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

民國年間被稱為“四大家族”的具體代表人物指的是，習，指的是習自誠；王，指的是 王筱貞；李，指的是李達三；賴，指的是 賴敬庵。習是搞軍事政治的，王是搞文化教育的，而李是搞商業發家后與官合資和獨資搞工商業的，而賴是自始至終搞商業的。雖然被稱為麗江“四大家族”的年代還不那麼久遠，但也有人張冠李戴。我曾請人寫篇“四大家族”的史料，但都心有餘悸而得不到稿子，甚至有人對我說，王，指是從石鼓發跡後到古城光義街新院巷與現文巷之間，起了高深的四合大院的 王少萱。我便信以為真，便被親戚和老一輩人奚落了一通。因而就覺得寫一篇麗江“四大家族”文章，是非常必要的。

習自誠（ 1896-1954）， 1909年 12歲時，考入雲南講武堂丙班第二隊，因參加著名的雲南“重九起義”需要，於 1911 年提前畢業。也就是說他是參加過辛亥革命數以幾千計的納西將士之一。

在軍閥混戰中，參加了雲、貴、川、廣的護法、靖國、建國的爭戰，從滇軍的小排長一步步升到團長、蒙自鎮守使兼滇東南邊防督辦參謀長、陸軍軍械局少將局長。

1928年退離軍職后，不甘寂寞的他，在昆明從事紡織業。 1930年 34歲時，回到了麗江古城家中。經地方紳士推薦，成為主持麗江團務工作的總團副長。從安定地方的大局作想，能文能武的他，培養了一批能帶兵打戰的各地兵團頭目，從而在地方上建立了威信。人們稱呼他“習團長”。 1934年，便被推選為麗江縣參議長。

1936年，紅軍經過麗江之前，縣長王鳳瑞接到在麗江修築工事防堵紅軍的省府之命，便找習自誠問怎麼辦？習自誠曾經歷過十幾年的軍閥混戰，深知戰爭給地方人民帶來的災難。他一直主張保一方平安是最大的事，就對楊縣長說：“紅軍只是路過麗江，絕不能與他們在麗江交戰，應當好好地迎送他們。”

對習自誠言聽計從的王鳳瑞，為應付省府防堵之命明修了兩個碉堡，暗叫商會做好各商家拿錢物迎送的準備，叫各村負責人做好接待等工作，甚至得知紅軍到麗江的那天早上，楊縣長在四方街向召集來的古城市民作了要去歡迎路過麗江的紅軍的講話。因此紅軍在麗江得到納西群眾的迎送。

1938年，正當抗日戰爭時期，麗江石鼓和中甸兩岸發生了利用宗教發起的“皇軍暴動”。據說對麗江納西人民傷害較大。習自誠認為這是國共合作、全國人民一致抗日之時不應發生的動亂。主張麗江民團前往鎮壓與中甸汪學鼎聯合的暴動。暴動之日汪學鼎變故。 “當事態發展到金沙江兩岸妻離子散，民不聊生之際，習自誠先生挺身而出，用（大研）城內捐集的萬餘元救濟款到石鼓一帶，親臨受災區鄉慰問安撫，發放救濟款救濟難民，贏得人民讚賞……”

1946年，孫致和在雲大讀書時，領導學生運動而遭到民國雲南省政府的逮捕，當他逃回麗江時，縣長接到上面抓捕密令后，與習自誠商量有關事宜時，習考慮到會使麗江學生反感而引起動亂，便說：“只不過是無知的青年而也，不關大局……”從而使新中國成立后首任中甸縣長的孫致和轉危為安。

1947年，趙蔚佰、江茂堂為頭組織了文峰社，李烈三、鮑品良組織了雪山社，李群雄、李群秀組織了崇新社。一時在麗江自立山頭，自稱為雄，相互爭鬥，發生事端。當縣長伙心從、保安團長魯其昌決定取締 3個社團，停止其活動時。習自誠得知后，就去為 3個社團向兩位說情。並讓 3社為麗江的安定而不要再去爭鬥。習自誠便成為左右 3個社團的人物，並在永勝羅瑛企圖進犯麗江時，便用社團的武裝到金沙江邊進行防守。

1948年 10月初，麗江發生全圓券事件，是軍紀不嚴的團管區與麗江民眾之間長期積累下來矛盾的激化。在目中無人的團管區司令郝標文變本加厲的情況下，習自誠憑著自己在地方上的威信，暗中讓商會罷市 3日，並以電文將麗江罷市之事告到省政府，使得在麗江不可一世的郝標文走投無路，星夜逃出麗江。最後以軍法處之。

同年 10月底，縣長伙心從任職期滿，鑒於習自誠在地方的威信，雲南省主席便委任習自誠為麗江縣長，成為“改土歸流”后第一任納西族麗江縣長。 1949年 5月省行政區督察專員史華被驅出麗江而在七河麗鶴交界處自殺身亡。便任命習自誠為雲南省第十行政區督察專員兼麗江縣長。習自誠便成了掌握地方軍政大權的人物。

就在掌握麗江軍政大權的時候，審時度勢的習自誠，以保境平安為己任，竭力反對在大研古城及麗江發生戰火，選擇了一條大勢所趨，眾望所歸的“還政於民”的路子，把麗江的軍政權交給中國共產黨，麗江便於 1949年 7月 1日不放一槍一彈宣布和平解放。在宣布和平解放前兩天夜晚 12時，習自誠卧床寫了先後與滇西北工委書記黃平及麗江縣委書記楊尚志、副書記和萬寶交談后，如何“將整個軍政權交出”，使麗江社會“直接變革”的“備忘錄”：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滇西北主持人黃平先生二次到麗（前次到麗晤面未及詳談），二十八日至舍（習家）早餐（囑和集柑 <習自誠女婿，時稱“和民主” >把人約來），楊尚志同來晤談甚洽。餐畢，楊先去，黃（平）獨留商目前應取方式，今後之措施。解釋彼此間種種誤會。並詢（問）對楊尚志、和萬寶等幹部之印象，能否勝改革之任，余對和、楊幹練有為，深加讚許。對所提之方式三項：（ 1）仍維持兩面性政權，政治仍由余（習）負責。（ 2）照廣東吳奇偉鮮明旗幟，舉義獨立。（ 3）暫行隱退，一切交伊（他）等負責。

至（於）余對革命之貢獻（黃平說），當詳報上級以後酬功，余遜謝不遑，惟答以三項，俟加考慮，當於晚間與和萬寶再行商決，黃乃辭去。

晚八時，集柑偕萬寶到來，集柑即離去。余與萬寶商談兩小時以上，就上（黃平）所提三項方式，加以研討。

余認為第一種方式不易長久維持。第二種方式雖好，余亦敢於照樣做去，並無多大顧慮。惟須就所處地位實力與事先準備充分與否？至於如何進行等審慎思考方且得一義舉美名，無補實際，余雅不欲為。第三種方式余認為在舊政權下，既不易為人民大眾謀幸福，則不如直接變革為佳，所最關心注意者，地方治安秩序不亂之原則下，進行變革，使人民不受驚擾，社會不致傷害，余雖將軍政權整個交出，亦所不惜。萬寶既決定第三種方式，伊等對地方秩序安寧之關心當不亞於（習）縣長，必盡照尊意維持，決不使有所擾害，並對余申誠意一再鄭重說明，對余以往一切保證，決（絕）對尊重。並說：“我們說話一句算一句，我們不是政治騙子，不是政治流氓，照佛家說等於設誓，以往已建立統戰關係，需要何種保證，可多多提出，更可提出許多條件，不必懷疑顧慮”。

復談及家況，回憶及先父（習彥卿，為副榜、中醫）勤勞一生，念及老母風燭殘年，殊多感慨，幾至淚下，兒輩則成龍成蛇，不願顧及了。再提到個人在地方任事日久，退職后出處問題，萬寶即言：我等同樣有父母，凡所顧及者均在情理之中，且縣長家庭狀況我等甚為明了，僅系中產人家。我願對府上老小面加勸慰解說，不必驚恐。至於個人退職后或再出遊，或在家休養，均無不可。惟以在家較好。總之，可想更妥善辦法，無須急亟顧慮。

余早決意使時局明朗化，只要地方能安然引入光明大道，圖作全縣有秩序之變革，共同接受新民主主義以從事建設，速解放民眾痛苦。更深信有志前進分子如萬寶、尚志等，必能實踐諾言，永久尊重對地方對個人之一切保證。雖解職退隱，亦無憾。我決定於次日起將軍政權陸續交出，毫不猶豫。

十一時許，萬寶辭去。因關係重要，隨記之以備遺忘。

7月 1日，黃平在民主廣場宣布麗江和平解放。“深知全世趨向民主”並非常相信和萬寶的習自誠的《告（麗江）各界同胞書》中說： ……客歲（過去）因身欠佳，退休在家，不意忽有政府委長本縣之令……再辭不獲，惟桑梓（地方）關係遂毅就職。十月於茲，中經諸多波折，如華（坪）、永（勝）、鶴（慶）等事件發生，諸承各方人士之互助與全縣同胞之團結一致，幸能達成保境安民之目的。私衷竊慰。惟當時深知全世趨向民主，除舊布新，勢所必須。故直接間接，多方與吾麗有識之士、前進青年，力謀靜中求變之策略，凡力之所能及，無不儘力贊助，予以便利，使得速成。

所幸吾麗有志青年，前進分子均能高瞻遠矚，周顧大體，始有不流一滴血，不發一粒子彈，安然達成真正新民主主義實現之今日！實屬空前盛舉，誠不勝喜慶之至！今日六月三十日止，將蔣介石政府系統下的縣行政權，自即日解散，還政於民！……。

在新政權建立一個月後，正是麗江政務委員會開支浩大之時，習自誠又將自己的私有財產通過他最信任的麗江前進青年和萬寶捐獻給政委會，也從經濟上支持新的政權並“以資倡導”。

萬寶仁弟：現值解放期間著重地方生產建設，願將誠前獨資或合資創辦之生產事業數項，捐獻與縣，以資倡導。茲將所辦事業種類及所在地開列於後：

1、在黑白水地面之氂牛場，系獨資購辦，交由吉康、和包二人分養，立有字約。

2、金龍鄉七十丘雪濤齋習記紙廠，地面建築、設備、原料及在廠成品全部在內，此廠系與家庭弟兄、當地二三人士合營，本人資本約佔十分之八，其中弟兄資本亦願同時捐獻。

3、茨滿村梨園及昆連空地一大塊，系獨資購獲。

4、石鼓堵截金江支流新產田地，系與股友十餘人投資經營，本人餘下分獲的二十餘畝，單獨提出捐獻。

除右四項外，並願將本人購置坐落四方街頭科貢坊右側鋪面一間，同時捐獻以作地方之用。其應辦一切交待手續已囑由和佛果（集柑）、習家麟辦理。八月一號起，請由政委會派員分別接收為盼！專此即祝

公安！習自誠七月三十一日不幸的是，退職在家的習自誠， 1950年底出席了雲南省第一屆各族各界代表大會後， 1951年初在昆明被捕，並押回麗江監獄。

1954年，經過 3年的監獄“生活”，使年近花甲的習自誠一身病痛，奄奄一息時才保釋到家中，第二天便與世長辭…… 所幸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習自誠得以平反，肯定了他在麗江和平解放中的重大貢獻，同時因不放一槍一彈而對大研古城也起到了保護作用。

麗江四大家族“習王李賴”中的“王”，指的是曾在省內外兩地任過縣長的當時的教育局長王筱貞。這是我經過鬧出笑話才明確的。

我曾請人寫“四大家族”的史料，但始終找不到一個作者，我便只有求人不如求自己。“習李賴”資料早已掌握，“王”的資料，在我有心了解時，單位的同事提供給我從石鼓發跡后遷居到當市洛（新院巷）和見洛過（現雲閣）之間的商家王少萱，得知他們的後人住在忠義村原為他們商號馬房的舊址上新建的院子，我便找到他家，請他們寫一篇他家商號是如何從王少萱手中發展起來的資料。在回來的路上碰見一位常給我提供資料的老人，便把此事說給他，他說，你還是去問你女人家的老人吧。我一下明白他話中之話，便去問健在的老岳母。才知道我找的“王”，說的是我的岳祖父王筱貞。我的臉刷的一下紅到脖子。才想到“賴”與“王”的聯姻。當然王少萱家從大研古城下到石鼓，又從商發跡后，抗戰中期回到古城的史料是珍貴的，但我一直沒有得到而感到遺憾。

王筱貞（ 1888-1945），出生在大研古城百歲坊。其父考取貢生后，在家辦私塾，教學之餘便作畫彈琴，有本在昆明石印畫集存世。作為長子的王筱貞，得到其父的精心培養， 6歲便入私塾，天資聰慧的他， 12歲便把“四書五經”等背得滾瓜爛熟。

13歲，參加麗江府童生考試，取得第一名，成了特別重視漢文化教育的大研古城的美談。第二年，也就是 14歲便考取秀才第二名。隨著廢除科舉制，就沒了“學而優則仕”的路子。辛亥革命后，提倡實業教育，王筱貞便考取昆明省立蠶桑學校。只要是那塊料，就不管新學舊學。王筱貞通過努力，取得了好成績，畢業后，被分配到省政府任文書工作。因他工作勤奮，練就了一手寫文章的功底，不到兩年時間，便被破格提拔為“雲南省苴卻行政公署”主管，後任雲南永仁縣長。在滇桂戰爭中，得到駐守廣州滇軍軍長趙成梁的賞識，先在政府任秘書工作，後任廣東始興縣長。滇軍失利后，他便到越南，被任命為籌餉局長，為滇軍做撤退的後勤工作。 1926年，當王筱貞 38歲的時候，因在滇軍的惟一同胞弟才 30歲，便在 1921年的滇桂戰爭中身亡，年邁的父母需要他照料，加之讀書人出生的他厭惡長久的軍閥混戰，便罷甲回到世外桃源般的故鄉，在省立中學任國文教師。

在中學任教 10年後， 1937年任麗江縣教育局長，為和志堅的繼任者。王筱貞任教育局長時期，正是抗戰時期，由於麗江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了印度到昆明等國內的國際商品貿易中轉站及集散地，大研古城被稱為“小上海”，便成了麗江商業的黃金時代，也成了教育文化的黃金時代。當時麗江縣的小學教育有較大發展，但女師力量薄弱，為此，在他任職期間，也就是 1940年 1月，創辦了為加強民族女子文化教育及師資力量為目的的女子師範簡易班，學期 3年，招收了 48名女生，除 6人外，全部是納西族女生，由王筱貞兼任主管。

為提高地方民族文化教育水平及民族素質， 1941年通過向社會募捐集資，尤其是大研商家（如大商家李達三捐 196畝田地作為學校經費），在教育局旁邊的玉皇閣創辦了富有特色的縣立中學，當年先後招收兩個班，共 74名學生。 1942年 8月學生已有近 200人（包括女師班）而教室明顯不足，又向商家等募捐資金，把一層平房的三清殿改建成 2層 4個教室的樓房。 1943年 2 月離任，由西南聯大教育系畢業的李覺民繼任。

總之，縣立中學從 1941年創辦到建立新中國劃上句號，辦了 9年，共招收初中學生 700多個， 18個班（包括 1個女師班、 2個簡師班， 1個商業班）。可見創辦女師班和縣立中學對培訓麗江民族人才的作用。而特顯作用的是建立新中國后，除少部分因化分階級而被打擊外，其餘絕大多數成為麗江縣和邊 4縣：中甸、維西、瀘水、福貢的幹部、教師等。這就是麗江縣立中學校的功勞。當然比之當時麗江的國立師範、省立中學是有所差距的，因為級別不同及辦校的歷史年限不同，是自然的。

在文化方面， 1941年，和柳、張星澤等 8人在教育局的民眾教育館創辦了《大眾壁報》社，出了 20期后，改為《麗江周報》，出了 50多期，在社會各界引起極大反響。並引起麗江周邊各縣的注意。

1945年王筱貞因病在文智村新院家中去世。因是“習王李賴”之一，舉行了麗江各個單位、各界人士、省立中學、縣立中學師生等參加的極其隆重的追悼會。

值得一提的是， 1938年 12月，得知到麗江考察的中國古建築學家劉敦楨住在旅店時，王筱貞馬上將他接到教育局，安排食宿，並派人跟隨他去白沙等地考察明代麗江古建築，及清代建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