歲高齡的趙主席，銀髯飄飄，在清晨的朝會上很少間斷過出席，除非他老人家病了。他說話的聲音永遠是那麼樣宏大，霹靂似的驚醒了每一個人的痴心邪念。他拄著的一根手杖磨得光亮，顯出它也有了悠久的歷史光彩。每當說至興起處，手杖驀地舉起，當空劈下，棒喝了多少條心，凝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偉力，縱橫在華北的戰場上，團結在民族革命的大纛下，和著勝利目標邁進。”“多少人懇切地請求他老人家朝會時坐個椅子，冬季穿件皮衣，吃飯加點補養品，但是他都拒絕了。他始終是一套布軍裝，屹立不動地在洪爐台上，親切訓示，點化作育這一班年輕的人們。這種偉大的毅力，我沒法比擬與形容，只有被感動的奪出兩眶熱淚。”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閻錫山在秋林鎮召開了二戰區師長及獨立旅長以上軍官、各區專員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幹部、公道團主要領導幹部、犧盟會各中心區及部分縣特派員等參加的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這就是有名的秋林會議）。這是閻錫山限制新派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步驟。會議的中心內容總起來說只有一條：取消新軍中的政治委員制，文官不能兼任軍職。會上閻錫山特彆強調，這是蔣委員長的命令，我不能不執行。馬拉松式的秋林會議圍繞取消新軍政委制這個中心內容，討論了取消戰動總會（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限制犧盟會活動，縮小專員許可權等具體問題。然而，取消政委制的提議只是閻錫山的一廂情願，一經提出即受到新派勢力的抵制。決死二縱隊政委張文昂激昂慷慨，說：“你不要我們就算了，我們搬上鋪蓋就走。你不讓行政官員帶兵，我現在就辭掉專員，留下政治委員。”薄一波則表態說，“政委制不能取消。山西搞了這麼些時候，就是搞了些新軍，幫助了閻先生抗戰。現在這樣不行。”

由於薄一波等的堅決抵制，取消政委制的決議不能順利通過。關鍵時刻，趙戴文作為救兵被閻錫山搬了出來。其時，趙戴文正以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份住在陝西三原。專程趕到二戰區長官部所在地秋林后，他與被閻錫山特意從重慶召回的趙丕廉一起出面，以國民師範前後任校長的名義找薄一波、張文昂談話（薄、張均畢業於國師）。談話進行了整整一個上午。據薄一波回憶，話“談得很和藹、親切，似有難言之隱。最後，趙戴文對我倆說：‘閻先生碰到了困難，只要你們現在幫幫他的忙，度過困難，日後他會報答你們的。’閻還表示，要我擔任山西省建設廳廳長，主持省政府工作。這樣軟纏硬磨了幾個月，最後還是要按照‘蔣委員長的決定’辦。”

當初，趙戴文積極主張“聯共抗日”，支持山西新派。而後，又附和閻錫山限制新派的做法，儘力促成取消新軍政委制。其中的變化完全是利益使然。然而，與閻錫山不同的是，在趙戴文看來，對新派“限制”是必要的，大打出手則不適時。他認為進攻新軍勢必造成和延安的決裂，即使自己腹背受敵，又影響抗日大局。閻錫山則堅持，時既至此，新軍已成為心腹之患，如同孫悟空鑽進牛魔王的肚子里，不去不行。並在心中暗暗責怪趙戴文缺乏政治頭腦，不懂得“冬天穿皮襖，夏天穿布衫”的道理。

閻錫山不聽趙戴文的逆耳忠言，在“冬季攻勢”發動之時，以“討叛”為名，攻打新軍決死隊，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落得個以汾（陽）軍（渡）公路為晉西南、晉西北的分界線，舊軍（閻錫山的舊晉綏）、新軍分區而治的結果。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非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而且使自己處於內外交困的地步。正在這時，日本軍方加緊了其誘降政策。為了利用日方的誘降，緩和形勢，擺脫困境，走出低谷，從1940年開始，閻錫山恢復了與日軍的談判接觸。1942年4月還親自在一個叫做安平村的地方與日酋岩松舉行了會晤。儘管這些接觸或是議而不決，或是決而不行，基本無實質性的進展；儘管這些活動都是在暗中進行的，然而，沒有不透風的牆，加上日方別有用心的宣傳（將經過特技處理合成的閻錫山與日軍代表握手的照片印成傳單，廣為散發），閻錫山與日本軍方頻頻接觸，準備降日的口風不脛而走，傳播開來。

在輿論的一片嘩然中，二戰區的一些高級幹部找到趙戴文，敘述了他們對閻錫山“和日”做法的擔憂和不滿。這時（1942年）的趙戴文已是七十六歲高齡，年老體衰，疾病纏身（患有嚴重的肝病），深居簡出，外邊的消息自不是是不是很靈通。通過一些高級幹部之口得知了閻錫山的秘密行動后，趙戴文以為大謬不然，決定親自出面說項。在梁化之陪同下，趙戴文面見閻錫山。一見面，老先生便開口詢問“妥協”真相，閻低頭不語，只有梁化之敲著邊鼓答非所問地說：“一般青年，決不妥協。”他見問不出個究竟來，只好以“今日一旦打敗，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流氓氓流氓流漢奸，你如何吃得下”的言語，強調了一番之後，默默退出。以後風聲日緊，一班將領幹部再找趙戴文。雖然閻錫山表現得極不通融，趙戴文卻是矢志不渝，他立即堅定地回答：“我是有民族氣節的人。我決不回太原當漢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墳墓就在黃河邊！”

病逝吉縣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由於同盟國已經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而勝利在望。在有利的國際背景下，中國人民浴血奮戰堅持了六年的抗日戰爭也明顯透出了勝利的曙光。這一年，趙戴文的肝病發展到了晚期。自知不久於世的老先生，對世界的未來充滿著不盡的期望，來日無多的迫切性使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遂先於9日30日草就《希望世界和平之遺言》一文。文章從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出發，為未來的世界進行了一番堪稱美妙的設計：接著，向行政院建議四案：恢復從祀孔庭之制，扶助陝西三原之清麓書院，奉清鴻儒任啟運從祀孔庭，聘太虛上人代表佛教為參政員。10月29日上蔣介石書，重提以上各事中的后兩項。在做完上述一切之後，趙戴文開始安排他的後事。12月25日，他正式立下“臨終遺言”： “七十餘年，事多愆尤，生期報盡，豈堪再留。在此之前，趙戴文即親自監督刻成“中國國民黨黨員趙戴文之墓”墓碑一座。“中國國民黨黨員”是趙戴文給自唯一唯一惟一的一個頭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農曆臘月初一日）上午9時40分，肝癌醫治無效故去，時年七十七歲。他去世時，閻錫山正在吉縣建軍，匆匆趕回克難親自自親自並親寫祭文悼奠末尾文未尾曾有：“願你成其學，化育贊天地”的辭句，語極悲慟。趙囑咐咐囑咐臨終囑在其墓碑上刻：“中國國民黨黨員趙戴文之墓”。重慶國民政府派徐永冒來克難坡致祭。他的靈柩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始由晉西運回太原，先停靈崇善寺，后在蘭村竇大夫祠旁擇地埋葬。“文革”開始，他的墓為“紅衛兵”平毀。

趙戴文一生著述頗豐，要者有《孟子學說足以救世界》《禪凈初譚》《清涼山人文稿》《讀經隅筆》《唯識入門》《周易序卦說》《讀藏錄》《宇宙緣起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