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鑒圖說

明代託孤老臣，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專門為小皇帝朱翊鈞編寫的《帝鑒圖說》，希望他以史為鑒，勵精圖治，做一個聖君。

書成於隆慶六年，取唐太宗“以古為鑒”之語名之曰《帝鑒圖說》，書中所載，皆史冊所有。時明神宗方在沖齡，語取易曉，實為古代帝王之啟蒙讀物。此清中期重刻本。內刻插圖一百一十七幅，圖繪、線條尚佳。

《帝鑒圖說》分為上下兩部--上部題名為《聖哲芳規》，編錄上自堯舜；下止唐宋共23個古代帝王的“其善為可法者”事迹共81則；下部題名為《狂愚覆轍》，共錄三代以下共20個帝王的“惡可為戒者”劣行共36則。《周易》稱九為陽爻、六為陰爻，這上下兩部書在選取事例時分別以九九八十一或六六三十六為數，用以區分善惡，暗合《易經》，可謂用心良苦。

對於所取事例，每一則還有一個標題，標題全部以四個字為限。如對漢高祖劉邦，就有“入關約法”、“任用三傑”等；對唐太宗李世民，則有“撤殿營居”、敬賢懷鷂”、“弘文開館”、“面斥佞臣”等；對秦始皇贏政，即為“遣使求仙”、“坑儒焚書”、“大營宮室”；對宋徽宗趙佶，即為“應奉花石”、“任用六賊”等。每一則事例都有情節、有人物，內容皆出自史籍，“記載未詳者，不敢採錄”，除引錄史籍之外，各篇還附有用當時的白話文寫的講釋，有的篇目後面還間或有一些簡短的評論文字。比如。在《聖哲芳規》第17則《卻千里馬》中，編撰者就在講釋漢文帝為什麼拒絕臣僚獻千里馬的動機時評論道：“夫千里馬是良馬也，文帝以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況其他珠玉寶貝、珍禽奇獸？不切於人主日用者，又豈足以動其心乎？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謂也。”其評論文字之深入淺出，言簡意深，由此可略見一斑。令人痛惜的是，朱翊鈞對張居正的這些諄諄教誨根本沒聽進耳，而是當這位“少師兼太子太師”一死，他便全面推翻張居正倡行的新政，從此晏處深宮，荒疏朝政，並公然傳索帑藏，成為明朝又一個昏庸透頂的帝王。

在《帝鑒圖說》中，圖畫部分佔有相當的份量，書中每一則事例都配著一幅畫，每幅畫都佔一整幅頁碼。有明一朝，繪畫藝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除了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之外，還出現了仇英、陳洪綬等著名人物畫家。《帝鑒圖說》的繪畫者雖未署名，但以其為御用圖書配畫的資格論，想必為一時之選。畫面上，以二維空間表現透視關係，線條流暢，造型生動，人物的表情、動態、服飾無不精心繪製，充分展示了當時繪畫藝術的超卓技藝。

明朝中葉，明世宗朱厚熜因喜神仙老道之術，齋醮不斷，政事荒廢，致使權奸嚴嵩擅權達17年之久。一時弄得兵備廢弛，帑藏耗竭，民不聊生，國勢日衰。公元 1566年，世宗崩駕，裕王朱載垕嗣位。朱載垕登基后，革除弊政，躬行節儉，任用大臣徐階、張居正等，刷新朝政，可惜在位僅6年，便一病不起。朱載垕去世時，他的第三個兒子、年僅十歲的朱翊鈞還是個不通世事的小孩子。這時候，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在宦官馮保的協助下，將內閣首輔、中極殿大學士高拱逐出朝廷，從而掌握了執掌中樞的大權。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今湖北沙市)人。嘉靖年間，張居正以翰林院編修，領國子監司業，進裕王邸講官。他進入仕途后，曾親眼目睹朝廷腐敗的種種黑暗，因而一旦身為內閣首輔大臣時，便一面主持政務，一面擔負起了教導幼年皇帝朱翊鈞的重任。

張居正主持編撰這部書的指導思想十分明確。即為“視其善者，取以為師”；“視其惡者，用以為戒”。其宗旨乃取唐太宗以古為鑒之意，“溯唐虞以迄漢、唐、宋理亂興衰、得失可為勸戒者，條其事百餘，各因事繪圖，系之說”，故題名為《帝鑒圖說》。由於它圖文並茂，便於激發少年皇帝閱讀的興趣。因而朱翊鈞一經觀賞，便愛不釋手，當時還吩咐史官，要把這件事載入史冊。“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

就在朱翊鈞即位的當年，張居正便指導講官馬自強等人，“採摭前代君人治跡”，編撰了一部書，用作指導朱翊鈞學習的教材。這部書的編撰者馬自強也是嘉靖進士，隆慶年間，常侍於穆宗朱載垕左右，值講經筵，是當時朝廷內一位滿腹經史、為人耿直的大臣。

參與這部專門教材編撰工作的，還有當時的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呂調陽也曾侍穆宗經筵，據史書記載，每當他入宮侍讀，必戒齋沐浴，“期以精誠悟主，往往援引經傳，列古義以規時政”。由於上述編撰人員都是飽學之士，因而本書的編輯班子是相當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