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四十七年

講述康熙四十七年所發生的歷史事件

紀事要聞


康熙帝垂淚廢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巡視塞外返京途中,在布爾哈蘇台地方,把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等召集到行宮前,流淚宣布廢除允礽太子位。當時,皇太子允礽跪在地上,康熙帝垂淚宣布他的罪狀,主要內容是:專擅威權,肆惡虐眾,將諸王大臣隨意捶撻;窮奢極欲,衣食所用已經超過皇帝標準,仍不滿足;恣取國庫錢財,遣人攔截蒙古等部入貢使者,搶奪進貢皇帝的物品;對親兄弟無情無意,對諸皇子不聞不問;結黨營私,窺伺皇位,探聽皇帝起居動向,企圖害死皇帝。康熙帝最後諭示大臣們說:不能讓這樣不孝不仁之人為國君,否則,國家必被敗壞,人民必遭塗炭。說畢,康熙帝痛哭倒地。在大臣們規勸下,他恢復常態,命文武官員發表意見。眾王公大臣都表現出非常難過,不敢多說一句話,只是連說皇上所見,非常英明。同日,康熙帝為了打擊允礽的政治勢力,下令將格爾芬、阿爾吉善、二格、蘇爾特、哈什太、薩爾邦阿等人立行正法,將杜默臣、阿進泰、蘇赫陳、倪雅漢等人充發盛京(今瀋陽),將允礽即行拘執。十六日,康熙帝回到北京,即把諸王、貝勒等副都統以上大臣召到午門內,宣諭拘禁太子允礽事情,康熙帝又親自撰寫祭文,在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廟、社稷,還把允礽轉移到咸安宮幽禁。二十四日,把此事頒告全國百姓知曉。
清廷儲位之爭加劇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廢除允礽太子位后,清廷的儲位之爭更加激烈。皇長子允禔認為康熙帝立嫡不成,必定立長,於是積極活動。但是,他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康熙帝察覺到他的野心后,立即宣布:允禔秉性躁急、愚頑,不可立為皇太子。允禔見自己奪儲無望,便向康熙帝推薦與自己關係密切的皇八子允禩,還利令智昏地奏請康熙帝殺掉允礽。這些使康熙帝認識到,如果允禔和允禩結成同黨謀取帝位,後果將不堪設想。於是,康熙帝採取了必要的防範措施。不久,發現允禔與一個會巫術的人有來往,企圖用巫術鎮魔允礽;允礽母惠妃又向康熙帝奏稱允禔不孝。在這種情況下,康熙帝命革除允禔王爵,嚴加幽禁。皇長子允礽失勢以後,皇八子允禩勢力驟增。允禩精明能幹,黨羽多,聲勢大,在朝中也有一定威望。他積極活動,謀取太子位。但是,康熙帝很快也發現允禩有政治野心,特別是發現他署內務府總管事以後,到處拉攏人,博取虛名,甚至將皇帝所賜恩澤,歸功於己,侵欺皇權。於是,康熙帝又以交結黨羽,謀害允祁等罪名,將允禩鎖拿,交議政處審理,並革去貝勒爵位。在鎖拿允禩時,皇十四子允禵保奏允禩無謀害允祁之心,使康熙帝十分震怒,拔刀欲殺允禵,多虧皇五子允祺及時跪抱勸止,才避免了一場流血事件。儲位空虛,諸皇子奪儲之爭日加劇烈,康熙帝決定把缺位補上,以堵塞諸皇子爭儲之路。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復立允礽為皇太子;三月,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授皇太子以冊寶。
江蘇、浙江等地農民開展奪糧鬥爭
康熙四十七年(1708),王鴻緒上奏康熙帝,談及江、浙等地農民開展了奪糧鬥爭。奏疏中說:江浙去年旱災,蒙皇上蠲田租,發倉谷,截漕米,又全蠲四十七年地丁錢糧。但是,今年因米價稍貴,窮民未免艱難;又因近年官法廢弛,不軌之徒在內煽惑,遂有市井“奸民”但是率饑民吵鬧官府,打搶富家,一呼而集遂致數百人,官府一時無法。近日督撫俱在浙江審事,江寧省下崇官米不得法,遂致“奸民”聚眾搶奪米鋪三四十家,其餘江、浙各府州縣此類事件也屢有發生。至於各府州縣村鎮“奸民”聚眾,以米貴為名抄搶富家者更是不可勝數,而官府對此竟不過問,這是變亂髮生的重要原因。王鴻緒在奏疏中還建議,待今年收成過後,民情安定之時,再訪拿懲治各府州縣帶頭鬧事者,以警眾安民,只有這樣做,才能使百姓害怕國家法律的懲治,消滅將來有可能發生的變亂。

文化紀事


孫岳頒逝世
孫岳頒(1639-1708),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充佩文齋書畫譜總裁官。善書,受知聖祖,每有御制碑版必命書之。卒年七十。
《清文鑒》編成
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清文鑒》一書全部編成,總計二十一卷。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康熙帝就提出要編修一部滿文字書。當時,他對侍臣講述了編纂這樣一部書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恐怕後生滿洲子弟漸習漢語,竟忘滿語。且滿漢文義照字翻譯,很多可以通用,現今譯者尚知其意,後生子弟未必知此。康熙帝把編書的任務交給翰林院學士傅達禮,令他將滿語照漢文字彙發明,某字應如何用,集成一書,以有益於後學。在編修過程中,儒臣們分類排纂,每天繕稿進呈,康熙帝親自加以審訂,大到天字地理,小到名物象數,十二字母,五聲切音,全都包括在內。這樣,經過三十多年努力,《清文鑒》終於告成。康熙帝賜王以下、內外文武大臣各一部,並親自撰寫序言。兩年以後,康熙帝又命教習唐古特書的官員阿爾必特祜、乾清門侍衛拉錫,會同蒙古侍讀學士、中書等,編纂了《滿洲蒙古合壁清文鑒》,一邊寫滿洲字,一邊寫蒙古字。《清文鑒》的出版,雖然並未能將各地滿語方言全部釐定與統一,但是它保證了官方通行的書面滿語的規範與純正,不僅便利於當時的流通與應用,而且對後世亦有很大教益。
《平定朔漠方略》編成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初日,《平定朔漠方略》成書。該書始編於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初四日。當時,康熙帝召議政大臣、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學士等,示以北征噶爾丹機宜。諸臣敬閱畢,上奏:噶爾丹窮荒巨寇,煽惑群心。皇上為中外生民計,親統六師,遠涉絕漠,廟謨神算,百日之內,必奏凱旋。於是,翰林院掌院學士常書、張英奏請,將皇上征討噶爾丹所記言行編成書,即可垂於後世,也是一朝盛事。康熙帝允准,並正式命內閣、翰林院負責編撰。十二年以後,《平定朔漠方略》編成,康熙帝親寫序文,其中說:厄魯特蒙古噶爾丹賦性兇殘,中懷狡詐,戕賊其兄弟,兼并四部,蠶食鄰封,其勢日張,其志益侈。積寇一日不除,則疆圉一日不靖。《平定朔漠方略》總計四十八卷,溫達等奉敕編纂。記事起於康熙十六年六月,止於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主要載述清政府與厄魯特蒙古各部交往中康熙帝的上諭,以及有關材料,有些內容為清聖祖實錄所不載,是研究清朝前期清政府與厄魯特蒙古各部關係的重要史料。
《佩文齋書畫譜》修成
康熙四十七年(1708),《佩文齋書畫譜》一書修成。該書是孫岳頒、王原祁等人奉康熙帝敕命編纂。全書一百卷,其中論書十卷,論畫八卷,歷代帝王書二卷,書家傳二十三卷,畫家傳十四卷,無名氏書六卷,畫二卷,御制書畫跋一卷,歷代帝王書跋一卷,畫跋一卷,歷代名人書跋一卷,畫跋七卷,書辨證一卷,歷代鑒藏十卷。該書分門列目,考證精詳,所引書共一千八百四十四種,每個條目下均注出處,搜羅極為廣博,是關於論書畫、書畫家小傳和書畫題跋的巨著。

傳聞逸事


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二十日,朱三太子案結,有關人被處以不同刑罰。還是同年二月十三日,閩浙總督梁鼐密摺奏報“賊黨竄聚情形”,就談到為首者為一念和尚等,以朱三太子名義,安營於大嵐山,有眾一千餘人,現除擒斬五名外,已陸續拿獲八十餘名。當時李煦也密奏浙江“賊情”說嵊縣人張念一、張念二為首,以施爾遠為軍師,“煽惑民心”,糾眾百餘在慈溪縣羊角殿,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官兵五十餘人進剿,千總以下十餘人被殺,紹興府官兵再往剿,才把他們擊敗。已被捕獲的施爾遠等人供稱:在四明大嵐山有眾千餘,張念一、張念二即張君玉、張君錫,已在蘇州拿獲。十五日,浙江巡撫王然疏報拿獲大嵐山張念一、張念二等,康熙帝諭示張念一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速行追拿。三月實四日,梁鼐又以密摺奏報大嵐山情形,說派丁役扮作鄉民前往察訪,“走遍各山,細問土人,並無賊人屯聚處所,現今地方寧謐。”據查,張念一、張念二原系越獄逃犯,初時與葉天祥等六人結黨,漸有附合者百餘人。先在嵊縣、慈溪等處行劫,繼至陽覺殿分贓,千總婁汝初等帶兵往捕,被傷致死。后因官兵追拿,分散逃匿。張念一與其黨十五人逃至蘇州被獲。據供同夥者九十六人,今已拿獲八十五名。不久,梁鼐再次密奏大嵐山情形,說張念一等與江蘇太倉“奸僧”一念似屬兩伙,為託名煽惑計,總以朱三為名。據查朱三改名何誠,有子六人,第三子已死,因緝拿太緊,婦女六口已自縊,第五、六子及孫一人已被捕獲,朱三與其長子朱堯、四子朱壬在逃。閏三月十二日,曹寅密報浙江審張念一情形:所稱朱三太子,不過借端煽惑,恐嚇愚民,一時受刑,細問總屬不符。一念和尚與張念一等實非同黨。四月十二日,山東巡撫趙世顯咨報緝獲改名王老先生的朱三太子。據供,此朱三太子年七十五歲,是明朝後裔,名叫慈煥,排行第四。有子六人,第三子已死,其餘均被拿獲。妻、妾、兒媳各一,女三,均已自縊,康熙帝諭示:朱三是明代宗室,解往浙江議處。六月二十日,清政府審結朱三太子案及大嵐山案。將朱三即王士元及其子朱壬等解至京城,問明正法。浙江案犯內張念一、張念二等七凌遲處死,朱兆琦等二十二人立斬,其餘二十六人連同妻子發往寧古塔。十月初五日,朱三即王士元父子六人解至京城。朱三供認他真是明朝崇禎帝第四子,九卿等以為明崇禎帝第四子已於崇禎十七年前身故,又傳喚明代老年太監均不認識,便以明系假冒,將朱三即王士元凌遲處死,其子五人俱處斬。
張英居官有“安心之法”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張英病逝,終年七十二歲。張英,字敦復,又字夢敦,號樂圃,江南桐城(今安徽省桐城縣)人。他於康熙二年中舉,康熙六年考取第二甲第四名進士,改授內弘文院庶吉士。張英在朝任職期間,曾隨侍康熙帝達二十餘年,是清初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張英在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期間,正職是禮部尚書。當時,正是烏蘭布通之役后,康熙帝舅父、一等公佟國綱在平定噶爾丹叛亂的烏蘭布通戰役中陣亡。康熙帝非常痛心,務求隆重祭葬。但編修楊暄撰寫的佟國綱祭文被康熙帝斥為極其悖謬,下令嚴懲楊暄,以懲戒將來。張英也因未能詳審祭文而被革去禮部尚書,直到兩年以後才官復原職。然而,不及兩年,張英又因教習庶吉士之誤而被連降三級。儘管康熙帝認為張英與那些言行相悖的假道學有很大不同,並且後來仍命他任教習,但是,張英卻經過幾次波折之後,總結了一套“安心之法”。他經常以白酒一杯、清琴一曲聊以自慰,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在衙門裡,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也不留滯於事後。就這樣,張英克服了往日形神交困的狀態,終於又成為康熙帝十分信任的大臣之一。他升任為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平定朔漠方略》一書的總裁官。張英不僅是康熙朝的名臣,而且一生寫了許多書,主要有《周易衷論》、《易經衷論》、《書經衷論》、《存誠堂詩集》等。康熙帝得知張英逝世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賜祭葬加等,謚號文端。
熊賜履在朝任職四十年
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二十八日,熊賜履病死於金陵(今南京),終年七十五歲。熊賜履,字敬修,號素九,湖廣孝昌(今湖北孝感)人。他二十四歲成進士,三十七歲升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任康熙皇帝的經筵講官,四十一歲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提倡程、朱理學,被稱為清初的“理學大臣”。熊賜履任秘書院侍讀時,曾應詔上萬言書,對民情吏、朝政得失等侃侃而論,直陳己見,因而在政治上嶄露頭角,為康熙帝所重視。在充任經筵講官期間,康熙帝虛心學習,有疑必問,努力探求治國安民之道,熊賜履則是有問必答,耐心講解,還經常結合國計民生、用人行政等問題,以問答奏對形式,將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灌輸給康熙帝。熊賜履還就國家大勢向康熙帝提出自己見解,認為當務之急是與民休息,務使家給人足,安居樂業;而河工為國家大役,潰決頻繁,長此不治,最為可慮。康熙帝對此深表讚許,平定三藩之後,立即著手治河。熊賜履還就用人行政向康熙帝提出:為政在人,人存政舉,從來沒有無弊之法。得其人,變化因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雖有典謨官禮,也難盡善。此外,在修身明德,格物致知、人性善惡、知行關係、經權文義等方面,熊賜履也經常和康熙帝研究討論,對康熙帝治理國家有極大啟發。熊賜履生平酷愛藏書。他在金陵居住期間,利用金陵書籍甲天下的有利條件,竭力購求,總計得書十萬餘卷。特意築屋五間,用來藏書,名為“下學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