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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調陽
明代官員
呂調陽(1516 —1580),廣西桂林人,一說祖籍大冶市茅潭港呂家村(今屬陳貴鎮),字和卿,號豫所,謚文簡。明朝後期名臣,歷仕嘉靖、隆慶、萬曆三朝,以廉正聞於朝野。
自幼聰穎,刻苦攻讀。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廷試高中一甲榜眼,初授翰林院編修,后歷任國子監祭酒、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內閣次輔,加封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建極殿大學士、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少傅、光祿大夫、柱國等,死後贈太保,謚“文簡”。
教育監生時,注重言傳身教,先德而後藝;為穆宗帝講學,引經據古以規時政,深得朝廷敬重。萬曆二年,擔任會試主考官時,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落榜。能文能詩,古雅淳厚。
萬曆六年(1578)秋,因病辭官歸鄉。卒於桂林,葬北郊獅子嶺。
呂調陽(1516年~1580年)
萬曆元年(1573),受張居正的舉薦,呂調陽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協助首輔張居正進行改革,以穩重不爭受到神宗的器重。先後加官晉銜,直到他去世,官銜已為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
呂調陽十分注重道德修養,性尤淡泊。身上穿的雖是蟒玉之服,為了潔凈也經常洗滌。每次為穆宗侍講經筵之前,他必先作齋戒沐浴,以示虔誠肅穆,講解時引經據典,切規時政,從不故弄玄虛,誇誇其淡。
呂調陽深諳大明朝典章禮儀,加入內閣后,成為國家重大事務的禮儀主持人之一。“若大喪,若大婚,若崇祭,若薦號,若降夷、受俘,諸臣儀曠典事,咸籍公相成以當上心。”
呂調陽身處腐敗官場,而始終保持一身正氣,“門無私謁”。他為國家辦事,有成績從不炫耀,也不願意聽別人對他歌功頌德。“所樹惟恐見知,所急惟恐見德,”“人故無所藉以頌公”。他去世后,張居正認為他就是當代的丙吉(西漢丞相,以寬鬆和諧,自己有貢獻而噤口不說)稱讚他“公質行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在漢丙吉,今也則公”。
呂調陽在明王朝沒落的官場之中,是一個不倒翁,他歷仕三朝,職務只升不降。他在發跡的嘉靖年間,有大奸臣嚴嵩父子柄權,呂調陽卻能鶴立雞群,不隨浮沉,靠的是持正不偏,不脅肩諂媚,靠的是自己手腳乾淨,嚴嵩也曾想拉攏他,但他“固謝不往”。萬曆年間,內閣高拱與張居正間的鬥爭也十分激烈,但呂調陽輔佐張居正改革而不為政敵所忌刻,他先於張居正致仕還鄉,急流勇退,從而避免了張居正死後被政敵攻訐而遭受的抄家之禍。所以後人論述這段明史,說呂調陽是“識時務的俊傑。”做到了“律呂調陽”。
呂調陽的著作很少,除與張居正合編《帝鑒圖說》外,並纂修嘉靖、隆慶兩朝實錄(《世宗實錄》、《穆宗實錄》)。隆慶六年(1572年)九月,張居正請修《穆宗實錄》,神宗允准,命成國公朱希忠為監修官,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為總裁官,至萬曆二年(1574年)修成。萬曆四年六月,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合疏奏請開館續修會典。是月神宗敕諭內閣,擇日開館。此典籍修至萬曆十三年完稿,至十五年二月上表進書,前後十餘年,纂成萬曆《明會典》二百二十八卷。
另外,他撰有《佛塔寺碑》、《全州建庫樓記》、《勘定古田序》、《奉國中尉約畲墓誌銘》等碑。他偶爾也作詩,據稱“為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模擬”,可惜不見流傳。
呂調陽於《明史》無傳,但張居正曾為他撰寫墓誌銘,記載其生平事迹,“我銘貞石,以著朴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