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腔

具體表現為：（1）不顧目的語的語言規範（特別是語序規範）和慣用法（特別是詞語搭配）；（2）不顧目的語的語境，生搬硬套原語的句式、詞義和用語習慣（特別是漢語虛詞和外語中的代詞及形態結構詞）；（3）不顧目的語的語境，生搬硬套原語在語言文字結構形式及修辭手法上的設計與安排；（4）不顧目地語的文化形態、民族心理、接受者心理，生搬硬套或不求甚解地引進外域文化；（5）不顧社會功能及效果，承襲原語風格。

作家三盅認為：“面對翻譯腔、翻譯范、翻譯體（translationese），我們實在不該遷怒於譯者留下的bug，而應該到比較文學里尋找答案。尤其當那些被我們寄予厚望的著作百讀不通時，我們甚至應當自力更生去對照原文，也許我們最終發現難以找到更佳解決方案。那就對了，罪過其實不在翻譯本身。有標準即有謬誤，不同的文字和表述習慣難有一一對應的字集，何況文字的背後是意識形態與文化背景，若僅讀文字，相當於你對那部著作根本一無所知。但有一點必須拎出來強調，在不涉及域外文化的日常表述中，我們的確該堤防translationese的泛濫，它作為一個不穩定的中間體，對母語體系具有不容小覷的殺傷力，尤其是當民族自卑感仍然大行其道及崇洋情結尚未被徹底剷除之前！當然，我們不宜因翻譯腔現象而懷疑文學翻譯的價值，畢竟由來已久，同樣可視其為一種習慣。但也同樣不宜僅憑徐志摩一個傳神的翡冷翠就去肯定大多數。有人說，translationese最初出現在我們兒時的老譯製片中那會，接受度還是蠻高的。只能這麼說，這麼多年來，translationese也在與時俱進，假若僅僅停留在語言習慣上，那是相當易於辨認的，比如你在與老友交流時絕不會這麼說，‘這太可怕了，我發誓你絕對難以想象當時的情景。’而會這麼說，‘尼瑪老子當時就驚呆了。’但這僅僅是口語化的表述，而在於那些見諸報端的觀點性論述中，近年則衍生出更多更為做作的語態，越來越多不準確的辭彙與句式登堂入室……由此可見，翻譯腔雖然只是一種過渡性文化現象，卻會長期存在下去。”

翻譯腔對漢語美感的傷害很大。首先，漢語被固定化了。漢語本是非形態語言，漢字在文章聖手的筆下，如同琴鍵在出色鋼琴家的指端，可以做到信手一拂，玉音錚錚，千變萬化，動心悅耳。這是由於漢字組句的靈活，但是翻譯腔中各種附加成分一起套在句子里，語序平直，千篇一律，漢語一下子不靈活了、笨重了、獃滯了，像一隻穿花亂飛的蝴蝶，變成了緣檐結網的蜘蛛。其次，漢語被稀釋了。漢語的一大長處就是其凝練有力，這是由意義之密集、節奏之緊湊、排列之整齊、聲韻之美妙結合而成的，而翻譯腔則是句子超長，意義單一限定，節奏松垮，排列七零八落，音韻之美更是無從提起。打個比方，漢語是一個緊張的彈簧，越是擠壓，彈力越大，而一旦將其拉得過長，失去彈性，力道全失。再次，漢語被抽象化了。漢語的具象性是它的一個重要特色與傾向，即不光漢語的字詞本身多取具體事物及其特點，人們說話寫作的時候也愛用多重形象來表達，於是漢語中充滿了隱喻性和多義性，雖不精密，但是含蓄蘊藉、親切有味。而由於科學態度的確立，人們必須儘可能地選擇含義明確卻較為抽象的語彙表達自己，這就使漢語變得刻板、枯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範圍上說，由於翻譯腔的作用，漢語正在變成一種二流的、模仿性的語言，正在失去個性，失去感情和神采。拿這樣的語言進行文學創作，毫不忌諱地說，是一種不幸。僅憑這一點，我們對當下的文學創作，就不能評價過高，遑論問鼎諾貝爾文學獎了。

香港的學者思果先生曾不無擔憂地指出，翻譯腔不可小覷，已經直接影響到了創作。為了讓人們意識到“畸形歐化”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他故意用“譯文體”將《紅樓夢》加以改寫：“在看到她吐在地上的一口鮮血后，襲人就有了一種半截都冷了的感覺，當她想著往日常聽人家說，一個年輕人如果吐血，他的年月就不保了，以及縱然活了一個較長的生命，她也終是一個廢人的時候，她不覺就全灰了她的後來爭榮誇耀的一種雄心了。”

余光中附議說：“這樣作踐《紅樓夢》，使人笑完了之後，立刻又陷入深沉的悲哀。這種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譯文體，如果不能及時遏止，總有一天會喧賓奪主，到那時，中國的文壇恐怕就沒有一寸凈土了。”

“她用可憐巴巴的眼睛看著他，正在乞求著他的寬恕和原諒。”（P194）

“挑水的人們，用驚訝的目光打量他們。”（P295）

“春生和劉朴用騎牲口騎羅圈了的腿支撐著身體，挽扶著知縣。”（P295）

“他接過帽子，戴正在頭上。”（P295）

“而後輾轉數年，才得到了高密縣這個還算肥沃的缺。”（P290）

“馬嘶鳴著，揚起前蹄，將他傾倒在草地上。”（P290）

以上文句都出自著名作家莫言的《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一書。李建軍在《是大象，還是甲蟲——評<檀香刑>》（《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一文中認為，上述引文中有些字完全是多餘的。如“用……”短語，乃是對英語“with+器官”句式的模仿。作者似乎忘了中國人習慣上是不這麼表達的。至於“戴正在頭上”也是別彆扭扭，根本不如“接過帽子戴好”來得簡潔利索，更像中國話。李建軍在分析后得出結論，“長期以來，中國作家的漢語水平每況愈下，越來越令人擔憂。他們受那些拙劣的翻譯文體的影響，表達越來越啰嗦，歐化傾向越來越嚴重。莫言無疑是翻譯文體的受害者之一。他的《檀香刑》中的語言問題已經嚴重到令人吃驚的程度。”

陸谷孫主編的《英漢大詞典》把translationese翻譯成翻譯腔，並加以解釋，說明這是“表達不流暢、不地道的翻譯文體”和“佶屈聱牙的翻譯語言”。一般說來，翻譯腔的主要根源是譯者過多地受到語法條條框框及原語表達方式的影響和束縛，表現在譯出的語句不符合漢語語言習慣的表達方式，對原語摳得太死，譯文的用詞、句子的結構、修辭手段等採用逐詞逐句地死搬硬套。這樣譯出來的文章生硬、晦澀、費解，甚至不知所云。

有人以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參考消息》作為研究對象，系統研究過其中的翻譯腔現象，研究的結果很不樂觀，句序不符合漢語習慣、長定語、長狀語的情況，隨處可見，比如2006年5月5日的《參考消息》中有這樣一句譯文：“他說，掌握遊戲攻略比闖入軍事系統要難得多，儘管軍事系統理應是世界上防範最為嚴密的。”譯文完全不符合漢語的句序習慣，讀起來有邏輯錯亂的感覺。這句話的原文系《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2006年4月22日題為Breaking Into the US Citadel was Easier Than Child's Play一文中的一句話的：Mastering the tactics of Rome, he says,was a lot more difficult than gaining access to military systems that should be among the best-protected in the world. 顯然，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完全遵照原文的句序，沒有根據漢語習慣做調整，因此譯出了這樣一句翻譯腔十足的話。

長定語、長狀語是《參考消息》譯文的另一大問題。2006年4月19日的《參考消息》中有一句譯文，讀後讓人幾乎喘不過氣來：“對身為前歐盟委員會主席，並且以引導義大利採納歐元為自豪的他來說”。原文摘自《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2006年4月16日Prodi Plan to Leave Britain out in EU Cold一文：As befits a former head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ho prides himself on having overseen Italy’s adoption of the euro, Prodi……

同一天的《參考消息》還有這樣一句，同樣令人難受：“……當時在巴黎，賴斯圍繞伊戰存在嚴重分歧時候如何修復歐美關係發表了演講。”原文出自《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2006nian 4yue 9ri Condoleezza Rice Piano一文：Ms. Rice…, when she delivered a speech in Paris about American rapprochement with Europe in the face of vehement disagreements over the invasion of Iraq.

這樣的譯文，無論是懂外語的，還是不懂外語的讀者都難以接受。王力先生曾在《中國現代語法》中專辟一章，討論歐化語法現象，並對一些“惡意歐化”的現象提出批評，他舉例說：“在西文里，形容詞不能單獨用為謂語，必須有系詞介紹。例如中國話‘他的妻子很好’，在英文里該是His wife is very good，而不是His wife very good，這種語法也漸漸影響到中國來，有些人傾向於把判斷句去替代一切描寫句，例如避免‘他的妻子很好’一類的句子，而說成‘他的妻子是很好的’一類的句子。於是‘花紅柳綠’變為‘花是紅的柳是綠的’，‘父慈子孝’變為‘父親是慈愛的，兒子是孝順的’等等。”甚至後來連最後的“的”也省去了，變成了如下錯誤的句子：

“轟炸機頭上有兩三個發動機，發出來的聲音是很沉重。”（三十一年七月一日《朝報》副刊）

“每一架重轟炸機的發動機至少都有兩部以上，且在飛行時，其發出的聲音是非常大。”（同上）

洛德（Robert Lord）和鄒嘉彥（Benjamin T'sou）曾對香港的漢語異化現象作過專門研究，其中的一些例子很有代表性，如：

（1）“整座建築物像監獄多於旅館”、“場面似政治集會多於選美會”、“看來要成為百萬富翁是講實力多於運氣”。

（2）“擊落多一架來歷不明的飛機”、“發射多一枚導彈”。

（3）“還留在世貿中心三小時”、“他鮮有逗留在同一個地方兩天”、“可以生活在環境惡劣的地道內兩年”

（4）“有需要向李文和進行全面調查”、“市民暫時沒需要注射炭疽病疫苗”、“直升機當時並未需要進行搜救”。

（5）“發言人說，是時候對人身安全提高警覺”、“我和你母親已不再年輕，你是時候照顧自己，重新做人了”、“雖然兒子仍年幼，對金錢的概念仍然十分模糊，但我認為是時候讓她開始學習認識金錢”。

上面的五組句子顯然是對英語的“剝皮式”照搬。例如，（1）顯然是套用了英語的“more A than B”。（2）可視為“one more”的翻版。（3）源於英語的“動詞 + 賓語 + 時間或頻率狀語”結構，如：He has been to Beijing many times。（4）取自“There is a need to do something”句型。（5）最為奇特。是把英語中的“it is time (for someone)to do something和“it is time that-clause”兩種句型改為了“someone is time to do something”。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對“有”字的亂用，如，“至少有找到六十二具屍體”，再看“禽獸業聯會顧問郭志有表示”一句，恐怕沒有誰會想到這位顧問其實“姓郭名志”，“有”字純屬多餘。當然，香港處在極為特殊的雙語環境下，語言更容易被異化，大陸英語熱的持續增溫，我們不得不提高警惕，謹防漢語的畸形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