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

南洋是明清民時期稱呼東南亞較深區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及其水向型附近區域（一是南亞的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印度海岸，而阿拉伯海西岸屬西洋了；二是印尼東方的澳洲北部即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三是菲律賓群島以東的帛琉群島等西太平洋群島）。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當今東盟十國在內的廣大區域，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也包括中南半島沿海、馬來半島等地。而廣義的南洋還包含當今的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諸島。

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來自全國大部省份，但福建、廣東人佔據大多數（95%以上），這與其地理、人文因素及有關係。閩、粵兩省海岸曲折，老百姓與海相習，這是內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兩省距離南洋較近，往返方便，路近費省，較去拉美等地更具“可選擇性”。而且當時中國國力昌盛，經過千年積累南洋諸國多仰慕中華，有南洋青年搖船去中國沿海紋中華文字於身，乘船歸來其國長老者見字讓位其居於上座。

下南洋不等於遷徙，事實上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官事，二是去東南亞經商（海上絲綢之路），這種活動出現最早而且貫穿始終，規模大，三是去打工式的謀生，起初的主要動因是建立和統治印尼（那個區域小國多而被荷蘭打敗及建立一個大國即 荷屬印度尼西亞，統治近四百年）的荷蘭當局對當地人有些擔心、而來華南招工（作為荷蘭人的勤雜工），後來一些下南洋的打工一些年份也回來，因此，不能忽視打工這種事情，四是遷徙到東南亞。其中，突出的是經商和遷徙，遷徙最顯眼、規模大。

下南洋是以廣東和福建人為主，目的地是東南亞為主。

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南沿海，經過東南亞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成為中國與外國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並推動了沿線各國的共同發展。在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針的航海運用，全面提升了商船遠航能力。這一時期，中國同世界60多個國家有著直接的“海上絲路”商貿往來，引發了西方世界一窺東方文明的大航海時代的熱潮。

其中，與南洋區域的商業往來是首要內容（這個南洋包括東南亞也包括印度海岸等），去西洋是次要內容（這個西洋包括中東和東非區域，阿拉伯海以東屬南洋）。

鄭和下西洋（前期是下南洋）之前，老百姓走南洋是小規模活動。公元1世紀左右中國就與緬甸、越南等國互有來往。三國時期，東吳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曾派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浮海巡撫東南亞。唐代時，移民人數開始增多，他們被當地人稱為“唐人”。元朝時期有過元爪戰爭。雖然規模小，因為當地很落後，華人走南洋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海上絲綢之路為落後的南洋帶去了商品和一些先進技術，甚至為有的地方帶來了政府從而加快了當地社會發展級別（菲律賓群島上出現的諸多國家曾是中國的屬國，例如鄭和去南洋時任命當地華商許柴佬為呂宋總督並管理二十年）。

歐洲列強統治南洋各區域時期希望引華人去開發，加之中國幾次大亂，討生活的移民出現了洪流。明末、清朝和民國時期，中國人去東南亞經商（海上絲綢之路）、打工、乃至遷徙到東南亞（起初的主要動因是統治印尼的荷蘭當局來華南招工），規模巨大，納土納群島就是華人建國的。

下南洋在福建、廣東也稱“過番”，屬於閩粵方言，指的是到南洋一帶謀生。

1.在明朝到民國這段歷史時期，國內戰亂不斷，民不聊生。福建、廣東一帶在當時慌亂窮困，人多地少，老 百姓生活極度難以維持，為了謀生計，維持家庭生活，改變個人或家族的命運，躲避戰亂，閩粵地區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批地到南洋謀生。據1935年中國太平洋學會對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調查顯示，因“經濟壓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個時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人，也有在家鄉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2.一般來說，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隨著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戰亂的普通百姓和權力失落的前朝貴族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係，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的遷徙地和避難所。

3.英國、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南洋，正處於加速開發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先後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如馬來西亞最大的一個州——砂拉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國王 )二世執政時期，就頒布過一個特別通告：給移民足夠的免費土地種植，政府提供臨時住屋安置移民；免費供給大米和食鹽一年；提供交通運輸工具，建立警察局保護華人安全，華人可永久居住在砂拉越等。這樣的政策對於中國國內流離失所、喪失土地的無業流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這個時候，或攜妻帶子，或孤身一人，漂洋過海來到南洋。

4.從文化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願意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靜生活。要做一個離家的遊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與開拓，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中國與東南亞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的漢代。據《史記》、《漢書·地理志》等文獻記載，公元1世紀左右，中國就與緬甸、越南等國互有來往。唐代時，移民人數開始增多，他們被當地人稱為“唐人”。不過，中國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清時期才越走越寬。

大量的華人湧入東南亞后，對當地的生產、生活以及經濟建設，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許多華人在僑居國從事商業活動，負責管理海外貿易，收購當地土特產，銷售該國貨物，從而形成一個溝通中國與海外貿易的商業網路。這些人也多為當地政府所倚重，暹羅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沒有華僑，宮廷什麼買賣也做不成”。另一方面，還有相當一部分華人從事手工業，烤麵包師、裁縫、鞋匠、金匠、銀匠、雕刻師、鎖匠、畫家、泥水匠、織工，幾乎無所不包。從事農業、園藝和漁業的華僑人數也很多，他們同樣在當地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東南亞經濟發展過程中，工礦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在印尼加里曼丹，華人是當地金礦的唯一經營者。礦工人數最多時曾超過9萬，每年生產的金礦砂一般都在百萬盎司(1盎司等於 28.35克)以上。19世紀以前，馬來西亞的錫礦也幾乎全部是由華僑開發。現在當地許多被稱作“錫湖”的大型錫礦區，都是華僑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正是由於華僑的辛勤開採，馬來西亞的錫產量在很長一段時間佔據世界錫總產量的一大半。

“下南洋”的中國人，就這樣成了當地經濟開發的主力軍。他們的勤奮與努力，改變了所在國經濟落後的狀況。就連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咸也承認，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馬來諸邦之維持，專賴錫礦之稅入……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就今日之馬來半島。”“馬來政府及其人民，對於如此勤奮耐勞守法之華僑之謝意，非言語所可表達。”

華人在改變所在國的經濟狀況的同時，很多人也徹底改變了自己與家族的命運。東南亞華人，先後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百萬富豪、千萬富豪。

與此同時，東南亞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高。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前總理他信是華人。在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在馬來西亞，華人從政並取得成功，也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下南洋”成為堪與“闖關東”、“走西口”相媲力的重大歷史事件，同樣有“推-拉”合力的驅動。推力方面，“經濟壓迫”是最具有能量的“激素”。1935年中國太平洋學會對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調查顯示，因“經濟壓迫”而出洋者佔69.95%。拉力方面，英國、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南洋，正處於加速開發中，勞動力的需求量旺，供不應求，就業機會正多。而且，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甚至採取了“最吸引人的條件”，如馬來西亞最大的一個州砂拉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國王)二世執政時期，就頒布了一個特別通告：給移植者足夠的免費土地種植；政府提供臨時住屋安置移植者；免費供給大米和食鹽一年；提供交通運輸工具；建立警察局保護華人安全；華人可永久居住在砂拉越。這對無業失業的流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不少流民“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了。

對流入地來說，華工一直是南洋開發的生力軍，他們是廉價的用之不竭的勞動力資源。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咸說，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馬來諸邦之維持，專賴錫礦之稅入。……作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繼續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成今日之馬來半島馬來政府及其人民，對於此勤奮耐勞守法之華僑之謝意，非言語所可表達。”(李長傅：《中國殖民史》)

“下南洋”的流民運動，對流出地同樣發生深刻影響，它對緩解“經濟壓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劍雄等先生所著《簡明中國移民史》中，有一個簡單的計算：從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閩、粵兩省輸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萬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長，緩解當地的人口壓力，至少可以減弱由此而引發的社會振蕩。

華工通過艱苦創業，積累了大量資本。他們把資金投向近代工商業，又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轉型。如中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繼昌隆繅絲廠，就是僑商陳啟沅創辦的。中國第一家民族火柴廠——巧明火柴廠，由僑商衛省軒創設。據統計，從1862到1949年，華僑僅在廣東、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資企業數即達25510家。

“下南洋”與“闖關東”“走西口”，被並稱為近代中國的三次移民潮。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代。從漢朝到明清時期，每當新老政權交替之時，不堪戰亂的百姓與沒落的權貴都會紛紛移居海外，東南亞因為易於到達而成為中國移民出國的首選之地。

如今，中國人的腳步已經遍及全世界。而海外華人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就是東南亞華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就是幾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荊斬棘的開拓者的後代。據不完全統計，印尼兩億人口中，約一千萬是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六百萬。泰國六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二千萬，佔了將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萬人，華人約佔75%，是海外華人占所在國人口總數比例最高的一個國家。

華人在改變所在國的經濟狀況的同時，很多人也徹底改變了自己與家族的命運。東南亞華人，先後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百萬富豪、千萬富豪。

與此同時，東南亞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高。印尼總統瓦希德曾向媒體承認自己有華人血統，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前總理他信是華人。在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在馬來西亞，華人從政並取得成功，也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從文化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願意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靜生活。要做一個離家的遊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與開拓，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鴉片戰爭后，近代中國人下南洋則是為了改變個人或家族的命運。當時英荷殖民統治下的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推出了許多優惠政策，比如給移民免費土地、臨時住所、交通工具，甚至免費的食物，許多中國人，尤其是華南各省的老百姓，或拖家帶口，或單身一人，滿懷著希望與夢想來到南洋。

(位於山西朔州右玉縣的殺虎口是“走西口”的“西口”之一。殺虎口不僅是通往蒙古，還是通往俄羅斯的重要商道。走出殺虎口，晉商們就迎來了一片新天地。)

南洋是明清民時期稱呼東南亞較深區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及其水向型附近區域（一是南亞的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印度海岸，而阿拉伯海西岸屬西洋了；二是印尼東方的澳洲北部即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三是菲律賓群島以東的帛琉群島等西太平洋群島）。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當今東盟十國在內的廣大區域，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也包括中南半島沿海、馬來半島等地。而廣義的南洋還包含當今的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諸島。

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來自全國大部省份，但福建、廣東人佔據大多數（95%以上），這與其地理、人文因素及有關係。閩、粵兩省海岸曲折，老百姓與海相習，這是內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兩省距離南洋較近，往返方便，路近費省，較去拉美等地更具“可選擇性”。

1.西漢末年，一批漢儒學者、軍政官員數千人逃往越南；

2.南北朝時，五胡亂華，中原人士紛紛移居印度支那；

3.唐朝後期，黃巢襲擊廣州時，廣東人爭相逃往東南亞；

4.元滅南宋時，大批遺臣遺民也落難到此。

5.明末清初，大量的難民、被清兵打散的農民軍、抗清失敗的明軍余部以及不願侍奉清廷的明朝遺民，掀起了移民東南亞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將家眷3000餘人、戰船50餘艘到達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這塊地方因此被稱作“明鄉”。1659年，跟隨永曆帝流亡緬甸的官兵眷屬，有的逃亡暹羅(今泰國)，有的被安置在緬甸邊遠地方，今緬甸北部的桂家與敏家都是這些官兵的後裔。

歷史進入21世紀，中國人“下南洋”的腳步並沒有停止，但原因和動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今，中國人 的腳步已經遍及全世界。而海外華人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就是東南亞華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就是幾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荊斬棘的開拓者的後代。據不完全統計，印尼兩億人口中，約一千萬是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六百萬。泰國六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二千萬，佔了將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萬人，華人約佔75%，是海外華人占所在國人口總數比例最高的一個國家。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社會封閉、穩定，人們被安置於一個個固定地方，民間商業大體消亡、而且漁民沒有漁業自主權而不去深海冒險作業，民間百姓走南洋活動一度消失（因此也出現了南沙危機）。

改革開放后，外貿發展，人流自由，與南洋小複流，但南洋區域已從歐洲列強那裡獲得獨立、人口規模大了、又社會穩定，因此華人移民只是個別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