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莊嚴寺

大莊嚴寺始建於隋仁壽三年（603年），是隋文帝為愛妻文獻獨孤皇后所立，初名“禪定寺”。文獻皇后雅好讀書、識達古今，並且深度參與朝政，隋文帝對妻子很愛重，宮中稱帝後為“二聖”。隋文帝和皇後夫妻雙雙崇尚佛教。仁壽二年（602年）獨孤皇後去世，傷懷不已的隋文帝於次年為妻立寺追薦陰福。禪定寺位於隋唐長安城的西南隅。寺院規模宏大，占永陽坊之東半部，以後又將永陽坊北鄰的平坊之東半部亦劃歸寺內，總面積為60公頃。主持修建大興城（唐改稱長安城）的宇文愷，“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勢微下，乃奏於此建木浮圖。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隋大業三年（607年），煬帝為文帝立寺曰大禪定寺，佔了永陽坊與以後划入的和平坊的西半部。寺院的規模建制與東鄰的禪定寺完全一樣，亦建有木浮圖，高度與之相埒。唐初德元年（618年）因為隋文帝曾自立法號，稱“總持”，又呼獨孤皇後為“莊嚴”，故改二寺名為“大總持寺”、“大莊嚴寺”。

作為皇家寺院，大莊嚴寺不只規模宏大，而且殿宇壯麗，為當時京城之最。所謂“殿堂高聳，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且寺內營飾華麗，寺壁多繪有名家壁畫，萬象紛呈，璀璨奪目。如南門外白蕃神為尹琳所畫，中門外兩大幅畫是號稱“畫聖”的吳道子的弟子盧棱迦所畫，總持、莊嚴二寺的門額均為少詹事殷令名所書。這些都譽滿京都。唐初京師的碩學名僧如智首、道岳等都曾在寺內主持寺務。玄奘法師年未弱冠時，曾偕其二兄長捷法師到京遊學，就慕名住在莊嚴寺內。大莊嚴寺內林木叢茂，風景宜人。據稱寺內：“密竹翠松，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從“寺中常貢梨花蜜”的記載可知，寺內必然廣植梨樹。所以莊嚴寺一直是京師黎民士庶遊覽避暑的好去處。尤其是在總持、莊嚴二寺內巍然屹立的雙塔，已經成為隋唐長安城西南隅的標誌性建築，成為人們登高遠眺的遊樂勝地。唐景龍年間，中宗曾在九月九日重陽節時，在寺塔上開筵席，陳伎樂，賜菊酒，宴群臣，並與群臣倡和吟誦，留下了膾炙人口的詩篇。大莊嚴寺內又珍藏“法門法獻，從烏踵國取以歸”的佛牙。每年定期舉行供養佛牙的盛會，豪門貴族、僧俗士庶爭相到寺隨喜，頂戴禮拜，發願布施，鼓樂喧天，更是傾動京師。

關於總持、莊嚴二寺之木塔：先建的是莊嚴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百二十步；而後建的總持寺塔，其“高下與西浮圖（應是東浮圖）不異”。兩塔的高低一樣，這很明確，但建築形式同否則不詳。再據《續高僧傳》的記載，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煬帝“奉為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的記載看，兩塔都是七層。看來，兩塔不只高低一致，建築形制也是一致或相似的。

文獻記載莊嚴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按隋尺折算，高三百三十尺約合近百米，周長一百二十步約合178米。對比現存至今的唐代磚塔大雁塔高64米，小雁塔高45米，而木結構塔高達百米，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從中國古文獻記載建築高度，多不精確，常有誇飾看，或也屬此。但又據文獻記載二塔修建的工期，莊嚴寺塔用了八年時間，總持寺塔用了五年時間看，工程是十分繁巨的。由此可見，二塔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其高雖可能不至百米，但也應該是相當巍峨的！又據唐代詩人對莊嚴、總持二寺木塔的吟誦，有時稱其為“浮圖（即塔）”，更多的則稱其為“閣”。如宋之問的應制詩題稱：“奉和聖制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閣”。而同時與會的李嶠、劉憲、李乂等都題為“閏九月九日幸總持寺登浮圖應制”。此後的詩人岑參、耿常等誦題均又稱其為“閣”。但對照同是佛教建築的慈恩寺塔——大雁塔，唐人對其均呼作浮圖或塔，絕無稱其為“閣”者，究其原因，可能是武則天長安年間（701—704年）重建的大雁塔已不是初建時的仿西域窣堵波的形式，而是依照國傳統建的樓閣式七層塔，塔體由青磚砌成，每層四面各有券門，以便眺望。隨稱為閣樓式磚塔，但與中國傳統的樓閣建築形制相去甚遠。而莊嚴、總持二寺也是七層浮圖，但塔體為木結構，其每層周匝的門戶窗檻、迴廊欄桿，其形制更接近於當時土木結構的樓閣建築，或因之人又逕稱其為“閣”了。

大莊嚴寺在長安城內的諸多佛寺中，一直處於十分突出的地位。不但受到廣大僧侶信徒的尊崇，也得到唐朝廷的重視。唐朝廷常在寺內舉行各種法事齋會。每遇誕辰忌日在此舉行祈禱祝福，皇帝也至寺禮拜遊覽。對寺院的住持、上座等高層的任命，往往由唐朝廷遴選碩學大德來擔任。剃度僧人、布施供養更是經常的事。在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力禁佛時，京城內的佛教寺院大多遭到禁毀，但仍明令在街東保留慈恩、薦福二寺，街西保留西明、莊嚴二寺。由此亦可見其在京城諸佛寺中的突出地位。大中七年（853年）宣宗幸莊嚴寺“禮佛牙，登大塔，宣問耆年”時，稱讚莊嚴寺“復殿重廊，連甍比棟，幽房袐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宮，高明寡匹。”改寺名為“聖壽寺”。可見，莊嚴寺在禁佛之後，仍保留著昔日的盛況。而這時的總持寺則是“香徑甚侵，尚存基址”，已經廢毀。但未提及總持寺木塔，或已蕩然無存。故宣宗敕令重建，總持寺得以稍有恢復，但已遠非昔比。史載大曆十年（775年）莊嚴寺塔遭雷擊而起火，幸賴寺僧數百人撲救，而“棟宇無損”。經過會昌禁佛，宣宗登塔遊覽，可見莊嚴寺塔屹立如故。

咸通三年（862年）懿宗“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可見大莊嚴寺在有唐一代，一直保護著顯赫的地位。

唐末戰亂兵火，唐長安城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大莊嚴寺也不能倖免。五代時，外郭城已遭廢棄，僅縮守原來的皇城，位於唐長安城西南隅的莊嚴寺，已處於遠離府城的郊野。但由於莊嚴寺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更可能是由於木浮圖在劫后尚存的緣故，宋元時大莊嚴寺得以重建，而稍具規模。但元末兵火中又遭浩劫，屹立了七八百年的莊嚴寺木塔也遭焚毀。明代又對莊嚴寺重建恢復，但在明末戰亂中，又廢毀殆盡。清初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陝西巡撫鄂海等主持修建了殿宇，重塑了佛像，又建立了五楹大閣，使大莊嚴寺又稍具規模。清同治年間又遭兵燹。清代末季，已無力恢復，殿宇頹敗，遠非昔日。新中國成立后，為保護西安古城的文化遺存，在寺址建立了木塔寺苗圃。寺院舊址僅可見磚砌三門的中間門洞，原大殿殿基前左右列植的兩株龍爪槐尚鬱鬱蔥蔥。寺址北端有雕花青磚砌築的窯洞式建築，仍然殘存。清康熙、嘉慶年間所立的幾塊碑石，已仆伏於茂草中了。

2004年5月，西安歷史名城研究會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隊，對唐長安城西南隅遺址進行勘探時，在西距唐城西牆280米、南距唐城南牆440米處，發現一處45米見方的夯土基址。夯土基址中部的厚度為2.1米，周邊約1.7米，估計應是大總持寺木塔基所在。此塔基向東400米，即今木塔寺苗圃東南，已為臨時建築疊壓，據當地故老稱此處是一方形夯土基址，1958年曾將台基石條挖出作大鍊鋼鐵之填料，20世紀50年代的地形圖上對此處也有標示。從兩者東西對稱的位置看，此處應是大莊嚴寺塔塔基所在。

由於大莊嚴寺和大總持分佔永陽坊的東西部，到了唐代又將空曠的和平坊的東、西分別划二寺。根據鑽探資料，永陽坊東西寬約1100米，坊內南北大街中分東西各為540米左右。道東的大莊嚴寺是先建的，發現的塔基位置西距坊內南北大街約百米，東距東坊牆約430米，可見其塔基不在寺院中軸線上，而是位於寺院偏西北的部位。發現的大總持寺塔基遺址的位置則在東距坊內南北大街約300米，西距西坊牆約230米處，由於“寺內製度，與莊嚴寺正同”，其塔的位置也應在寺的西北部。以此推測，大總持寺的殿宇建築布局是以坊內南北大道為準，向西按莊嚴寺的布局規劃。總持寺塔基距坊內南北街300米，而莊嚴寺塔基距坊內南北街約百米，故估計其寺院建築可能是在東西面闊400米的範圍內布局的。在總持寺的西側應有百十米的空曠地，同樣在莊嚴寺的東側也應有百十米的空曠地，應是寺內園囿綠化的地方。

另外，在兩塔塔基北側各發現兩處夯土基址，估計應是寺院的殿宇基址。

舍利函

在大莊嚴寺佛塔塔基內，考古專家發現核桃園一號建築基址與2002年發掘的趙彭城北朝佛寺塔基極為相似。“趙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下面的夯土中曾發現磚函，當時判斷為存放舍利函或佛教聖物之地，可惜由於早年被盜，函內已空無一物。當時就感覺這個遺址應該也有類似的構造，果然有了驚人的發現。”鄴城考古隊專家介紹。在距離大莊嚴寺塔基基礎中心夯土面2.3米的下方，基槽內最後一層卵石層的中心，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個與舍利瘞埋有關的近方形的石函，石函的四角外側分別擺放一個青釉小罐，南面偏東處還有一個較大的青釉罐，罐內置放各類珠飾。石函為青石質，略呈正方體，由函蓋和函身兩部分組成，長42.5－44厘米、寬36－38厘米。石函通體較為粗糙，未經打磨，保留了鑿刻痕迹，在函身上邊緣四角刻有字跡。石函內包含物種類繁多，其中主要以大量腐朽的有機質物品為主，還有各種質地的管、珠、墜飾、圓形和橢圓形石飾、銅錢、銅飾件及玻璃器殘片、鐘乳石殘段等，其中保存較好的一件長頸玻璃瓶中還殘存有水銀。 “舍利石函內放置物品類別多與佛經中的七寶有關，而長頸玻璃小瓶可能屬於舍利瓶，小瓶中所盛水銀可以理解為舍利的替代物。”據何利群博士介紹，舍利函是佛教聖物，是盛放佛祖或高僧火化后的屍骨的容器，是極為珍貴的文物。出土石函保存完好，其中包括相對完整器物98件，另有玻璃殘片等。石函內的“寶貝”讓人大開眼界，中部穿孔的瑪瑙珠有圓形、橢圓形和稜錐形，顏色分為橘紅色、橘黃色；透明的白玉髓環透著漂亮的層狀紋理，乳白色圓形的玉髓珠和無色透明的水晶半球飾光彩奪目，還有琥珀珠、玻璃珠、銅簪等等。據何利群博士講述，目前發現我國最早的佛塔埋藏的舍利容器是北魏太和五年(481年)定州佛塔塔基中的舍利石函，但遺憾的是，在1964年的搶救清理中沒有確定該石函與夯土塔基的位置關係。北魏洛陽城永寧寺塔基也曾發現懷疑為地宮或瘞埋殘跡。永寧寺塔基西側有一橫穴式盜洞，盜洞直抵夯土塔基中心部位，清理到兩米深仍未到底，因地下水位原因而放棄。趙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的發掘，在中央塔剎柱礎石下面的夯土中築有正方體磚函，因早年被盜，函內已空無一物。 “此次發掘的核桃園一號建築基扯，明確顯示出在方形木塔基礎的施工過程中，瘞埋石函、青釉罐、銅錢等遺物是十分重要的營造環節，且出土的石函等未被盜擾破壞，獲得了完整的實物資料，凸顯了其重要性。”鄴城考古隊專家表示。大莊嚴寺塔基是以石函為核心舉行埋藏活動，這與位於遺跡西約600米的趙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中發現的砌築磚函埋藏聖物的方式不同，而與定州北魏塔基夯土中出土的太和五年舍利容器相似。大莊嚴寺塔基出土的舍利石函，不僅反映了方形木塔基礎部分建築程序與埋藏禮儀之間的關係，其出土的遺物也是研究中國早期佛塔埋藏制度的珍貴資料。